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狼与虱子的生死沉浮——《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5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精品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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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狼与虱子的生死沉浮——《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5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朱鸿召

2007-12-11 10:26:44 来源：《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5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延安时期，与革命队伍关系最密切的两种自然动物是狼和虱子。狼，被描述为“侵略者”，像敌人一样受到舆论与暴力的追杀。而虱子却被推崇为“抗战虫”，借以考验知识分子投身革命，与工农大众打成一片的意志信念。这样，在延安特定的历史时空和革命语境里，狼与虱子就有了各自不同的命运浮沉。
　一
　陕北地区，地广人稀，干旱少雨，素来狼生野外，虱子在农家，这两种大自然的尤物与老乡们相随相伴，怨缘远结，难解难分。
　1939年12月，时在山西观亭镇的民族革命大学所属前方剧团学习演出的孟于到了陕西宜川，从地图上看这里距离延安不远，就和另外两名男生石鲁、陆树本一起结伴，奔赴延安。她晚年回忆说：
　因为那时候在阎锡山统治的地方，还是偷偷地走的。我们三个人，带着一个脸盆、一些咸菜，买了一个很大的饼，还有一盒火柴，拿着一个指南针，身上多穿两件衣服，就跑。走到路上，碰见一个打柴的老乡，问他这条路好走吗?老乡说好走，翻过这座山，那边就是红区了，你们就去吧，但是路上有狼，不过你们不要理它，它也不管你们的。这狼还不吃人呢?他说不要紧，你们不惊动它，它也不会吃你们的。走出去十来里地的时候，果然看见狼。三只狼就从那边走过来了，我们心里很紧张。男同志一人拿一根长棍子，我把棉袄里的棉花都撕出来拿在手上，这个手拿着火柴，因为说狼是怕火的，等到狼一过来的时候，他们两个打狼，我就点火。就这么说着，很有信心地走，果然那狼没有光顾我们。心里刚舒口气，回过头一看，怎么又有狼来了!这次是六只狼，其中还有两只小狼。这次惨了，这么多狼，可怎么办呀?转念一想，不要紧，刚才有经验了，咱们为革命死都不怕，还怕狼吗?走!大家鼓着劲走，走出去好远，赶快回过头一看，果然狼没有跟着。哎呀，狼没有跟着我们!可是，等我再看看我的手，那棉花都捏得湿透了，全是出的冷汗，火柴也点不着了。
　当时孟于17岁，他们这次翻越的山脉，是从东南方向到延安的秋林、劳山林区。
　此前1937年8月，陈学昭以重庆《国讯》杂志特约记者身份在延安采访，在发出的报道中写道：“延安的城外山里，狼很多，大早与黑夜，一群一群的出来，不过都是小狼，见了人多，它们就跑了。如果一个人，那它会来咬的。山里的小猪小驴常被它们咬死，拖去吃掉。”
　1943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毛泽东领着七八个同志乘车，从枣园到延河边其他单位参加晚会。车行在半路上，忽然嘎的一声停下了。“这一急刹车，使车里的人被颠得前仰后合。坐定之后，大家定睛一看，二三米远的地方站着一条恶狼，瞪着两只射出绿光的眼睛，凶恶地张着大嘴，像要把车子吞掉。”车里坐着几位小姐出身的革命女青年，当时就惊恐地喊了起来，“哎哟!”司机不敢往前开，想后退也不大可能，正在犹豫之间，毛泽东沉着地说“你把车子的大灯打开!”司机连忙按电钮，刹那间，左右两个大灯一齐射出白色黼光，把狼映照得清清楚楚。礁狼并没有马上走开，因为只要它们当时没有做什么亏心事，就依然故我，我行我素。众人无奈，毛泽东又对司机说：“再按几下喇叭!”司机使劲地按喇叭，宏大的声响在沉寂的夜空中轰鸣，那条大狼才夹着尾巴远遁了。车子继续前进，毛泽东责备说“你们这些人，连一条狼也对付不了!如果敌人来了，你们这样怕，只有投降了。”说得大家很不好意思。接着，他又开导说：“制敌要有智慧，要有策略。用枪很容易把狼打死，但今天不是打枪的场所，也不需要开枪。狼怕火光，又怕狮虎吼叫，车上的灯光和喇叭，就可以代替火光和吼声。抓住敌人的弱点嘛!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车上的同志们都觉衔艮受启发。
　中央医院坐落在距离延安城西北方向大约十公里处的李家飒，十多个窑洞一排，等于建在山野里，深夜经常能听到狼声和猫头鹰叫声，偶尔还有豹子出现。没有电灯，手术用的是汽灯，平时护士夜里值班查房，只有手提一盏小马灯。这样的环境条件锻炼了护士们的胆量，大城市的小姐气被一扫而光。医院饲养员梁寿其，50多岁，河北人，一个人喂养二三十头猪，细心照料，不怕脏和累。
　一天夜里，猪的嚎叫声惊醒了他。他不顾天寒地冻，光着屁股便爬起来大喊“撵狼!”不少同志也闻声出来赶狼，见他一丝不挂，都觉得好笑。第二天，生产办公室的陈岘便编了一套顺口溜表扬他：“老梁，老梁，半夜起床，光着屁股，跑去撵狼!”一时间被传为佳话。
　同样远在延安城西北郊外蓝家坪山上的马列学院，有一位工友老齐，平时他负责该学院水房里的烧水事宜，却有一手善于夹狼的本事。据当时在该院学习的陈明晚年回忆：
　陕北山沟狼多，每当深夜，在睡梦中也能听到远远传来狼的嚎叫，真像有人在黑夜中哭泣。学院炊事班为了改善伙食，喂了几只猪，这些猪便成了招引野狼的猎物。炊事员在猪圈的土墙上用石灰画上大圈圈，但是狼群并不害怕土墙上这白色的大眼睛，深更半夜，圈里的肥猪常常被狼咬着耳朵，用尾巴敲打着拖走。老齐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铁夹子，埋在猪圈附近狼群必经的路旁，在土层上面丢一些骨头烂肉。狼来觅食，踩着铁夹子便被夹住，铁夹子连着一块大石头，狼力气再大也拖不动，逃不脱。这样，夹着过几次大狼小狼，圈里的肥猪安全了。老齐剥狼皮卖钱，炖狼肉给大家吃。大家都称赞他。可是，久而久之，伙食科里养的两只大狗老远见着他，白天也冲他吠叫。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是老齐身上带有狼味!
　猪是革命队伍里的集体财产，受到狼的骚扰侵害，当然要想方设法将狼赶尽杀绝，食肉寝皮。可惜的是，狼肉并不鲜美。
　侯波、徐肖冰回忆说：“陕北有狼，有一次我们打了一只很大的狼，大家都高兴坏了，扒了狼的皮，把狼肉放在锅里炖，一会儿肉香就飘满了整个学校。我们总可以解解馋了，可是谁也没想到等我们真去吃的时候，狼肉却是苦的。你说奇怪不奇隆，闻着那么香，一吃却苦得把舌头都吐出来，白费了我们那么多功夫，还把我们的胃口都给吊起来了，却让我们空喜一场。”其实当地老乡们都知道，狼不仅叫声凄苦，而且其肉酸苦，除了一张毛皮之外，实在是属于无用之物。
　1946年5月，在第三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一次大会上，参议员李国芬、刘建章、郝显德等八人提案《积极提倡奖励打狼，以免伤害人畜案》。提案认为：“边区各地多山广林，一年四季狼豹三五成群伤撇很多，甚至吞噬屡见不鲜，尤以延长、固临、志丹、甘泉等县为甚，如不积极打杀实属有碍人财两旺。”
　此项提案在参加会议的170名议员中，以101票通过。随后，边区政府颁布命令，号召各级政府积极打狼。
　一年未到，国民党军进攻延安，此项命令曾一度中断执行。但1949年后又恢复执行，陕西各地都涌现出一批打狼英雄。到1990年代初，整个商州地区只剩下15只狼。
　二
　与狼的命运截然不同的是，虱子却被革命队伍所容忍、接受，并获得美名。
　赵超构在《延安一月》中写道：“扪虱开会的参议员，这是绝妙的新闻，但是这新闻并不足为延安人之耻。虱子是那边农家的‘好朋友’，生虱子的问题决不像我们这边看的那样羞辱。没有虱子的参议员，那才可怪呢!”革命队伍从江西苏区到陕北，长征路上食不甘味，寝不暖席，虱子也就相生相伴了。对此，革邻入伍里的中国同志们，无论男女，无论知识分子或工农干部，都不屑谈此。只有来到革命队伍里的外国人才大为惊诧，留为文字。
　1935年1O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次年6月至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保安采访。“我记得有一天我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此“寄生物”非它，虱子或跳蚤是也。
　一年后，当时的斯诺夫人，出身高贵的尼姆·威尔斯女士到延安采访，被安排住在没有被日本飞机炸毁前的延安古城里由原来的基督教堂改设的中央交际处招待所。她对革命队伍里的这些寄生物们特别敏感，想方设法，又无可奈何，在当时的新闻报道中就表示出自己的十分惊叹。陕北的“跳蚤却似乎有着某种撑杆跳的器官，因为它们跳的尺寸是没有限度的”。她把随身带来的帆布床和睡袋放在土炕上，“帆布床的四条腿下面，垫着四只装满煤油的香烟筒”。以此希望能防止寄生物们的侵扰，可是跳蚤竟然有能耐跳上去。“我用石灰粉填塞了所有的缝隙，但是，砖铺的地板上，仍然栖居着各种昆虫，有相互争斗的，也有紧紧拥抱在一起的。每天晚上，我把凉皮鞋‘束之高阁’，每天早晨把它
们抖了又抖，看看有没有蝎子和蜈蚣，有没有虱子和跳蚤。”在延安革命队伍里，她不能避免被跳蚤和虱子袭击。作为一个贵族身份的知识女性，清洁卫生是她的生活习惯，并且她有关于西方中世纪鼠疫灾难的常识。
　传播鼠疫的是跳蚤，而不是老鼠。这种致命的疾病，在地球上仍然流行的地方已为数不多了，而陕北便是其中之一。我永远不会忘记，鼠疫曾经毁灭了基督教人口的一半，于是，注意讲究清洁卫生，便在欧洲风行起来，而这一点，似乎在几个世纪之后，还没有传到中国。那年夏天，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住的那个院子里没发生鼠疫。不过，有一人得了伤寒，一人患了严重的痢疾，还有许多常见的小病。
　虱子肆虐，实在是当时的革销入伍没有什么很好的对僦。据傅迤唪的女儿傅维芳回忆，“我记得小时候捉虱子，多极了，每个人身上都爬满了虱子，那时刚从老乡家中接回，又脏又瘦。上保小后，虱子也挺多，经常是太阳晒，开水煮的。”虽然采取了种种措施，但虱子横行始终没有得到根本遏制。
　在延安，有人把虱子戏称为‘革命虫’，干革命的人身上有虱子是常事。最麻烦的是年纪小的女孩子，那些‘小动物’最喜欢把家安在她们的头发里，所以她们干脆推光头，让虱子无处藏身。”灭之不绝，只有承认之、容忍之，并冠以佳名，是为对革命意志的考验，对青年知识分子投身革命精神的挑战。
　其实，虱子或跳蚤本身都是讨厌的，但被派上了这样一个伟大的用场，人们在本来就“无奈小虫何”的基础上，心理上再一个转弯，就崇而敬之了，美其名日“抗战虫”、“革命虫”。这与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会反对洗澡，称颂污垢，认为“凡是能使身体变美的事物，都会导致犯罪”，所以，“虱子被称为上帝的珍珠，而虱子满身则是圣洁之人不可或缺的标志”，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1941年2月，延安中央医院陆续收到一些高烧不退、病情严重的病人。经检查，“有的患伤寒，有的患副伤寒甲、乙，还有斑疹伤寒和回归热”。到6月底这类病人就有27人，内科应接不暇，7月临时成立传染科。“8月份，传染病人便突然增加，统计8月入院各类传染病人达15人，9月17人，10月更猛增至57人。小儿科收治的传染病患儿，还不在此数。”当时该院病床总数仅有100余张，伤寒流行使得传染科、内科，甚至办公室都住上了病人。住院病人以延安大学和中央党校最多，分别为37人和12人。“由于预防措施没有跟上，中央医院工作人员染病率甚高，虽然还作过预防注射，护士患伤寒者竟达19人，占全院护士的四分之一还强，这就使得我们的工作一时无法进行。”在这种情况下，经有关部门同意，医院从延大和党校抽调徐洲等18人紧急充任护理工作，病情大约到年底得到控制。
　经过这次伤寒流行，中央医院成立“防疫委员会”，开展卫生防疫教育，延安革命队伍里逐渐注意消灭虱子。《解放日报》附设“卫生”专版，介绍虱子的种类、特性、消灭的办法。“不过灭虱、防虱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常洗澡，常换衣服，总之，讲个人卫生是最好的办法了。”可惜的是，这最好的办法，恰恰是当时最难办到的事。
　延安是革命大本营，和平环境，医疗水平相对先进，前方阵线的情况就严重得多了。1946年冬，在延川县拓家川新组建的第一野战医院(后称第五后方医院)收容了数百名从吕梁战役撤下的伤病员，中央医院派出外科主任周泽昭率领的手术队前往援助。据医生们回忆，他们在医护中最难对付的就是虱子。
　那时条件艰苦，没有衬衫更换，一身棉衣，白天穿在身上，晚还要靠它取暖。我们进到病房，一接触病人，鞋上、身上就爬了无数的虱子。怎么办？大家都觉得束手。后来有人想出一个办法：用火烤。我们把伤员身上已藏了虱子臭虫的铺草换下来，燃起篝火，两人一组，拉住四个被角，把被子展开在火上烤。这法子还灵，虱子一受热，便往火里掉，劈里啪啦，像爆米花一样。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但情况已大为好转。
　上石膏的伤员，石膏里面也生了虱子。我们就把棉花塞到石膏口上，虱子便钻到棉花里面，然后拿去烧掉。
　这么多、这么难以对付的虱子，这么艰苦的野外环境，疾病传染是不可避免的。
　1948年春，由中央医院部分改编的西北军区第一后方医院一所三连在宜川秋林，接受数百名瓦子街撤下来的伤病员。其中大多表现为发高烧、畏寒、全身疼痛、恶心、呕吐、腹泻、肝脾肿大，身上有出血状皮疹，个别的还出现便血、黄疸。这是明显的回归热特征。而回归热是通过虱子传染的。“要制止回归热的蔓延，首要的是断绝传染源——灭虱。”“范医生出了个点子：砌一个大锅台，装一口大锅，四周砌上1．5米高的围墙，锅里注满水，上面装上木架，把伤病员衣被装进去，顶上盖严，用大火烧水，蒸两个小时，取出晾干，把死虱甩打掉。与此相配合，更换铺草，给病人洗澡、洗衣，单衣服直接用水烫，把换下来的铺草烧掉。工作人员也照此法灭虱。"这样才基本上控制了病情的局部蔓延。

来源：摘自《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5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OO7年7月版，定价：5O．OO元)

本版责编：金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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