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一系列的影响、灵感、经验和遭遇促使我写作本书。但是，如果需要我指出在整个过程中，究竟哪一个时刻是写作的想法孕育之时，那么这一时刻就应该是2003年9月中旬某一天的早晨，当时我在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H大街的世界银行会见一位资深经济学者，讨论人权在银行工作中的地位问题。为了我将在2004年开始承担的有关同一主题的富布莱特高级研究项目，我当时正在进行一些初步的研究。会见我的那位经济学者在世界银行之内和之外都一直是一位受到高度尊重的经济学者和战略思想家。他非常热情，至少是在坎昆部长级贸易谈判于不到24小时之前的崩溃导致大量的工作如洪水般漫上他的办公桌的情况下，在第一时间同意会见我。我很享受这次会见，也学到了很多。他在我们会见期间说的一件事情当时让我很震惊，此后就一直萦绕在我心头。我们谈到了人权的性质，并由此勾画了世界银行的运行对人权有何影响以及人权对世界银行的运行有何影响的图景。我们都同意的是，世界银行对人们的经济和社会福祉的事项有深远的影响，而且实际上，考虑到世界银行的减轻贫困和提高生活水平的目标，人们会期望这些影响。然而，世界银行对人们和政府的公民与政治情况的影响——至少就世界银行直接采取的行动而言——就远没有那么重要了（尽管并非无关紧要）。那位经济学者相信，只有后一类事项构成了人权的合适内容，而前一类则不是。改善人们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很明显是值得欢迎的，但是，在他看来，这些都是政策目标，而非可以强制实施的义务。由此来看，对于世界银行对人权有何影响的问题的答案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因此并没有也不应该对世界银行的战略策划和执行具有重大的影响。 在更广泛的有关人权本体论的争论中，这种思路并非罕见。然而，通过考虑这种思路产生的背景，我清晰地形成了一个观点，即目前在全球舞台上，活跃着两个主要的而且经常是相互竞争的促成全球化的力量：一方面是人权的普遍化，另一方面是经济的全球化。尽管可以说它们占有同样的全球空间，但它们经常显得各行其是，而当它们碰面时，往往是冲突多过协作。在我与处于这一争论的两边的公司、人权活动者、政府、学者、学生或国际组织官员等各方打交道的几年里，我反复获得这种印象。实际上，我早先为本书暂定的标题是“两种全球化”。但是随着我的研究和思考的进行，我明白了一点，即这一标题是对整个场面的一种过于简单的表示。当然，为了清楚地认识这两个领域持续至今的历史和情绪，指出这一点仍很重要，但是作为对全球经济和人权相互关系的整体情况的描绘，这一标题并不全面。总体来看，这两者之间的交汇是大量的、微妙的和必然的，因此我选取了“全球化走向文明”作为本书的主标题，其含义是：全球化既是一种促进文明的力量（civilising force），同时也是一种本身必须被文明化的力量（a force that must be civilised）。这一“双重构思”（double entendre）构成了贯穿本书的主题。这一标题还有助于确定本书在更为广泛的遏制资本主义的过分性质的必要性中的位置。在我于2008年末写下这些话之时，政府对全球资本市场的极不寻常的干预以及对于加紧金融机构运作于其中的规制框架的呼吁，都生动地表明了这种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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