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一个岛完全被海水淹没了
第二天早晨我去找洛迪。
“我一直都是赤脚。”我们握手时,他说道,他注意到我在看着地板。
“我属于那种喜欢在我们传统的花园里干活的人,”他说道。“这些花园是在下沉的坑里面。我们在那儿挖土,种普拉卡,那是种有点像芋头的东西,种在大概低于地面一英尺的地方。这没什么关系,我过去常常在几个月后去收获普拉卡,没任何问题。不过大约10年前,我发现这些植物的底部开始腐烂了。”
他望着窗外,一场阵雨刚刚下完,给正午的酷热平添了几分湿润。“不止是这些，我去检查了其他地方的普拉卡,它们也一样,全都一样。我发现海水随着涨潮进来了,使得盐度太高,植物无法生长。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海平面确实在上升。”
带着对全球升温造成的第一波影响的切身认识,托里皮率领图瓦卢政府代表团参加了1997年在京都召开的联合国气象大会，此次会议促成了有关签订《京都议定书》的一致意见。在那儿他还发表了演讲,不仅谈到了侵入他种植的普拉卡的咸水,还谈到了另一个极为重要的证据。“我还告诉他们另一件能够证明海水在上涨的事情,即我们的一个岛完全被海水淹没了。没有了椰子树,没有活着的树,没有任何植物存活，只有岛的基部,只有石头和沙子。”
“那个岛叫什么名字?”
“特布卡萨维立威里。”我把这个名字写了下来，听起来很值得去看看。
“而且在京都,”托里皮继续说,“科学家们都在那儿解释这些气体,那些尾气,诸如此类的。所以我就说,好的,如果那是导致海平面上升的原因,他们应该采取措施阻止它。”
但没有人采取措施,于是就有了这个“移民”,于是整个岛国及其生活方式就面临着消亡。
托里皮的情绪有些沉重,但他的眼中有股坚毅之色。
“我的想法是现在是时候找个地方了,这样人民要搬家的时候,他们可以带着他们的传统、习俗和文化一起搬。有些人说不,不会发生的，他们不相信事情会到这一地步。所以我说,那么好,你选择哪个？是留在这儿,这样大家都会死,再也不会有图瓦卢人了;还是我们准备搬到另一个地方,这样我们可以生存下去?”
那股坚毅之色仍在他的眼中,我能看出来,这份坚毅来自于他终身所做的艰难的选择。
高潮
那天晚上稍早些时候,在机场跑道旁边出现了一个水洼。当时并没有下雨。但是水洼不停地变大,而且我看到慢慢地出现了其他一些小水洼,这些小水洼好像是变魔术般地从沥青路面旁冒了出来。我一脚下去,正好踩在一个水坑的中间。清澈的水就像泉水一样,从地上一个小洞喷涌出来。其他的小裂缝里冒出了一串水泡,这是水把地下某个深处的气体挤了出来。我把手指伸进其中一个小洞,感觉到清凉的水在手指旁涌动。
“这是高潮,”帕尼说,不知不觉他骑着摩托车赶到了。图瓦卢的珊瑚岩是中空的,他解释说，所以当它周围的海水涨起来时,地下水便被迫涌到地面上来。那就是为什么没有什么防洪堤能保护富纳富提环礁。这里的岛屿本身就会发生洪水。
“十年后会是什么样子呢?”他问道。“海水会到跑道上来。我们会被困在这里。”他的舌头咔哒了一下，“事情不妙啊。”然后他就发动他的摩托车,去查看岛上其他地方了。
跑道离我更近的一边,有几幢房屋的后花园已处于半淹的状态。其中一幢(很具讽刺意味的是,那正是图瓦卢的移民部)的旁边水正从小洞里涌出,在一棵椰子树下形成了一大片水塘。水塘里的水已经开始拍打着移民部的前门台阶了。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了大变化,”抱着小孩的女士告诉我。“我还是小孩的时候,机场跑道旁什么水都没有，看看现在。”
在机场跑道的顶端,积水已近一英尺深。正当我蹚着水走来走去时,一个小孩从我身边游过,手里抓着一块旧聚苯乙烯材料当作浮板。被淹地带已有100米宽,覆盖了富纳富提环礁中心相当大一块区域。
我沿着跑道骑车回到岛的南端,那里一排背对泻湖的房子似乎正受到海水高潮的正面冲击。海浪击打在临时凑合起来的海堤上,激起的海水把附近一个鸡笼里咯咯直叫的鸡全给浸湿了。旁边坐着一个体态丰满的母亲,她在洗衣服,眼睛不时看着一群在水里玩耍的小孩。每次更大的海浪冲击海堤时,他们所有人都会定期消失在一大片飞扬的泡沫和水花中。于是我赶紧带着我那滴着咸水的相机和笔记本撤回到自行车那儿。
而在政府办公大楼那里,海浪涌到了大路上,恣意横行在通常标志着海滩最高点的椰子树林中间。不过从环境部门前散落的杂物来看,海水的高潮已经开始回落了。图瓦卢获得了缓刑的机会，至少这次是的。
对全球变暖问题的“贡献”极小,却要成为它的第一个牺牲品
第二天早上我终于让帕尼坐下来接受我对他的采访。我们从政府办公大楼向海滩走去。我通过与其他人交谈得知,在历届首相任职期间，他一直都是负责把图瓦卢的忧患告诉外部世界的不二人选。
我们一开始谈论的便是洪水。“现在的洪水涉及面广多了,”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20年前也发过洪水,不过规模非常小。现在我们看到的低洼地区中被淹没部分的比重大大增加了。”他还告诉我咸水的入侵是如何破坏普拉卡坑的,并且答应我下午带我去看一个案例。
不过与我结识的大多数图瓦卢人不同,帕尼还愿意谈论政治。他尤其愿意谈论他的国家，对全球变暖问题的“贡献”极小,却要成为它的第一个牺牲品。
“我们正被迫成为一件与我们毫无关联的事情的受害者,”他抱怨说。“工业国家造成了问题,我们却要承担后果。我们没做错什么,却站在气候变化的最前沿。只有工业国家和工业里的人为他们引发的问题负起责任来,才是公平的。这是污染者负责的原则——谁污染,谁负责。”
统计数据也证实帕尼的观点。图瓦卢人也会造成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来自于摩托车、船舶和柴油发电),但与西方国家相比,简直微乎其微。
正因为这种巨大的不公平,图瓦卢现在计划对那些拒绝采取措施削减温室气体的国家和工业诉诸法律手段。两个国家尤为突出:美国和澳大利亚。
帕尼·洛派帕并不是那种说话拐弯抹角的人。“对我们图瓦卢人和生活在低地环礁的人民来说,美国拒绝签署《京都协定书》就是对我们的自由和民主价值的攻击,因为这影响到的是图瓦卢人后代的整体安全与自由。”
那么澳大利亚呢?
“他们断然拒绝了我们的要求。我们觉得他们作为一个同在太平洋的邻国应该帮我们一把,而不是跟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
那么图瓦卢希望在对簿公堂中得到什么呢?
“我们想看到各国政府能采取严肃的国内政策以减少废气排放,”帕尼告诉我。“当然我们也会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而寻求赔偿。这是我们的国家，同时我觉得也是整个世界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之一。”
但是赔偿事宜也带来了问题。
“对于一个整体被重新安置的国家而言,你该如何标定赔偿价格?对于一个被根除的文化你该如何估价?对于正在遭受破坏的祖先的家业你又该如何标上价格?”
我没有答案,而且我怀疑任何国际法庭都会很难做出回答。确实,如他所言,我们无法想象他所描述的损失能有什么金钱赔偿能够弥补得了。
来源：《聚焦——来自一个正在变暖的世界的讯息》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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