北大社《人文姿态——中西文明比较随笔》序 - 精品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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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社《人文姿态——中西文明比较随笔》序

2007-03-06 15:58:56 来源：北大出版在线(信息中心)2007-01-09

外游——内游
外游只是从外部世界获得一大堆纷然杂陈的感官印象。内游则是将这些印象上升、提炼为思考和观念，成为闪闪发光的结晶体。
外游是表层的；只有内游才能进入深层，构成生命之旅的“地质层”。
我重视外游，更看重内游。
——2005年夏日

内游即心游，撰写本书便是心游。外游是前提，内游是结果。宋代欧阳修就强调欣赏音乐“不以耳而以心”：“弹虽在指声在意，听不以耳而以心。”旅游也是不以眼而以心。说得全面些是以“眼—脑系统”。

自1988年到2004年，我先后四次作为访问学者造访了欧洲，收益匪浅。因为我的主攻方向之一是东西方文明比较研究。

关于东西方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该有多少话要说！说清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谓世界，我看主要就是东方和西方交叉而成的一个黄金十字架。

我忘不了1988年晚秋我坐火车从北京经过西伯利亚去莫斯科、柏林的情景。我更忘不了跨过欧亚两大洲界碑时那几分钟的心理感受。

打开地图，亚洲是个面，欧洲也是个面。

根据平面几何，欧亚两大陆相交是一条长达上万公里的曲线。在该曲线上，人们可以（人为地）设置许许多多座界碑，即许多个点。我所跨过的界碑仅仅是其中一个点。当然，该界碑比较著名，因为它地处铁路旁边。

事实上，苏联欧亚界碑有大大小小许多座：它北起乌拉尔山脉的北端，南至乌拉尔河的尽头。这些界碑建造于不同年代，竖立在不同地区，且建筑造型各异，高矮不等。每个界碑都有一则有趣的故事，当寒冷的北风掠过荒凉的山谷，仿佛都在那里喃喃地叙述一段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本质上是扩张主义的血腥历史。

后来，我多次坐飞机，从1万米的高空俯瞰过乌拉尔山脉，我在努力看出欧亚两大洲的界线。我知道这是徒劳，但毕竟有了一个意外收获：

在晨光照耀下，我看到了欧亚两大洲交接地带弥漫着一团悲壮的原始蛮荒的氛围。

我没有机会像宇航员那样从太空看地球，只能把波音客机作为航天飞机的代用品，这对我观照东西方的人类文明之旅是大有好处的。这才是“登东山而小鲁，登

泰山而小天下”的广阔视点和“四文”姿态。

我从波音客机往下看欧亚分界线，多少有点小东西方人类文明之旅的效果或况味。

早在彼得大帝时代，俄国地理学家塔季谢夫曾首次提出以乌拉尔河为欧亚两大洲的分界线。1986年夏天，为纪念欧亚两洲分界线的划定者诞生250周年，俄罗斯人又竖起了一座新界碑。

作为东西方文明比较研究的一位学者，我有生以来头一回跨过这座界碑，算是一件大事。它仿佛是一个重要的符号在那里提示我；又仿佛是一部打开的书，呼唤我去研读它，鼓励我去反刍、咀嚼、体验、比较、思考。

这座界碑对我之所以是如此重要，因为它在短短的几分钟内让我感受到了多重光辉的烛照：

自然地理的，人类进化历史的，世界政治的，东西方文明相互交汇的，人类文明哲学基础的……这正是“王”这个汉字的内涵。

如果你在这界碑面前不若有所思，你就不配将东西方文明作一比较研究；恰如你站在普希金铜像下面若是无动于衷，麻木不仁，你就不配开口议论整个俄罗斯文学。

1988年10月30日（在我们一生中，有些日子是要记住的），莫斯科上午时间，北京下午时间，火车即将跨过欧亚两大洲的界碑。我的心情是不平静的！

苏联领土跨欧亚两大陆，分欧洲部分和亚洲部分。北京至莫斯科，全程7865公里；从欧亚界碑至莫斯科只剩下1777公里。

在亚洲，我当然坚持使用北京时间；但只要我的一只脚一踏上欧洲的土地，我就开始使用莫斯科时间。

一路上，铁路两边依旧是延绵不尽的松桦林。“延绵不尽”这个词用在这里才是地方。突然，阳光从乌云的周边极其壮丽、神圣地漫射了出来，普照着辽阔大地上的初雪，临照着离正在行进的国际列车约摸两百米远的一块高高的界碑。我的心不由自主地颤动了一下！（在我们的人生之旅中，这种性质的颤动是非常有益的、养人的。）

我赶紧按了一下相机，宣告我——一个正宗的亚洲人，第一次正式地跨进了欧洲的土地，时间是1988年10月30日上午10点52分（莫斯科时间）——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使用欧洲时间。

这是坐火车的好处。尽管火车比飞机慢很多，但能亲身经历许多细节的魅力。波音客机从1万米的高空一掠而过，能有坐火车的感觉吗？可见上帝是平衡大师。你在这里得到了速度，你在那里便会损失掉许多富有魅力的细节；你若想获得许多动人的细节（感官印象），你就要付出数十倍的时间。——这里恰好是东西方文明的长短处：

如果我乘坐东方农业文明的牛车、马车从北京去莫斯科，一路上我会走几个月，很辛劳，但内外阅历和见闻会很多很生动，充满了细节；若是我改乘飞机，只需九小时，但留给记忆的只能是一团高空云雾和一片空白！——追求“力和速度”正是西方工业文明的精髓。

怎样才能将东西方文明的优点都拿到手呢？这也是我最近十多年思考的课题。于是我打开了《旅欧日记》（第一册），草草地写下了一首诗：

停一下吧
我要站在这里
分别用两只脚
踏着两大洲的土地
仰观俯察
左思右想
东西方文明的差异
世界新格局将出现在下个世纪

我忘不了10月27日当国际列车跨过蒙、苏边境停靠在苏联境内第一个车站的时候正是夜里11点半。

一位身材高大的苏联军官和一名健壮如公牛般的士兵蓦地出现我面前。又一次例行公事：检查护照，办海关过境手续。在一切办妥之后，已是12点。

我松了一口气。往车窗外一看，正好对着一个古老的车站。根据我的判断是帝俄时代的建筑，上面镶嵌着一串用很大的俄文字母写下的站名，译成汉语是：纳乌什基。

因为列车要在这里停靠两个多小时，所以我决定下去走走，用我的双脚亲自踏在过去的柴可夫斯基的俄国、当今苏联的土地上。同我结伴下去的是苏格兰小伙子多姆尼克。

我面前出现一座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俄罗斯风格车站建筑（可见建筑是个多么重要的符号，而且时间这个第四维很关键），两旁是一排高大、挺拔的白桦，树上筑有鸟巢，鸟巢的上空静悄悄地悬挂着一个清白的月外加一颗超亮度的大星星，突然从木栅栏后面闯出一条小洋狗的时候，我便暗自用无声的语言兴奋地叫了起来：

哦，这回我的的确确是来到了过去的俄国，今天的苏联！

自那以后，17年一晃而过。其间整个世界发生了多少大事件！其中最大的事件是苏联解体，它又回到了原先的俄罗斯。不到100年，历史画了一个圆圈。

世界是什么？

世界就是在整个宇宙时空大舞台上发生的所有大小事件的总和，包括东方文明之旅和西方文明之旅的一些决定性事件。

至于将这两者作一比较，则是我在本书中要做的工作之一。

我说过，我历来喜欢站在一些交接点上去感受、体验和把握多姿多彩、错综复杂的人生世界：

生与死，时间和空间，太阳与地球（日地关系），黎明与黑夜，春天与冬天，数学与物理，代数与几何，动与静，个人与社会，领袖与群众，命与运……

这回是亚洲（东方）与欧洲（西方）。

我原以为东西方文明在各个方面（思维方式、人种、语言、哲学……）有很大差异，估计在两大洲的交接处，它们的地形、地貌、日出、日落、刮风和下雨、大气压力、动植物群落、重力加速度、光速、普朗克常数、电子电荷、精细结构常数和阿伏伽德罗常数……都会发生一些骤变，甚至会出现一条明显的鸿沟。其实我完全错了！

当火车跨过界碑的时候，上述有关项目（包括电学、力学和热力学原理）的一丝一毫变化我都没有觉察出来！

就连我小时候去外婆家跨过一条半尺宽的田野小水沟的感觉都没有出现。坐在火车上，一切都是平滑的，稳当的，那是一次平和的过渡和交接。如果东西方的力学定律有差异，比如牛顿力学只适用于欧洲，那么，一进到欧洲，火车头、车厢和铁轨，以及发电机、电动机……都要从亚洲型换成欧洲型。

再比如说，π在亚洲的数值是3.141……在欧洲则是3.169……那么轮子都要换，问题就麻烦了！

幸好不是这样。

这便是我进行东西方文明比较研究的最坚实的自然哲学基础或大背景。——指出这点非常非常重要。

东方或西方，都在同一个苍穹底下，大地之上。都耕种小麦。东方人用面粉做成馒头，西方人则把面粉烤成面包。外表形式不一，实质相同。——这才是东西方文明相互可以比较和理解的深层基础。

是的，馒头（或肉包子、馄饨）和面包是可以互相理解的。

第一次踏上欧洲的领土，我不仅深感自己对西方文明（包括它的源头古希腊罗马文明，以及基督教的历史）理解的浅薄，同时也痛感自己没有吃透中华文明的精神（包括儒、道、佛的哲学，以及中国传统建筑语言等）。

到了欧洲，我应该宣讲中华文明；回到亚洲，我应该介绍西方文明。

这是我在火车上暗暗为自己制定的努力目标。我达不到，但可以不断努力，去接近目标。

从事东西方文明比较研究要有一个重要前提：

先要有自己的牢固立脚点。不然，将自己投入纷然杂陈、波涛滚滚的西方文明汪洋大海中去，只能使自己变成被风浪所席卷、不知所措而被弄翻的一片飘零的落叶！

立脚点扎下的根越深，同西方文明进行交谈、对话时就越主动、有力，也越能取得成功。

我想，我的立脚点只能是中国儒、道、佛（或叫儒、释、道）；只能是中国文学传统及其文艺理论，还有中国山水画、音乐和建筑语言符号系统。一句话，我的立脚点只能是中国伟大的农业文明或叫中华文明。

东方农业文明是缓，是柔，是温，对大自然亲近。

西方工业文明追求力和速度，离大自然越来越远。

如果我对农业文明把握得越好，面对工业文明就越能吃透，不心慌，不困惑。

在四次访欧期间，我动用得最多的积累当推唐诗。从骨子里，我是用唐诗的眼光去感受、体验和观察欧洲的，包括欧洲的昨天。

没有唐诗，我就游不成（指心游）欧洲。即便是游了，也只能是看了看热闹，收获有限。要知道，唐诗是中国农业文明的精华，是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宝库。

我想起晚年的托尔斯泰。

因为他有了自己的根，而且很深，很牢，所以才能成功地同孔子、老子、孟子和墨子进行建设性的对话。1891年，有位出版家问他，世界上哪些作家、思想家对他影响最深？他回答说，孔子和孟子“很大”，老子则是“巨大”。

从1877年托尔斯泰便开始阅读老子的著作。1893年，他同波波夫一起，根据德文译本翻译老子的《道德经》。后来，他便将“道”和“无为”的思想发展成了“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理论，主张用“无为”来对待一切事物。

在西方，老子和孔子是齐名的。

2004年我在柏林书店便看见《道德经》的两个德文译本并排放在一起。不是畅销书，是常销书。滴滴答答总有人买。

坐在1988年的俄国餐车上，吃着俄罗斯黑面包，眺望窗外往后移动的田野、湖泊、森林和村庄，想起托翁对老子的热爱，别有一番情趣和启发。

在西欧，托翁是最有影响的一位俄罗斯作家。人们更多的是把他看成是一位思想家，而且具有深沉的宗教感。同托翁齐名的是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们的火车越向西，朝莫斯科方向急驶，沿途的建筑风格就越呈欧洲风格。我又一次猛然意识到作为语言符号系统的建筑的重要性。

坐在火车上跨过欧亚界碑，林语堂先生有句格言便回荡在我耳际：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这气魄是够大的了。

其实，它是一面旗帜，许多年，我正是在这面旗帜下做了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西方或欧洲文明是块“特大蛋糕”。我啃不动，只能从中切割出几小块，于是便有了本书的几编。我只能“取一勺饮”。1900—2000年这100年光俄罗斯就发生了多少大事啊！苏联的兴与衰，要用整整一卷50万字的篇幅才能勉强说清。

中国古代诗人对“旅”这个汉字是情有独钟。比如，除了“旅情”、“旅思”、“旅枕”，还有“旅愁”、“旅酒”：

波上旅愁起，天边归路长。（温庭筠）

旅酒侵愁肺，离歌绕懦弦。（李贺）

旅枕原无梦，寒更每自长。（吕本中）

只有到了欧洲，我才真正体验到了“旅愁”、“旅酒”和“旅枕”的况味。

2004年，秋日的巴黎，夜半起风下雨。我会突然醒来，这时候，也只有这时候，我的思想感情才最活跃。

遇上这种情景，我便会伸手去拧开灯，往《旅欧日记》上写下一段“旅枕”的感悟。
其实，读者手中这部书稿正是我的《旅欧日记》（共三本）精心加工和提炼的结果。——那是我心“眼”中的欧洲。

如果不能从肉眼提升到心“眼”，我就不能说我到过欧洲。

这提升，正是一种“四文”姿态。

我有姿态，故我在。

《人文姿态－－中西文明比较随笔》赵鑫珊著，2007年1月出版，定价：35.00

来源：北大出版在线(信息中心)2007-01-09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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