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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 -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 - 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
书名: 《实践——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
ISBN:978-7-81129-271-8 条码:
作者: (南)马尔科维奇 (南)彼得洛维奇 编 郑一明 曲跃厚 译  相关图书 装订:平装
印次:1-1 开本:16开
定价: ¥56.00  折扣价:¥53.20
折扣:0.95 节省了2.8元
字数: 442千字
出版社: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页数:
发行编号: 每包册数:
出版日期: 201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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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实践——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之一,代表了当代社会理论运动中最富创见、最为重要的运动之一——南斯拉夫“实践派”(Praxis’Group)的理论成果,被收入《波士顿科学哲学研究丛书》,集中探讨表征了马克思社会理论的核心的“实践”并对政治、革命、文化、宗教、马克思哲学、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社会主义自治、社会主义建设、官僚制度、斯大林主义等进行了深入的全幅思考,体现了令人赞叹的思想深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中里程碑式的作品。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

  以南斯拉夫“实践派”、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波兰及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为代表的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格局中的一座当之无愧的重镇,一个亟待开发的学术新领地。系统深入地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对于继承马克思主义优良传统和核心精神,对于深刻、完整地理解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和社会主义实践、积极推进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于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均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黑龙江大学出版社系统引进并迻译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代表性作品,期冀为我国学者全面开启这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领域。

作者简介:
  米哈依洛.马尔科维奇是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共和国科学艺术院院士、塞尔维亚共和国科学艺术院社会科学部学部主任。主要著作有:《苏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修正》(1952)、《逻辑学》(1956)、《当代逻辑学中的形式主义》(1958)、《意义的辩证论》(1961)、《人道主义和辩证法》(1968)、《实践的辩证法》(1968)、《当代马克思》(1974)、《科学的哲学原理》(1981)等。
加约.彼德洛维奇是南斯拉夫克罗地亚共和国萨格勒布大学教授、前《实践》杂志的两位主编之一。主要著作有:《英国经验论哲学》(1955)、《从洛克到艾耶尔》(1963)、《20世纪中叶的马克思》(1967)、《哲学和革命》(1971)、《实践的宗旨何在》(1972)等。

章节目录:
目 录
中译者序言/1
编者前言/1
导论 实践:南斯拉夫的社会批判理论 米哈依洛.马尔科维奇/1
致谢/25

第一部分 哲学、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
今天的辩证法       米哈依洛.马尔科维奇/3
马克思哲学的意义         米兰.坎格尔加/44
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种张力 斯维托扎尔.斯托扬诺维奇/59
社会决定论的某些片面观点        沃因.米利奇/79
历史科学与历史哲学     约万.阿兰德耶洛维奇/87

第二部分 社会、政治和革命
政治的人 米哈依洛.久里奇/97
政治专政:政治与社会的冲突 安德烈.克雷舍奇/114
革命和恐怖 丹柯.格尔里奇/129
革命的哲学概念 加约.彼得洛维奇/141

第三部分 文化、思想和宗教
文化:乌托邦与现实之桥 扎戈卡.戈卢博维奇/157
在现代文化的两种类型之间 米拉丁.日沃基奇/176
思想与生活 久罗.苏森基奇/186
社会主义中宗教的消亡 布兰柯.波什尼亚克/197
文化与革命 多布尼卡.科西奇/204

第四部分 社会主义、官僚制度和自治
自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215
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某些矛盾与不足 卢迪.苏佩克/233
革命运动的制度化 维里科.卢斯/253
官僚机构——异化的组织 柳鲍米尔.塔迪奇/266
官僚机构与公共交往 德拉戈柳勃.米丘诺维奇/278
资产阶级世界和社会主义中的社会平等与不平等 斯尔让.乌尔坎/292
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伊万.库瓦契奇/307
革命的极乐狂欢和酒醉状态 安东.兹万/329

附录
《实践》(国际版)1965—1974年目录/343
撰稿人名录/361
本书所收录文章出处/375
本书所涉及人物名录/378

精彩片段:
马克思哲学的意义——米兰.坎格尔加

 一旦人们谈起马克思哲学,立即会提出这样一个不容回避的、根本性的问题:什么是马克思的哲学?因此,我们首先必须讨论这一问题的提出。但在提出什么是马克思的哲学,而且恰恰是以这样一种形式提出这一问题的同时,我们便意识到,它可能会引起人们的惊讶或批判性的反对: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已经100多年的今天,这一问题是否可能?如何可能呢?更何况在我们背后(或说得更恰当一点,在我们面前)不仅摆着马克思的全部哲学著作,而且摆着大量马克思主义文献和马克思学的文献,以及近100多年来从各方面对马克思的哲学观点作了阐明的资产阶级的批判著作。
 我们并不认为这种异议是不恰当的,它至少是可能的。但是我们必须记住,这种深思熟虑地提出的批判意见已经蕴涵了对哲学,尤其是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确定的态度,更确切地说,蕴涵了一种与马克思哲学的意义、精神和实际起源相背离的态度。在其哲学方面,这种异议是从这样一种假定——马克思的哲学就是人们已经众所周知了的那些东西——出发的。因而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被转换成一种知识的对象,它必然得出马克思的哲学等同于知识的结论。但是如果马克思的哲学也和某种类似的东西一样,是一种人们可以认识的对象关于这一点,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写道:“一般说来,熟知的东西所以不是真正知道了的东西,正因为它是熟知的。有一种最习以为常的自欺欺人的事情,就是在认识的时候先假定某种东西是已经熟知了的,因而就这样地不去管它了。”[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0页],那么它也能立即以这样一种形式被工具化,即成为一种应用的手段。对这种“客观的”、可应用的手段来说,这一过程不过是主观“意见”(唯意志论)之每一种可能的“主观”操纵,这种操纵根据的是直接的、暂时的、时而表现为“理论的”、时而又表现为“实践的”需要。因此,在这种方式中,马克思的哲学在一定方式内就可能以任何一种方式被任意地解释为“必要的”或“有用的”。显然,它不再是马克思的哲学或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而是一种不能没有马克思的主观的(或“客观的”)利益。为什么(以及在什么范围内、在何种程度上、到何时为止、以何种形式、赞成什么、赞成谁、反对谁,等等)每个人都需要这种工具化了的马克思?撇开这个问题不谈,我想指出的是(这个问题是根据上述问题推论而来的)我们这一问题本身的不可避免性,因而也是对由于这种可能的异议而提出的问题的证明。
  然而,这一问题还可以以一种完全“经验的”方式来证明,如果我们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马克思的哲学的历史,我们便涉及一个经验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向我们表明了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各种最不相同的解释及其特殊的实践运用(既一般地运用于工人运动之中,又特殊地运用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之中),而且向我们表明了各种明确地或含蓄地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根本就不存在(这就是说,马克思根本就不是一个哲学家,而只是一个科学家,即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他根本就没有创立自己的哲学,他对哲学压根儿不感兴趣,他轻视哲学,把哲学排除在他自己的体系之外,讽刺和挖苦哲学家,在他的思想预设框架内和基础上的哲学根本不可能,等等)。这样我们便得到了极端相对的观点:一方面,我们发现了这样一种主张,即马克思的哲众所周知;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哲学是不存在的——但是,这两种观点都是根据马克思本人的观点(至少被认为是马克思的观点)得出的,或至少是自称以这样一种方式达到了对马克思的观点的“正确”解释。
  马克思的著作包含了可以对其思想作出各种最不相同的解释的前提,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在哲学史上,每一个重要的思想家都是如此(而且它本身并不是坏事),这也是事实。另一方面,这完全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观点如此之不确定,以至于上面提到的全部解释都能从它推演而来——这些解释完全可能相对地予以论述。这种相对主义论述的不是从马克思,而是从那些被他解释过的观点推演而来的观点。
  因此,在探讨马克思的哲学观点时,我们同时必须注意所有那些根据他可能解释过的观点推演而来的观点。人们认为,在马克思的理论领域中,这些观点不可能以一种纯粹的理论形式出现,或者在理论上是中立的,没有任何特殊利益的。每个人在马克思那里都看到或想要看到他想看到的东西,因而根据自己的意思解释马克思。这种倾向——我们称之为“实用的”倾向——导致了从其总体性上对马克思思想的解释,这种总体性遍及各种解释的不同观点之中,表现在开放的政治、经济、社会的一切方面,即历史的含义决定了向马克思的每一步接近,不论是赞成他还是反对他。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一种恰当而更为彻底的解释(或“捍卫”)常常是一个真诚努力的问题(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但是,在他们的理智努力中,这些解释并没有越雷池半步。在各种想要逾越它的努力面前,这种限制就像一堵不可逾越的墙拔地而起,正如马克思实际上以同样方式曾经做过的那样。由于这种限制不再是一种哲学的、理智的或理论的限制,而是一种时代的、历史的、实践的限制,在它的彼岸便出现了关于一个全新的、根本不同的世界。因此,不论这种努力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或反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论它是由何种意志或利益激发的,都将撞击这堵“不可逾越的墙”,并回到那种本身就以其各种形式在本质上表现为一种单一立场的观点之上,我们称这种观点为实证主义。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时代关于马克思的争论只能有一种根本的、理智的和实际存在的选择:马克思主义或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起点、基础、立场和视野在于,世界有可能变得不同于现在和过去【神学-宗教的观点由于涉及“彼岸世界”的本质,显然不仅具有实证主义的意义。但是,它总是本质主义的,这意味着人的本质已经包含在初始的东西(上帝)之中;而且,在向其前定本质(上帝)“复归”时,这种观点还是先前那种观点,它表明,人成为人的整个历史过程呈现为某种并不重要的和多余的东西,因为每一件重要的事情在初始的东西(上帝)中就已经存在。参见我们的专著《卡尔?马克思著作中的伦理学问题》[Eticˇki problem u djelu karla Marxa(The Ethical Problem in the Work of Karl Marx,Iagred,1936)\]第216~226页。另一方面,存在主义坚持认为,人在历史所予(人是被“掷入”其中的,而且在其中“注定”是自由的)中的生成,无须考察人之自我疏远在其中并通过它而实际发生的现存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任何本质变化或瓦解,因为这是一个异化、物化了的世界。因此,存在主义最后以对现状的道德说教式的认可而告终,达到了它与似乎是合理的、本质上可能的、现实和人道的现状的调和。人在这里不是被看做历史的存在,而是在纯主观性的前提上被归结为其生物学的-心理的-理智的结构。】,即在于辩证地否定现有事物是终极事物。而实证主义的观点则仍然是对过去和现在之一定的、现存的、实际的基本预设,即证明现有事物就是真实事物和可能事物本身。
  实证主义可能表现为几种不同形式,而又并不因此失去其本质,即使其表现形式乍一看常常欺骗了人们,并掩盖了它们的本质。例如,实证主义可以表现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历史主义、相对主义、经济主义、专家治国论、政治主义、官僚主义、科学主义(即纯科学性)、结构主义、有机论、生物论、新实证论、语义学、现象学、价值论、规范伦理学、数理逻辑或符号逻辑、本体论、社会学、人类学、道德主义、形而上学、经验主义、神秘的直觉主义、实用主义、人类行为学、(辩证的)解释学、社会理论,等等。
可以说,全部西欧哲学和关于存在与思维、存在与活动、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传统逐渐导致了形而上学的世界意象,在其基础之上,理论和实践、思想和行动本质上是分离的。这一结果甚至是由于作为这一过程实际终点的绝对精神造成的:黑格尔的辩证-形而上学思想本身就表明了哲学作为哲学的最终可能性,即哲学作为全部现存或以往的理论与绝对科学的可能性。如果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谴责是一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或只是一种表面的批判的话,那么这种批判从一开始就已经表明了对迄今全部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批判。这种哲学以一种(在历史上和人道上)完全中立的科学性的形式对哲学进行了理论清算和实践清算。
 因此,在最低的科学水平上,这次所重复的只能是这样一个古老的、根本的形而上学问题:什么是存在?怎样存在?为什么存在?——尽管黑格尔,因而尤其是马克思也以一种根本的方式提出过这个超越了形而上学-物化领域的问题:是否能够以及怎样才能成为不同于现在和过去的那种存在?这是一个产生于现实的人类世界、其活动的历史范围、其意义和目的的可能性(它意味着未来世界)的问题,与此相关,马克思非常迫切地提出了哲学作为哲学的可能性问题。但是现在,人们却不再从一种理论的立场上或在理论的领域内提出这一问题了,因为这只能在(实证上可确定或已确定的)存在领域内寻求“对象”。理论努力想要确定的是存在的本质,但又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这种本质被认为是某种确定的和既定的实证性的东西(因而只代表形而上学实体的残余派生物),那么它就不可能被把握。因为只有在那种尚不存在,即尚未形成但却可能的观点看来,这种本质才是看得见的,可理解的。只有在人的积极行动中,这种本质才表现为某种真实的东西(表现为对象的客观性);这种本质本身及其“现成的”对象,来源于人对人类世界占有的历史-实践过程(因而来源于这个世界),来源于人在其中也成为人化自然的人这一过程。“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就是说,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才对我而存在。”【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
  似乎只有科学(即作为科学的科学)才能提出其自身论题的对象性这种问题,亦即在什么基础上这一问题才是可能的(这个问题还包括了基础本身的可能性问题),因为在这种情况中,它不可能停留在(科学的)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理论关系和认识关系的界限内。因此,只有哲学(作为理论)才能通过自身或在自身的哲学领域之内提出其自身的可能性问题。它不可能使自身成为可能,因为这样它就应该是其自身的存在(作为绝对)——这意味着它通过某种还不是哲学或不再是哲学的东西成为可能。这种使哲学成为可能而又不是自身的存在,必然会在现存的实在或尚不存在的实在中找到。但是,由于哲学揭示的是科学-理论的意识(和知识)及其自身的客观性视野,探讨的是存在和作为一定客体的存在的本质,因此,科学-理论的观点就不可能同时又是哲学的观点。反之亦然。由于这一原因,哲学的可能性(存在)问题就不可能从现存的实证性出发来提出,即不可能从已有的观点出发来提出。相反,这种可能性只能在哲学的根源被发现的地方,即尚不存在和尚未形成的事物中找到。
  然而,必须特别强调的是,即使是作为德国古典哲学之历史-理智结果的哲学的可能性问题,也必须在先验论的水平上予以考察。从康德到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他们中间的最后一位把哲学事业引入了一种封闭的体系),使得哲学在其自身领域内真的变成问题了。这正是马克思不仅看到而且超越了过去思想的要点和界限——马克思从哲学既作为哲学,又作为其对象这种观点出发,已经认识到了哲学的延伸(和可能性)。只有在这种方式中,哲学及其(理论的)局限本身才能在其本质中,在哲学领域及其局限真正被历史地、理智地超越之后,在与黑格尔关于有限概念(这一概念不仅涉及哲学的可能对象,而且涉及哲学本身【G.W.F.Hegel,Enzyklop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Hamburg,1959),p.84.[Cf.The Logic of Hegel,tr.W.Wallace,§92,Oxford University Press,London,1931,pp.174-176-Ed.]】的辩证决定的吻合中,得到显现。在这个意义上,只有从一种新的历史观即哲学的实现的观点出发,马克思才能提出哲学作为哲学,因而也是他自己的哲学的可能性(亦即存在)问题。这就是历史的实践的观点。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写道:“我们看到,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在提出这一观点时,马克思也超越了从康德的“实践理性的优先地位”的概念到黑格尔的这种优先地位的实现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马克思的全部观点表明了其现实的、历史实现的道路。】
…………
  现在,我们已经更接近于我们的问题的答案,即什么是马克思的哲学。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一问题不仅要求回答哲学是什么(或作为哲学它曾经是什么)的问题,还要求回答它不再是什么的问题——而且是从马克思的观点出发来回答。只要哲学没有被当做一种根本的实践观,即没有被当做一种有意义的、人道的、历史的实践(这种实践本身只有在未来的范围内才是可能的),哲学就仍然是它现在是、曾经是的那种东西(它已经由于这种说明,即它的本质的、唯一的空时领域就是现在和过去而引起)。因此,只有在那种尚不存在的,因而根本不是那种在旧的(资产阶级)世界的结构中、前提下和框架内已经存在的事物的真正可能性实际而有意义地发生时,哲学的真正可能性才能展现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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