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与反应：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域外影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 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搜索新闻图书 ISBN 作者音像出版社代办站教材征订

购书请登录免费注册客服电话:010-62510665 62510769

购书指南购物车我的订单征订单存书架小团购二手书优惠活动关于我们

图书查询索引 版别索引分类索引中图法分类专业分类用途分类制品类型读者对象自分类最新畅销推荐特价教材征订

准确查询综合查询

输出与反应：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域外影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 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

	书名：	输出与反应：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域外影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ISBN：	978-7-300-15014-7	条码：
	作者：	马小红　史彤彪相关图书	装订：	平装
	印次：	1-1	开本：	16开
	定价：	￥78.00　折扣价：￥70.20 折扣：0.90 节省了7.8元	字数：	550千字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页数：	134页
	发行编号：	150147	每包册数：	6
	出版日期：	2012-01-31
	    

小团购订购咨询推荐打印放入存书架

内容简介：
本书通过详尽的考证，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作出了详细分析。全书共分为九章，分别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日本、韩国、朝鲜的影响，解读了这几个国家古代王朝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学习，还对南亚、中亚、西亚等国家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力。对于西方文明，本书从古代中世纪欧洲对中国法律文化的关注，到中国法律文化对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和俄罗斯的影响，解读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
作者简介：
马小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律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现任中国法律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法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中国法律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董必武法律思想研究会理事，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理事，明德法律文化论坛主持人，《法律文化研究》执行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历史与社会高等研究所兼职教授。曾任中国法律史学会秘书长（2004年）、《法律史论集》副主编、编辑部主任（1998-2004）。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法律史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主要讲授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和中国法律史研究方法。史彤彪，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理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全国西方法律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律史学会理事。研究领域为法理学、法律史和比较法律文化。
章节目录：
引论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域外影响的层次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域外影响的特点第一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东方的影响第一章中国古代法律对日本的影响第一节儒学输入与日本法制一、“大化革新”前儒学对日本法律的影响二、儒家思想在律令时代的影响三、儒学对武家时代日本法律的影响——以丘的《大学衍义补》与芦野德林的《无刑录》为例第二节 “大化革新”前中国古代法律对日本的影响第三节从“大化革新”到平安时代:隋唐法律对日本的影响一、隋唐法律的输入与“大化革新” 二、唐律令与日本律令第四节武家时代:明清法律对日本的影响一、镰仓、室町幕府时期的法律及中国的影响二、江户时代的幕府法及中国的影响三、享保时期对明律的研究和诸藩法的制定第二章中国法律文化对朝鲜的影响第一节中国法律制度对古代朝鲜的影响一、三国以前古代朝鲜法制及其中国之影响二、三国时期各国法制及其中国之影响第二节中国法律对高丽王朝法律之影响一、高丽王朝的建立与政治体制的确定二、高丽法制的建立与沿革三、高丽法制的具体内容及其中国法律之影响第三节中国法律对李氏朝鲜法律之影响一、李氏朝鲜吸取中国文化的基本情况二、中国法律对李氏朝鲜法制的影响三、李氏朝鲜的司法机构四、李朝司法诉讼程序第四节中国文化影响下的古代朝鲜法律思想一、中国文化对古代朝鲜法律思想的全面影响二、古代朝鲜的法律理念概述三、古代朝鲜法律思想举要四、文化的相似性与法律的一致性第三章中国法律文化对南亚、中亚、西亚国家和地区的影响第一节中国法律文化对越南的影响一、中国传统文化对越南的影响二、古代中国法律对越南法律的影响三、中国法律文化对越南影响的特点第二节中国法律文化对印度及其他国家的影响一、中国法观念的传播与印度人的评价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影响第三节东南亚诸国华侨对中国法律文化的传播一、古代华侨移民与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二、近代华侨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播第四节新加坡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运用一、儒学与西方民主法制的结合，是新加坡政府管理体制的基础二、新加坡社会的儒家价值观与法律三、新加坡的家庭立法第五节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中西亚国家和地区的影响一、中国传统法律对中亚的影响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西亚地区的影响第二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西方的影响第四章古代中世纪欧洲对中国法律文化的关注第一节古代希腊罗马时期对于中国法的关注一、中国的欧洲印象与欧洲的中国印象二、古代欧洲对于中国法律的认识第二节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欧洲的早期传播一、中世纪欧洲视角下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二、耶稣会士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介绍与研究三、耶稣会士对于中国法律文化研究的进步之处及其影响第五章中国法律文化对英国的影响第一节启蒙时期的英国人:中国“事物”作为评判标准一、地普尔爵士与孔子学说二、哥尔斯密的《世界公民》———从中国“士大夫”角度看英国的政法制度第二节亚当·斯密:用经济的眼光看待中国长期停滞的原因一、停滞于农业和农业的停滞二、对工业和商业的轻视三、中国的法律制度已到了极限第三节李约瑟:从科学角度看待中国儒学一、在中国，官僚制代替了西方的资本主义二、封建官僚社会对科学的影响三、中国没有产生自然法思想四、儒家思想对民主的贡献五、中国不可能达到现代官僚制度特有的精确性和标准化第四节科举制对英国的影响一、17～18世纪英国人对中国科举制度的推崇二、19世纪要求在英国实行中国式科举制的强烈呼吁三、科举对英国文官制度的影响第六章中国法律文化对法国的影响第一节孟德斯鸠:对中国法律文化的批判与提取一、对中国知识的获得二、对中国专制主义法律文化的批评三、对中国法律文化的提取第二节魁奈:崇尚中国的典章制度一、欧洲的孔子二、魁奈及其门徒推崇中国的原因三、《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的主要框架四、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思想与中国古代自然法学说的联系五、魁奈的理想:中国的开明专制制度六、土地单一税理论与中国古代税法思想及其制度的关系七、财产所有权观念与中国对财产所有权的特殊保护第三节伏尔泰:宣扬中国德治主义法律文化的最著名代表一、在东方发现了一个完全新的道德世界二、中国道德与政治、法律相结合，成了公正与仁爱的典范第四节科举制对法国的影响第七章中国法律文化对德国的影响第一节莱布尼茨:“认识中国文化对于西方文化发展的重要性”之 “第一人” 一、为何倾心于儒教二、对儒教政治与道德的赞美三、中国文化对于西方文化具有互补作用第二节沃尔夫:孔子的殉道者一、沃尔夫的道德政治论与儒教的关系二、一切道德政治，都不能与中国人的原则相比拟第三节赫尔德:在一切领域反“中国癖” 一、历史哲学中的东方文化二、中国没有大发展的原因——缺乏个性自由三、中国人的立法与道德是人类理智幼稚的尝试第四节黑格尔:拂去18世纪欧洲的“中国趣味” 一、两个太阳:哲学源自希腊，历史始于东方二、终古不变的宪法精神———家庭的精神三、中国政府的形式必然是专制主义四、基于家长制的中国刑罚第五节韦伯:儒教伦理及其法律文化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关于传统中国世袭制国家的理论二、中国社会的宗族组织三、中国法律的世袭结构四、儒教伦理第八章中国法律文化对美国的影响第一节何天爵:中国人身上有许多闪光的道德品质一、两个因素使中国的政治制度长盛不衰二、中国的司法制度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三、官与民的关系体现了智慧第二节昂格尔:中华帝国为什么没有走上法治之路一、中国的法律属于官僚法二、中国问题:一种比较分析第三节安守廉:解释中国法律文明较为广泛的特性一、中国早期社会就有公共的法律，它们可能是成文的二、昂格尔就秦帝国以前中国社会组织的性质所描述的图景是有局限的三、重新评价“儒法之争” 四、在考虑建立新的和更人道的社会共同体时，需要将中国历史纳入思考之中第四节高道蕴:法治思想在中华帝国的早期确实存在一、对中国早期法治应作更为积极的评价二、中国早期的思想家很少陷入当代社会科学理论中所谓的“法律形式主义” 三、中国存在自然法——道四、早期西方法治的重要特征，在中国也被认为是重要的第五节科举制对美国的影响第九章俄罗斯人对于中国法律文化的描述第一节中国与俄罗斯的早期交往第二节俄罗斯的“中国热” 第三节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与研究一、俄罗斯汉学家对于中国法律文化的研究二、北京传教士团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参考书目
精彩片段：
引论（片段）作为“东亚大地文化惟一之策源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曾支配了东亚国家，并对世界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然而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学界更多的是津津乐道于外国法律文化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却忽视了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域外影响的研究。本卷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为中心，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作系统论述。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域外影响的层次按照产生影响的程度，由浅至深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一）关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域外影响的第一个层次为“关注”。中国地处远东，东面朝海，西面环山，而北面又是西伯利亚高原，居住条件十分恶劣。这样的地理环境以及交通条件，使古代的中国，乃至东亚世界，都相对独立。这种空间阻隔，使东亚世界拥有了相对和平的大环境，却也增加了对外交流的困难。虽然中国以开放的姿态面对世界，但是客观上的困难却并不因此而减少。以张骞出使西域为例，他第一次出使西域往返共用去13年时间;第二次出使西域时，虽然汉朝已控制了河西走廊，而他本人经过上一次的出使也累积了一定的经验，可往返仍用了4年时间（前119年—前115年）。陆上交通多艰，海上也并不太平。东汉时，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在条支海岸被安息渔人劝退。安息人虽别有用心，但也是所言非虚:“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于西方———包括近东以及欧洲地区而言，始终停留在“关注”这一浅表层面。外国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表示“关注”的记载在古代中世纪的外国史料中并不少见。这种“关注”一部分表现为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揣测、臆想、憧憬，主要存在于“传说的中国”。一部分则是虽然稍有了解，也只是只言片语，甚至有所误解，主要存在于欧洲以及西亚古代的历史典籍中，形成了一个“道听途说的中国”。还有一部分则是体系相对完整的对于中国法律文化的介绍与描述，主要存在于曾经亲历中国的旅行者的游记之中，形成了一个“浮光掠影的中国”，虽然他们的记述也有一些错误，却向西方揭示了一个相对真实的中国。外国人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产生错误的认识是难免的。在被收录到典籍的“道听途说”中，曾经对西方学界造成较大影响的是古希腊地理学家克泰西亚斯的说法。他在《旅行记》中，曾有一段描述中国人的话:“赛里斯人（Seres，中国人）与北方印度人，身材魁梧，男高十三骨尺;寿逾二百岁。”对于中国人人种的认识尚且谬之千里，何况对于更深层次的文化的认识!空间的距离之外，尚有文化与语言上的隔膜，使外国人口中或是笔下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远非准确表达，因此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记载，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可以说是一种“关注”，也都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生域外影响的表现。（二）交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域外影响的第二个层次是“交流”，这一层次主要是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文化交流。进入大航海时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域外影响也深入发展。东方的郑和、西方的麦哲伦，中国势力与欧洲势力在东南亚地区交接，年轻的西方一步一步逼近古老的东亚。西方的使节、商人以及教士纷至沓来，耶稣会士在中国逐渐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虽然明清时代自我封锁，然而世界却更加了解中国，尤其在欧洲出现了18世纪“中国热”，中国文化———哲学、历史乃至法律都成为欧洲追捧的对象，欧洲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了解也进一步深化。与东亚地区或是东南亚地区不同，欧洲国家承袭了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文明成果。尤其在法律方面，欧洲法律文化拥有罗马法、日耳曼法、教会法三大策源，具有一套完整的法律文化体系。中国法律与西方法律，是在不同的政体与文化土壤中培育并成熟起来的，并在自己的法系范围内各领风骚。这也使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于欧洲的影响，必然与其他地区不同。特别是欧洲的思想家们，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本着“拿来主义”的精神，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理解与剖析，都带着深刻的“欧洲风格”，甚至不乏“欧洲中心主义”的居高临下的态度。在制度方面，中国的科举制度对于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英美的文官制度，都是以中国的科举制度为渊源。而对于思想家们而言，中国文化是他们新思想的“资源库”。无论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试图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寻找自己理论的“论据”。这些思想家中不乏大名鼎鼎的人物——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莱布尼茨、黑格尔、亚当·斯密，等等。这种“交流”也有三种表现:一种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持赞扬态度，以莱布尼茨和伏尔泰为例，他们认为中国在制度文明以及治国方略上，在欧洲国家之上，并号召欧洲向东方学习;一种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持批判态度，如孟德斯鸠、卢梭以及黑格尔，他们认为中国在治国方略以及历史方面，确实走在了欧洲的前面，但是对于中国的专制制度以及政治文明却持批判的态度，以黑格尔为例，他将中国文化视为一种“幼年文化”;还有很少的一部分人，对于“中国热”极其厌恶，在他们眼中，中国与世界其他野蛮、未开化民族并无区别，这种看法的代表人物为赫尔德。在欧洲视角下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很难说是客观的。然而无论是褒扬，还是批判，这种研究本身以及它在欧洲变革时期对政治界与思想界所产生的影响，都毫无疑问地从属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域外影响的一部分。（三）移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域外影响的第三个层次是“移植”，这一层次所涉及的主要是中华法系的子法:朝鲜法、日本法、琉球法、安南法、暹罗法等。“移植”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域外影响的最高表现形式。有学者将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地区之间存在的关系形象地归纳为“天朝礼治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中国处于核心的位置，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方面主导整个区域的发展。政治上，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是宗主—藩属关系;在文化上，在这个以汉字、儒学、中国式律令制度与农工技艺、中国化佛教为基本要素的“东亚文化圈”内，中国文化无疑是核心。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东亚文化圈的基本要素之一，作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中华法系的母法，对于区域内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法律的形成，就是基本移植了中国法律并加以本土化的过程。以中华法系中最重要的三个国家——日本、朝鲜和越南——的法律体系为例，日本在大化时代，以唐律为蓝本全面进行法律改革，并建立了律令格式的法律体系。对此，黄遵宪在《日本国史·刑法志》中写道:“迨孝德朝依仿唐制……律分十二，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贼盗，八曰斗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亦用五刑，别有八虐，六议等条，大概同唐律。”③朝鲜历史上也一直是内附中国，根据《高丽史》的记载，“高丽一代之制，大抵皆仿乎唐，至于刑法亦采《唐律》，参酌时宜而用之。曰《狱官令》二条、《名例》十二条、《卫禁》四条、《职制》十四条、《户婚》四条、《厩库》三条、《擅兴》三条、《贼盗》六条、《斗讼》七条、《诈伪》二条、《杂律》二条、《捕亡》八条、《断狱》四条，总七十二条，删繁取简，行之一时，亦不可谓无据”④。而越南的法律以唐律为主，参酌宋、元、明三朝的法律。越南，在中国古代称“安南”，从秦代到唐代，安南数次被并入中国版图，从很早就受到中原汉族法律文化的影响日本学者牧野巽认为:“安南于秦、汉时即接受中国文化，迨后汉马援之远征，遂完全成为中国之领土，直至唐末犹然，故此时代安南所行之法律，恐即以唐之律令为主也。” 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域外影响的特点从关注、交流到移植，中国传统法律的域外影响在不同的地域，也曾呈现不同的特点。笔者以中华法系为区分，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于中华法系和非中华法系国家影响的不同特点分别加以概述。（一）中华法系国家第一，中华法系所属国家，与中国曾存在臣属或者隶属关系。无论是朝鲜、日本还是越南，在历史上都曾为中国的属国，向中国称臣，接受中国中央王朝的册封。按照班固《汉书》所载，朝鲜在周朝即为箕子的封地，在朝鲜推行礼乐教化，并有了最初的法律———箕子八条。之后历朝的史籍中，也多次出现了朝鲜和日本两国“朝贡”的记载。对于中国、日本、朝鲜的关系，朝鲜李氏王朝宣祖则称:“上曰，设使以外国言之，中国父母也，我国与日本同是外国也，如子也。”他进一步强调:“以言其父母之于子，则我国孝子也，日本贼子也。”而越南从东汉至唐末，一直为中国领土，中国法律曾作为国家法律在此推行，这也奠定了古代越南成为中华法系最南端的基础。后来的李、陈等朝，皆奉中国为宗主。第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于中华法系国家法律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法的历史渊源上，中华法系各国（地区）法都是在继受中国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各自的传统和习俗有所不同，但中国法是它们共同的母法。在法的表现形式上，法律主要表现为成文化的法典，其中“律”和“令”是主干。在法的观念上，受儒家思想影响，天理、国法、人情相通，表现为一种完全不同于任何其他法系的“情、理、法”观念。在法的内容和性质上，主要是刑事法和行政管理法，除婚姻家庭法外，成文的私法不发达。在法的实施上，中央层面的行政与司法略有分工，中央以下行政与司法不分，行政官同时兼理司法。在司法审判上，刑事审判依律进行，程序严格;民事纠纷则调解重于裁判。在法的精神和价值取向上，法律维护帝制，追求社会稳定和人际关系和谐。在法的知识类型上，它不同于西方的法学，表现为独特的“律学”，即依据礼教和帝国政治而专注于对法律注解的学术。第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于中华法系国家产生影响，以这些国家自觉学习为主。东亚国家学习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历史悠久，这方面的记载和研究比比皆是。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高句丽及百济于东晋时，新罗于梁时，渤海、日本于隋唐时输入中国法律，从事模仿制法事业”。尤其是有唐一代，日本“其时遣唐学生颇有习律者，归以教人，而法制颇详明矣”。朝鲜则是“1905年以前高丽所施行之法律，皆模仿中国者也”。而越南的《历朝宪章类志·刑律志》中追溯越南法律的历史，认为:“我越历朝立国，各定刑章，李有刑书之颁，陈有刑律之定，莫非参酌今古，永示成规……迨于有黎之兴，复行删定，鸿德刑律，参用隋唐，断治有划一之条，有上下之准，历代遵行，用为成宪。”其中所谓“参酌古今”、“参用隋唐”，都是学习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明证。（二）非中华法系国家第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域外影响以和平为基调。所谓“以和平为基调”，是指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播方式中，战争与征服等手段使用较少，和平的传播占据主导地位。《尚书》有云:“明王慎德，四夷咸宾。无有远迩，毕献方物。”中国诸王朝，无不将这一思想奉为圭臬。汉唐时代处理与西域诸国的关系，大多是秉持着“以德服人”为主、“以力服人”为辅的原则。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播，也概莫能外。以郑和下西洋中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域外影响为例，郑和船队无疑是古代世界上规模最大、武力最强的船队，数以万计的官兵以及先进而精良的装备，都是尚处于落后状态的东南亚国家难以企及的。但是郑和船队所到之处，都洋溢着和平和友好的气息，反映了中国愿意与东南亚国家“永享太平之福”的美好愿望。在东南亚，中国试图推行的是一种“抚外夷以礼，导人以善”的国际关系架构，生活在这个国际关系架构之下的人，无论华夷都“遵礼守法”，而国与国的交往也是依照礼法。礼教和礼法，既是中国人普遍遵守的原则，也应该是中国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甚至是任何在“天朝礼治体系”框架下的国家之间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也就是说，在这种架构之下，任何国家都是互不侵犯、和平共处的，如果出现争端，可以提请“天朝”调解。而郑和在这一地区的所作所为，也无一不印证了这一点。让人最为扼腕的是，由于财力不足，天朝礼治秩序仅在郑和下西洋的这些年间，得到了比较好的推行，并未对后来有关国家和地区内部的社会发展以及彼此之间的友好往来，产生深远而巨大的影响。第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域外影响以华人移民为依托。中国法律文化在东南亚的域外影响，主要体现在华人聚集区，也是所谓的“华族”内部。人口的迁移必然导致文化的迁移，大规模的华人下南洋活动以及中国传统的聚居生活习惯，也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的法律文化得以在东南亚传播的重要原因。在印尼雅加达华人区的华人公堂、盟神审判以及宗法制度，无一不带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色彩。而在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的国家政策与法律中，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根植在华人骨子中的传统法律文化，因为移民而渗透到东南亚国家的法律文化之中，也成为当地法律文化的一部分。第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域外影响以人员交往和自觉学习为主。人员交往和自觉学习，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域外影响的最重要方式。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并非强迫推行，无论是汉唐开放的时代，还是明清闭关锁国的时代，中国都极少主动对外推销自己的法律与文化。无论是中华文化圈内的日本、朝鲜，还是中华文化圈外的欧洲国家，都是自觉学习中国文化并主动传播。这一部分是中国人“天朝上国”的心态使然，另外是因为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欧洲的影响为例，考察欧洲思想界研究中国法律文化所援引的史料，所有的儒家经典，都为外国传教士翻译;其他的资料——从《东方诸国志》到《耶稣会士书信集》，都是由外国人写成的中国历史或者在中国的札记，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涉及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而在欧洲思想界，对于中国法律文化的研究，也都是自觉自愿的行为。这也造成了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理解的欧洲中心主义情结。
书　　评：

其　　它：
相关评论发表评论

| 我的帐户 | 我的订单 | 购书指南|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 敬告 | 友情链接 | 广告服务 |

版权所有 © 2000-2002 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京ICP备10054422号-7 京公网安备110108002480号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新出发京批字第版0234号
经营许可证编号：京ICP证130369号技术支持：云因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