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如果判断是在解释之后，读者也许只需跳过这一页。不幸的是，判断的力量最后会导致解释兴趣的丧失，这几乎是致命的。过去激情的映象与当下的成见交织在一起时，视线也就无可救药地混乱了，这时的人类事实上就像摩尼教徒的世界一样，只是一幅黑白分明的图画。蒙田曾提醒我们：“判断有了倾向性之后，人们的叙述便不自觉地朝这个方向偏斜和扭曲。”因此，为了窥探几代人之前的奇特心理，我们几乎要完全抛弃自我。若要讲述当时的事实就无须这样做了。但讲述工作肯定更轻松些。从正面或反面描写路德，要比审查他的内心深处不知轻松多少；相信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战胜皇帝亨利四世（ Henri IV）或皇帝亨利四世战胜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不知要比澄清西方文明史上最重大的戏剧之一中的深层原因要容易多少！除了上述的个人层次，我们再来看看大革命的国有地产的问题。 革命政府与过去的立法一刀两断，决定将国有地产分成小块拍卖。这毫无疑问严重损害了国库的利益。至今仍有学者激烈批评这一政策。如果他们在国民公会（Convention）的议席上也敢这样慷慨陈词，该是多么勇敢啊！在远离断头台后，这种毫无危险的激烈举动便显得很可笑了。研究其和三年人们的真实想法也许更有价值。首先，他们希望为农村小民获得土地提供方便；与预算平衡相比，他们更注重减轻穷苦农民的负担，这是确保农民忠诚于新秩序的措施。他们的政策是对是错？对此，历史学家迟来的判断并不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