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
现象学哲学起源于埃德蒙德•胡塞尔的著作，在欧洲哲学家如马丁•海德格尔、让保罗•萨特、莫里斯•梅洛庞蒂等20世纪的许多思想家那里得到延续，并在过去50年里经历了不断更新。我们看到，它已经在很多领域得到应用：从精神病学和心理学（始于卡尔•雅斯贝尔斯的早期著作）到医学、教育、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特别是在休伯特•德雷福斯的工作中），到神经科学研究（在弗朗西斯科•瓦雷拉的工作中），到最近的表演艺术和所谓的“批判的现象学”研究，再到涉及种族、性别和残疾的社会与政治问题研究。
在这本简短的导论性著作中，我试图展示一种历史感、一些方法、哲学问题和现象学的应用。每一章都从经典现象学哲学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开始，然后展示对这些问题的一些*新思考。这些问题涉及现象学如何与经验科学相关联、第一人称体验的本质、意向性、时间性、自身和我们对他人的经验。其中许多问题都与最近关于具身（和生成）认知、行动理论和动力系统理论的讨论有关，我试图找出它们之间的一些联系。
在本书问世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现象学在表演研究和批判理论领域得到了进一步更新。在这篇序言的剩余部分，我将简要概述这些新的发展是如何使用现象学的。
就表演来说，在诸如竞技体育和表演艺术（例如，舞蹈、音乐表演、戏剧）等领域，问题不仅在于体验的本质是什么，而且包括这样的体验在娴熟的表演中起什么作用。自从德雷福斯关于专门知识的现象学著作出版以来，许多研究者对他关于专业实践中意识之最小作用的描述提出了异议（例如，Dreyfus 2002）。例如，一个运动员或一个舞蹈演员不假思索地按照流程自动完成所有动作和表演，这一观点已经受到无数质疑，质疑者认为，身体觉知、对环境因素的密切关注，甚至慎思，都在专业实践中发挥了作用（例如，Hffding 2019；Montero 2015）。关于用心的（mindful）表演与自动的、机械性的表演或者接近于运动控制的自动方面之间的关系，表演与感受（情感因素）、环境特征 （如音乐表演中的乐器和音乐本身）以及社会的、文化和规范性的因素之间的关系，都有大量问题被提了出来。根据这些*新研究，专业表演涉及一系列复杂的具身和情境化的认知过程，这些过程不能被还原为自动的或最小的意识形式。
例如，对音乐表演（Schiavio et al.2017；an der Schyff 2019；an der Schyff & Krueger 2019）和更一般的审美表演（aesthetic performances）(Grant et al.2019)，甚至对宇航员在太空飞行中关于敬畏和惊奇的审美体验（Gallagher et al.2015），许多这样的研究都得益于现象学访谈技术（phenomenological interview techniques）的使用。的确，这些“第二人称”方法的使用（人们试图利用这些方法去理解他人的第一人称体验）已经成为人们日益感兴趣的话题。其中的一些技术是由弗朗西斯科•瓦雷拉在巴黎的研究团队开发的，并已用于神经科学研究（Petitmengin 2006）。这种访谈法是一种定性研究工具，试图详细捕捉他人的体验，它需要训练，现在被称为“微观现象学”。
现象学精神病学也开发了类似的访谈应用，以描述那些患有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焦虑症等病人的体验（Parnas et al.2005；Sass et al.2017）。他们对心理治疗和物理治疗，特别是治疗和表演艺术交叉的临床环境——如运动和舞蹈治疗（Koch,Caldwell & Fuchs 2013）——或身体现象学作为临床推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临床环境（Rhricht et al.2014；berg et al.2015）有深入而广泛的研究（Rhricht et al.2014；berg et al .2015）。
现象学也适用于一组非常不同的问题，即与压迫、种族歧视和社会偏见有关的问题。这样的一些研究可以追溯至弗朗茨•法农（Franz Fanon 1952）的著作，他是来自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的一位哲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他对殖民主义提出了批评，其中包括与萨特和梅洛庞蒂等现象学家的论争。在他*著名的一部著作中，法农以梅洛庞蒂对身体图式（对知觉和运动控制很重要）的分析为基础，表明这种分析忽略了他所谓的历史种族图式（historicoracial schema）。作为一个生活在殖民地社会的黑种人，他的体验，包括他移动和体验自己身体的方式，都受到种族偏见的影响，这种偏见经常（或许总是）体现在白种人殖民者的目光、手势和态度上。
类似的分析也可以在女权主义作家身上找到，例如艾瑞丝•玛丽安•扬（Iris Marion Young）在她1980年的经典散文《像女孩一样抛球》（Throwing Like a Girl）中，把矛头对准了欧文•斯特劳斯（Erwin Straus）和梅洛庞蒂等现象学家的观点。扬认为，文化，特别是女孩被培养的方式，而非生物学，导致了不同的运动可能性（或不可能性）——也就是说，不同于标准现象学的“我能”概念（胡塞尔）或运动意向（梅洛庞蒂）。扬也受到了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影响，并提出了一种性别存在的现象学，认为性别是强制的规范性实践的产物。在她看来，她的性别存在现象学是对一切现象学的普遍性主张的矫正。与此同时，她从正面援引了梅洛庞蒂的观点，即意向性行动的现象学规定了我们在世界之中存在的不同方式。
法农和扬只是日益增加的批判的现象学文献中经常被引用的两个来源。批判的现象学家们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用现象学来揭示和探究：不公正的社会安排、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针对残疾人的态度如何塑造了世界各地许多人的生活（Weiss，Murphy & Salamon 2020）。
我们刚刚讨论的对娴熟的表演和批判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是现象学最近做出创新贡献的领域。这一事实，连同其在精神病学、治疗和更广泛的医疗实践、神经和认知科学、教育、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持续应用促成了两个观察结果。第一，现象学作为一项研究计划仍然活跃并且发展良好。第二，通过这些不同的应用，现象学作为一项哲学事业可以不断得到修正。现象学不是简单地重复自己；相反，一如往常，它不断将自己转变为新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心灵、世界以及如胡塞尔所说的所有事物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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