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5•12”大灾难的理性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管理的中国韵》 - 精品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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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5•12”大灾难的理性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管理的中国韵》

2011-05-17 16:56:53 来源：北京大学出版社

　“5·12”四川大地震牵动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中国人民的爱心和齐心、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体现无遗。

　我们所在的组织三位一体，包含北京大学管理案例中心、《北大商业评论》杂志社、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秘书处。地震一发生，大家就自觉地行动起来，先是自觉捐款，后来是有组织地捐款。曾经是军人和记者的寇全军作为志愿者，代表大家奔赴北川。同盟的同事们立即与同盟企业商量，紧急往灾区调配物资，尤其得到了均瑶集团下属吉祥、奥凯、鹰联的支持，开通了上海和天津往成都的货运免费航线，同盟自己组织并帮助一些有货源的单位往成都运送了一些物资，再联系四川省招商局作为落地配合单位。虽然这些只是杯水车薪，但也是一份责任，一份爱心。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8年5月19日，共有16家会员企业捐款捐物超过2亿元。其中企业捐款1.6713亿元，企业用户捐款3490万元。我内心深深感谢同事们，感谢均瑶集团、感谢同盟的其他企业，我为他们感到骄傲！

　我20号到了四川，希望为灾后重建尽一份绵薄之力。在灾区，我做了一点调查，将在本期特稿中另行叙述。本期的刊首语，我想谈谈几点理性思考。

　首先，中国需要大量的独立非政府组织。对于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灾区政府异常紧张和忙乱。志愿者当然是必要的，但首先应该有能力自己解决自己的所有问题，最好是有组织、有专业能力，否则反而成了当地负担。中国太缺少有公信力、有能力的非政府组织。如果有高效的NGO组织与政府对接，或者有能力独立地救援，效果会好得多。有些志愿者到了现场，自己的衣食住行什么也没有准备，或者没有相对长期的打算，可能就帮不上忙。例如有些组织派来了一些心理医生，挂上心理咨询的红袖标，但很可能是把灾民的心理创伤再拉一遍，马上人又消失了。如果是这样的志愿者，还是不要来得好。而有组织、有专业能力的志愿者队伍，其实是大量需要的。我们在安置北川灾民的绵阳九州体育馆看到，总体安排相当不错，连厕所都很干净。然而由于受灾面积太大，下到周边的村里，受到的关爱就相对较少了。

　其次，中国政府在这次大灾难面前表现了强大的作用，赢得了国内外普遍的赞誉。但也要看到，在这样巨大的灾难面前，政府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政府的政策是普惠制的，决策较谨慎、较慢，实施过程较长，而且必须一视同仁。可以看到数据，认捐的金额、到位的金额和发放至灾区的金额之间差别相当大，到现在连十分之一都不到。但民间的行动则较快，例如手电筒和蜡烛等物资，可以迅速地点对点支持，也可以到达一些阳光偶尔照不到的地方。5月23日，据四川媒体报道，四川受灾家庭达到318万户，按照全国的家庭人口平均数据，约有1000万受灾人口，还不包括其他省。有人初步算过，本次地震灾害损失约2000亿元，我看远远不止，如果318万户每户损失10万就是3180亿，更何况还有政府、企业、学校、事业单位等损失。

　我到了不知名的绵阳市安县黄土镇方碑村，看到村里房屋95％都毁灭性地倒塌了。因为当时农民们正在田里劳动，村里1426人中，死亡的只有15人，但几乎所有东西全部埋在废墟里了。有的村表面上毁灭性没有这么重，但满目疮痍的危房已经无法居住。刚到那天晚上，我自己带着军用帐篷睡在绵阳九州体育馆外的街边，早上起来与隔壁帐篷的居民聊天。他们说自己是绵阳市民，屋子震裂了，不敢居住。他们指着对面的灾民集中营说，政府只能先管他们，根本还顾不到我们。

　灾后的重建是长期而艰巨的。唐山大地震时是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我们只能听听消息，掉掉眼泪，然后等着政府计划。现在是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社会主义，有富裕地区和富裕阶层的社会主义，企业和民间有善意、有能力为灾后重建贡献力量。如果对受捐机构更了解、更放心，捐赠的数额会大得多。例如我自己，我在灾区一线捐到实处的款比我在后方时多得多。我认为，在灾后重建工作中要找到一种政府、金融机构、社会团体、捐助企业、受灾单位和个人的合作模式，一种捐助与市场原则相结合的、可推广的模式，而且是点对点的、看得见的模式。我到灾区主要是想做这样的调查研究。我在成都见到了世界银行、IFC的官员，他们愿意与我们积极探索这样的方案。

　再者，资助企业和资助人心态要正确。不要为了扬名和追求广告效应去救灾和支持重建。著名灾区捐者如云，其他地区无人问津。绵阳市教育局领导告诉我们，北川县49所受灾学校的重建已经被认领完了，但据初步统计，绵阳市九个县其他乡镇一级的重灾学校还有161所，村小学还不计（例如我们在方碑村看到，那里容纳200学生的村小学已经完全倒塌，村小学大概有1000所）。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是利益组织，但在这种大灾难面前，市场原则要暂时放弃。例如，按照市场原则，物资紧缺就应该提价，但在这种大灾难时期就不能这样做，而应该按照人类道德法则规范自己的行为。同理，有广告效应的捐赠要做，没有广告效应的捐赠和资助也要做。在救急时，应该在“起心动念”上把广告效应放在第二位，甚至不计，这才是佛家说的“正念”。在灾后重建的漫长过程中，可以按照道德与市场的原则相结合。

　还有，捐赠和资助人不要摆出一副施舍姿态。在灾后重建中，无论从心态和方法上，都最好能是帮助对方自救，使受助人有尊严，并培养自救能力。这样的大规模灾难谁都没有遇到过，我们又要“摸着石头过河”，关键在于如何找到政府、金融机构、资助企业、社会团体、受灾人之间和合作模式。能否找到可以持续、可以复制的灾后重建模式？在美国黄石公园，管理方禁止游客喂鸽子，因为鸽子习惯以后就丧失了找食能力，没有游客时就会冻死饿死。灾后重建也是一个道理，不能对某一个典型地方大包大揽。四川人民很勤劳，而且心态很好，我们在村子里时，已经看到村民们下田插秧了。帮助他们是帮助他们自救，而不是去当救世主。

　最后，我们要尊重生命的个体。我已经看到报道，北川要建立一面哭墙，把这次死难的人们的名字刻在一个大石碑上，因为他们都曾经是一个个生命。我在网络上也看到，在这次大地震之前，唐山已经计划把唐山大地震死难者的名字刻在墙上，以纪念死者，教育后人。这是一个大大的进步，表明我们开始尊重每一个个体的生命。日本人在否认南京大屠杀时就问：你们说30万人，是谁啊？我觉得，首先应该把救灾牺牲的解放军、武警、公安干警、干部、志愿者的名字刻在石碑上，而不仅仅以“救灾烈士永垂不朽！”一笔带过例如。我特别心疼在朝鲜战争中牺牲的每一个志愿军战士，不管官方统计是多少万，那些为我们赢得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尊严的英雄们，他们一个个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表达对他们的敬意？

　抢救生命的高潮过后，如今救灾进入理性阶段。这个阶段更难、时间更长。现在不能再靠解放军了，除了主要依靠政府之外，还要靠企业、社会团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尤其是那些先富起来的公民们。大灾难检验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中国公民社会，包括企业公民。“起来，改革开放先富的公民们！”

　摘自《管理的中国韵》

　来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05-12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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