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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李瑞环关于民族地区工作的基本思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务实求理》

范斯羽

2010-09-19 10:00:41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2009年，我国相继发生拉萨“3•14”事件和乌鲁木齐“7•5”事件。两大事件均出现在民族地区，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09年共和国60华诞两大庆典蒙上了阴影。一时间，围绕民族地区工作的问题，成为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国内国外空前未见的关切热点，或追根索源、说长道短，或见仁见智、献计献策，议论如潮，历久不衰。中央为此痛定思痛，紧锣密鼓，调研筹备，从2010年年初到5月中旬，接连召开西藏和新疆工作座谈会，对两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作出部署。

　近日，退出高层政坛七年有余的李瑞环，将他在位期间的重要文稿讲话精心分类编选，出版了一本名为《务实求理》的专题文集。出于对上述热点问题的关注，考虑到李瑞环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曾经长期分管民族工作，笔者对该书以及此前出版的《学哲学用哲学》、《辩证法随谈》中有关内容进行了重点阅读。本文围绕发展与稳定两大问题，就李瑞环关于民族地区工作的基本思路，对散见在三本书中不同时间、不同场合的言论进行归拢梳理解读，以期学有所感、学有所悟。

　民族地区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民族地区的经济确实比较落后……民族地区群众的生活普遍比较困难……在发展经济中改善生活，为改善生活而发展经济，这在群众生活还比较困难的民族地区，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民族地区的各项工作是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贯彻民族、宗教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民族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事业，培养民族干部，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等，都十分重要，都必须切实抓好。但是，如果经济长期不发展，群众生活长期不提高，这些工作就难以做好。实践证明，经济落后可以导致一连串的落后，经济发展可以带来一连串的发展，民族地区的各项工作任务都应当放到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过程中去完成。

　这段言论摘自李瑞环1994年9月8日在各界少数民族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会议挑在一个带8的日子，地点选在钓鱼台国宾馆，又是共和国逢五大庆前夕、《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十周年之际，主旋律无疑应该是热烈庆祝、隆重纪念、畅谈成就、唱响优越性。显然，李瑞环没有听从主办方的“摆布”，没有拿着人家提供的代拟稿照本宣科。他把庆祝会变成了研讨交流会，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依然落后和少数民族群众生活依然困难这一客观实际出发，十分鲜明地回答了“民族地区的主要任务究竟是什么”这个既有理论价值、更具实践意义的重大问题，十分鲜明地提出了他关于民族地区工作的基本思路。

　感悟李瑞环关于民族地区工作的基本思路

　把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确定为民族地区的主要任务，确定为统领民族地区工作全局的基本思路，这样的概括此前没有，同一时期其他文件讲话很少看到，颇有新意，独具特点。李瑞环面对各族代表人士，提出这个论断并非即兴感言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笔者做出这样的判断，基本依据有两点：第一，通观多篇讲话，明显的感觉是，他对全党全国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方针，一直异常清醒，一贯抱以坚定执著甚至顽固的态度。例如，在1993年11月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他在自己精心勾画的当代中国时代画卷中，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第一道景观，强调只有这一个中心，不能偏离这个中心，不能搞多中心。2000年8月，他又强调，对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定要坚定不移、坚持不懈，一定要专心致志、心无旁骛，一定要顽固一点，扭住不放。第二，分析李瑞环关于民族工作的思想脉络，可以看出，这个结论一经形成，便一以贯之，在多个场合经常讲反复讲，并且不断予以深化升华。实际上，在上述钓鱼台座谈会10天前，李瑞环到过一趟新疆，这是他接管民族工作后第一次来到中国面积最大的民族自治区考察工作。相信短短几天内，武警林立的高压态势同和田农村维吾尔族群众饮用涝坝污水的严酷事实，一定在他的心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烙痕。历来去地方考察善于做足功课的李瑞环，这次考察新疆的新闻稿，只有一个主题词，就是发展经济、改善生活。就公开发表的言论看，这个思想萌发起源于考察新疆应该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经过钓鱼台座谈会集中阐述七年后，李瑞环又把“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是我国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其他各种问题的基础”上升为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10条基本观点和政策之一，写进了他在2001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同年6月，李瑞环在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我们在西藏开展的一切工作，都要着眼于发展经济、改善生活，都要有利于发展经济、改善生活，都要放到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过程中去完成。

　理论观点的价值和意义在于解疑释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李瑞环所谈的主要任务、基本思路这类话题，最直接最需要最管用的听众对象应该是民族地区的当家人、决策者。这些地区的大员们或许会有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在北京不知边疆难、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抱怨。设身处地想，他们尤其是西藏、新疆这类边疆地区的领导，的确面临封闭偏远滞后，民族、宗教特别是境内外敌对分裂势力破坏干扰等复杂因素带来的较之其他地方更加突出特殊的困难任务，而在内心深处，上级领导对他们耳提面命、全国各方寄予厚望的恰恰也是别闹乱子、甭惹麻烦，至于经济发展、GDP贡献率，本来就是拖后腿、垫底的，有你固然更好，没你也无所谓。这就导致发展硬道理和维稳硬责任在这些地方如何摆放、如何兼顾、如何做到“两手硬”，究竟孰先孰后、孰重孰轻、孰大孰小，变成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的谜团；在实际工作中，发展经济极易成为有口无心或有心无力的长远目标，维护稳定则不由自主、习以为常地成了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李瑞环不遗余力、苦口婆心地论述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说穿了就是要提醒人们，这种思路、这样的布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表象、不看民心，只顾眼前、不顾长久，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庸医之举，走入了误区，陷进了迷途。经济建设是全党全国共同的中心任务，民族地区过去长期落后，目前差距日益拉大，不是可否例外而是应该特殊关照、突出重视的大问题。之所以别出心裁地把改善生活摆到中心工作的位置，一是因为民族地区贫困严重，一些地方不少群众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二是因为多年来的实践证明，经济发展能够带来财富增加，但钱往哪里投、蛋糕如何切等因素决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自然而然带来群众生活的直接改善；三是因为社会稳定的理想状态——长治久安，除了各族群众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没有其他任何选择的根本途径。在民族地区，只有坚持不懈、持之以恒、老老实实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才能真正产生感召力、凝聚力、吸引力，赢得各族群众的真心拥护、深情爱戴。离开、放弃或者有意无意淡化这个主要任务，其他工作再好，不管多么有声有色，要么白忙乎，要么穷掰乎，要么瞎折腾。这种地方、这样的领导，不出事则热热闹闹、风光无限，出小事则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出大事则手忙脚乱、惊慌失措。

　李瑞环绝对不会或丝毫没有轻视慢待维稳工作的意图。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在这方面头脑是难得的冷静。他最欣赏的古代先贤的格言是“为政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要在于察其疾苦而已”。早在天津主政期间，他对于改革开放条件下中心城市维稳工作就创造并积累了许多成功的实践经验，几次学潮以及若干突发事件的处理效果，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到中央工作后，他从治国理政大局出发，阐述有关稳定问题的别具风格的言论，比如：“团结稳定是治国安邦的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稳定的程度”。的“三度”说；“不动摇、不松劲、不折腾”的“三不”论；最大的忧患是没有忧患意识，最大的问题是对问题缺乏警觉；等等，至今仍不失经典意义。
　在分管民族工作的十年间，李瑞环曾经亲赴宁夏西吉实地调查研究并处理了发生在回族内部旷日持久的教派冲突械斗事件，经历了十世班禅灵通转世过程中与达赖集团一波三折的尖锐斗争。在中央工作期间，虽然他并不分管维稳工作，但阅读分析三本著作里的有关言论，不难发现，他对民族地区维稳问题倾注了大量心血。李瑞环念念不忘、孜孜以求的是，在服从服务于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大前提大目标下，这项工作究竟怎样做才能更加适得其所、恰如其分，更加得民心顺民意，更加切实有效。他的观察判断、分析论述、提醒要求、批评希望，至今洋溢着强烈的现实感、针对性。

　比如，他把世界上的问题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弹性问题，可以进行研究讨论；一类是硬性即刚性问题，大是大非界限很清楚，没有什么回旋余地，不能有一点含糊，主权、领土、反分裂斗争就属于这种刚性问题。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应该从上对祖先、下对后代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对于敌对分裂势力的破坏活动，旗帜鲜明地予以揭露打击，绝不姑息，绝不手软。

　比如，他把民族地区维稳分成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对敌斗争，这种斗争过去有，现在有，今后还会有，有时还会相当激烈；一个是群众工作，要求在指导思想上牢固树立，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在于取得各族群众的支持。他相信56个民族的干部群众绝大多数是拥护党和政府、反对分裂的，搞分裂活动、反对我们社会制度的只是极少数。他坚信只要各族群众在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过程中真正得实惠，敌对分裂势力不管多么嚣张，在民族地区都不会有市场、成气候。

　比如，在工作部署和力量摆放上，他对西藏、对青海、对新疆的领导都有交代，反分裂、处理闹事主要是公安、政法、武警、军队、安全等一拨人的事。人员不够可以充实加强，设施手段不行可以更新配备，无论如何要让他们切实负起责任，名副其实地发挥铜墙铁壁、坚强柱石的作用。更多的人大面上还是要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把人民群众生活搞上去。在他看来，衡量这些地区领导打击分裂破坏活动、控制社会局面能力强不强的标准，主要就是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决心和方向到底有没有动摇。

　比如，他在处理西吉事件过程中所奉献的政治智慧、艺术和胆识——高举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的“两面旗帜”，成为处理各种突发事件的基本准则；关于家庭纠纷中丈夫杀妻或老子杀儿子这一通俗形象的比喻，有效破解了人为蒙罩在这类事件上的民族、宗教因素的疑团：坚决、迅速、果断，政府介入后不再死人、不再流血的处置要求，尽快把群众引导到维护秩序、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繁荣宁夏上来的效果，还有对当地领导的谈话，“你连械斗问题都解决不了，还讲什么宏图大略，振兴这个，发展那个，谁信你” ——这一切都为民族地区维稳工作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留下了一个值得研究、可资借鉴的典型案例。

　比如，他提醒并要求舆论宣传工作，一定要注意有理有利有节、顾全大局、把握分寸，无论是传播党和政府的声音，还是引导群众，都要尽力为发展经济、改善生活创造浓厚良好的氛围。对于那些影响稳定的问题或事件，关键是审慎、及时、果断处理，“使暗劲，使真劲”，切记不要过分渲染张扬、一惊一乍，以免造成草木皆兵、人心惶惶、自乱阵脚的局面。他语重心长地告诫人们，敌对分裂势力的企图，就是要制造事端，炒热问题，搞乱人心，在国际上显示自己的能耐、抬高自己的身价，在国内干扰转移我们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注意力。我们千万不可干上当受骗的傻事。针对党内一些人怎么说也不明白这个道理的现象，他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郑重指出：“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有些事情要多做多说，有些事情要多做少说乃至不说，有些事情必须做、经常做但未必经常说，尤其不能不分场合地说。比如，人人都要吃饭，人人都要拉屎，而人们常常只说吃饭，却很少说拉屎。”

　比如，他高度关心民族地区领导干部的胸怀气度、作风修养、工作方法对民族关系及各项事业的影响，提出了许多发自肺腑的忠告。他对若干民族地区的领导都反复叮嘱，一定要学会统筹兼顾，提高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处理好发展经济、改善生活同包括维稳在内的其他各项工作的关系。他希望大家学会分析和处理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绝不能把非对抗性矛盾当作对抗性矛盾，人为树敌；不能把非对抗性矛盾激化成对抗性矛盾，自讨苦吃”；学会求同存异、体谅包容、尊重沟通，善于做不同群体的思想工作，“解决思想问题不能操之过急”，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的帽子不能轻易戴，“动不动就上纲，就戴大帽子，听起来很解气，实际上很坏事”。他认为有些地方闹事，有的是敌对势力所为，也有干部作风不正，官僚主义，处事不当，激起民愤。对这些问题，不要掉以轻心，不能简单行事，要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尤其不能用夸大问题的严重性，来掩盖自己的错误，掩盖自己的无能。”同上书，126页。他特别提醒大家，对待少数民族干部，既要自信也要互信，看到他们难以替代的作用和影响，“有些话由他们直接说，有些事由他们出面办，有些工作由他们亲自去做，往往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领导者的积极，归根结底是为了使更多的人积极，如果领导者的积极带来周围的人都不积极，这个积极就值得怀疑，这个积极就不如不积极。在民族地区，不管是发展经济、改善生活，不管是维护稳定还是其他工作，领导者都要注意把各族干部广泛团结起来、调动起来，同舟共济，而不要老子天下第一，变成孤家寡人。

　“发展经济、改善生活”，这是15年前李瑞环给出的民族地区工作的八字箴言、治本之策。乌鲁木齐“7•5”事件后，笔者遇到一位曾经出席当年钓鱼台座谈会的少数民族人士。他说，在那么一个座谈会上，听到李瑞环那么一篇讲话，开始感觉真有那么点诧异，听完顿时觉得豁然开朗、喜出望外、令人期待。现在那一幕依然历历在目，但津津乐道之余，也不免扼腕叹息。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09月10日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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