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惠祥文集 - 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
书名:
林惠祥文集
ISBN: 978-7-5615-3930-9
条码:
作者:
蒋炳钊 吴春明
相关图书
装订: 0
印次: 1版1印
开本: 16开
定价:
¥380.00
折扣价:¥361.00
折扣:0.95
节省了19元
字数:
2526千字
出版社:
厦门大学出版社
页数:
发行编号:
每包册数:
4
出版日期:
2012-05-01
内容简介:
林惠祥(1901-1958),又名圣麟,福建晋江人,著名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民族学家,中国人类学学科开创者,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的创始人。代表著作有《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文化人类学》、《中国民族史》、《苏门答腊民族志》、《婆罗洲民族志》、《民俗学》、《世界人种学》、《神话论》等。.本书拟三册,收录林惠祥的各种论著、未刊文稿资料和有关传记和追记文章,按人类学、民族史志、考古学、文化史、自传追记等内容和写作时间顺序进行编排,全面反映林惠祥教授的学术生涯和历史贡献。
作者简介:
蒋炳钊(1931—2017),福建泉州人,中共党员,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系教授,著名民族学家、人类学家,中国百越民族史、中国东南少数民族研究领域的学科带头人。1956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学系,师从著名人类学家林惠祥(1901—1958)攻读副博士研究生,历任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副馆长,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创所所长,倡立并任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会长,兼任中国人类学学会理事、副秘书长。1958年留校任教,开设“秦汉考古”、“博物馆学概论”、“中国民族史”等课程,招收中国少数民族史方向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国东南地区少数民族尤其是畲族的社会历史文化调查与研究,运用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与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整合研究中国东南民族历史与文化,涉及古代百越民族、闽台关系、陆海关系及当代畲族、回族、疍民、东南汉民与客家等族群文化,铸成厦门大学文化人类学以中国东南民族考古研究见长的标志性成果。著有《百越民族史》、《百越民族文化》、《畲族史稿》、《畲族社会历史调查》、《东南民族研究》、《中国东南民族关系史》等十余部,点校《鹿洲全集》,主编《林惠祥文集》等,发表论文百余篇。曾获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吴春明,男,历史学博士。2001-2014年,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美国卢斯基金夏威夷大学访问学者、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2015年至今,厦门大学南海研究院、一带一路研究院研究人员,海洋考古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学术方向:中国东南民族考古、沉船考古与海洋文明史、中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比较研究。先后主持的国家级研究课题有"教育部八五社科规划项目--先秦两汉时期东南沿海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教育部九五社科规划项目--福州城市考古研究","教育部十五规划项目--环中国海沉船与海洋考古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五规划项目--闽台土著民族关系史与南岛语族起源研究"。研究方向为海洋考古与海洋文化史,华南与东南亚(环南海)民族考古与土著民族史。已出版《中国东南土著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观察》(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海洋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英文专著The Prehistoric Maritime Frontier of Southeast China:Indigenous Bai Yue and Their Oceanic Dispersal, Springer 2021);《涨海行舟:海洋遗产的考古与历史探索》(海洋出版社2016年版)等。
章节目录:
精彩片段:
前言
林惠祥教授是一个忠诚的爱国主义者,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他虽然离开我们已有52年,但是其学术思想仍然在激励大家向前探寻。尤其是2001年《自传》公开发表以来,人们对他极具民族气节的爱国主义情怀表示敬仰;对他执著的学术研究精神感到由衷的敬佩。《自传》载述了从出生到1949年10月17日厦门解放近50年经历,它涵盖了林先生解放前的学习、工作和思想活动的全过程。从《自传》里我们还可以了解这位著名学者成长的艰辛道路和鲜为人知的传奇轶事。
林先生1901年6月2日出生于福建晋江县莲埭乡(今石狮市蚶江镇)。其祖曾在台湾经商,父亲仍在台湾继承家业。甲午战争后,日本占领我国领土台湾,强迫居民改隶日籍。依其国籍法,以血统和户主为原则,因此其父及其全家即被隶为日籍。《自传》上篇《二十五年秘密——主要是放弃日籍的事情》,全文记载他为放弃日籍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
林先生自幼聪颖又很有个性。他父亲对改隶日籍也是不情愿的,所以他不移家属赴台,亦不在故乡挂台湾籍。林先生从小对日本人不怀好感。九岁时,他父亲将他送到福州日人办的东瀛学堂,主要学日文,经四年毕业,获第一名。日本校长要介绍他到日本商行工作,林先生谢绝了。后来又到教会办的青年会中学,主要学习英文。林先生认为学校授课太少,浪费时间,只读一学期便退学,在家自学。他对父亲说:“有真才便好,何需资格文凭。”每日伏案14小时,拟用二年时间读完五年课程,凭着一份自励奋志的毅力,不但学好英文,中文程度也大大提高,尤其是写作能力进步最快。可是他父亲觉得“既不入学,又不从商”,总要寻找一条出路,于是劝他去当老师,经日本校长介绍回东瀛学堂教授汉文,颇得学生好评。时有一个日本教师对林先生说:只要他能“劝台湾富绅林某,(就)出资送他留学日本”。这位日本人究竟要林先生替他办什么事,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林先生还是婉言谢绝了,彼此关系也疏远。不久,林先生便离开学校入台湾公会,办理台侨事务,后又随父至台北为某巨商抄账,两星期后便辞职不就。
1918年,应妹夫之邀前往马尼拉,在亲戚家米厂记账,工作之余,坚持学习,约有二年多。林先生一贯对从商不感兴趣,欲入学界,此时方知资格的重要,又不愿意再入中学。恰巧见报上报导陈嘉庚先生创办厦门大学,学生可免学缮费。他十分高兴,决定弃业就学,以同等学力报考厦大,时年20岁。由于考期已过,勉强补考,终于无师自学,各科不齐,中文过、英文及格,数理分数不足,不得为正式生,只可为旁听生,学期成绩考试颇优,次学期改为特别生,次年补考数学及格改为正式生。在预科一年毕业,即入人文科社会学系学习。四年毕业,得学士学位,犹幸得追及为厦大第一届毕业生。
五四运动后,厦大学风亦甚活泼有生气。入学厦大后,民族国家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决定退出日籍。所以这次回国后,旧的入口字交菲海关,另领回国新字,则改作中国福建晋江人,亦不向日本领事馆报到。这就是林先生决意私自放弃日本籍的思想活动的开始。25年的秘密,就是从这一年算起。
林先生用“秘密”二字来写这段历史,说明他当时对此事不仅是不让其他人知道,更担心让人发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25年间承受了不少风险和痛苦,从未退却。其中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是1929年赴台奔丧。1926年,林先生厦大毕业后留任厦大预科教员一年。后自费赴菲律宾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深造一年,获人类学硕士学位。1928年毕业回国,即入中央研究院任著作员,后被委任民族学组助理研究员。1929年林父病逝台湾,他极力隐瞒自己的身世,告假前往奔丧,领中国护照,化名林石仁,假托为商人前往。期间首次调查台湾高山族文化及台北圆山等考古遗址。1935年,林先生又利用暑假自费再到台湾搜集和购买高山族标本。此次他又化名林淡墨,假托教会中学教员,用中国护照前往。幸好两次台湾之行,虽历尽艰险,获益非浅,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他放弃日籍的信心。
第二次日寇进犯厦门,举家避难南洋。自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占东北后,林先生已觉得国之祸将至,冀望我国之能速强盛。他曾在厦大纪念周演讲“由社会学所见之中国”,提出谁能抵抗日本侵略者,必将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又撰写《野蛮救国论》以提倡忠诚、淳朴的民族朝气。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野心占领中国。位于南方岛屿的厦门告急,厦门大学的教学秩序也受到严重威胁。1937年秋,林先生领母亲、岳母、妻子、弟弟、妹妹及子女等十五人举家避难南洋。关于这一事,林先生在《自传》中说:“余逃亡时极匆遽,盖余之情况与他人不同,如待至沦陷,台人来者必多,若被发觉,即免受罚,亦必强逼做汉奸。当时余此段心事又不能告人,忐忑不安。窘极无法,临急时终于被逼出走。余为保全节操起见,比较他人为慎也。”这应是实情。又因为“不愿我家人有一人沦于敌中也”,故举家出走避难。
第三次新加坡沦陷后,不愿与日人为伍,饱受生活折磨。1937年秋,林先生举家自厦抵港,在香港停留数月,见战事无速了之望,未知所适。正好此时新加坡博物馆召集第三届远东史前学家国际大会,中国未派代表参加,经同学的推荐和资助,林先生由港抵新参加该会,时1938年1月。林先生在会上宣读《福建武平之新石器时代遗址》一文,内容推论中国南方之史前民族及文化与南洋的关系,颇受与会者好评,并引起国外同行对华南史前文化的强烈关注。
林先生初抵新加坡,就任女中教员。1939年冬受聘槟榔屿钟灵中学校长,该校为当地一著名侨校,林先生极尽全力办学。自己着手制定了《办理本校之计划及其实施》、《钟灵中学小规模图书馆分类编目简法》,建树颇多。但是终于“国内政事波及至南洋”,由于林先生积极支持抗战,拥护陈嘉庚先生的活动和拒绝参加国民党,于是在1941年3月被校董会解聘。林先生无端遭到校董会解聘引起校内师生和社会各界的不满,反响很大。钟灵中学校董会发表了《为辞退林惠祥事敬告侨胞书》,林先生公开回应《告社会书》、《对钟灵中学校董会告侨胞书之解答》,以正视听。遂回新加坡从事著述,以卖稿为生,离开钟灵中学,开始编译《苏门答腊民族志》、《婆罗洲民族志》、《菲律宾民族志》三大巨著。由于职业未定,生活遇到很大艰辛。1941年秋,相濡以沫的妻子积贫成疾并因缺医少药而去世。正在悲痛之际,南洋战事又爆发了。有一幼子也因贫病夭折。
1941年12月8日,日军开始轰炸新加坡,林先生手抱幼女领一家老小到处逃避飞机轰炸,有时露宿街头,状如乞丐。1942年2月16日,日军占领新加坡,时见日宪兵大声以日语告谕华人,华人不解,日宪兵甚焦噪无法。林先生及其弟见状伪作不解,不愿出为翻译。有些朋友见林先生一家困难,欲介绍他到昭南日报工作或做翻译,因是日人所办,故婉言谢绝;有些特务也开始跟踪他,或劝说,或利诱,他都极力避开。为了养家糊口和躲避日人的干扰,他举家迁往距市区7千米的后港,住草房,每日挥锄不停,开荒种菜,种木薯、番薯,兼做小贩以维持一家人的最低生活。1944年,他结识了邻居一位淳朴善良的侨生姑娘黄瑞霞,从此结束了整整三年的孤独生活,幼女也重新得到了慈母的照料。在这艰难的岁月里,林先生始终坚信祖国抗战必胜,中华民族必兴。他在《自传》中写道:“在南洋沦陷期间,更坚守我的本意,不因日本之胜利而攀附为日籍,以取得势力富豪,反以我国之被侵略而愿与华侨同受危险与痛苦。”“宁愿牲牺个人利益,遭受痛苦及危险,而不愿变节认贼作父。”铿锵数语,其坚贞的爱国主义情怀,令人敬仰。
抗战胜利了,林先生“二十五年的秘密”已成历史了。他崇高的民族气节和伟大的人格魅力必为国人敬仰。1947年秋,接母校的聘书和路费,又率眷属回厦门大学任教。在临行前的那一些日子里,应陈嘉庚先生之邀,为陈老修饰《南侨回忆录》和参加南洋筹账总会编辑《大战与南洋•马来亚之部》一书。陈老先生知道林先生欲返回厦大十分高兴,并送给他1000元作路费。林先生对陈老先生很敬重,特请陈老留言以作座右铭。陈老欣然写下“对于轻金钱,重义务,诚信果毅,疾恶好善,爱乡爱国诸点,尤为服膺响应,而自愧未能达其万一,深愿与国人共勉之”的《述志诗》,对林先生予以崇高的评价。
《自传》下篇《对国内反动派的认识》,写他回国后对国内政局的一些认识。当时国内学运如火如荼,林先生对学生运动提出“反内战、反饥饿、要民主”深表同情。他坦然回答学生提问:“我不赞成勘乱,因为这是内战。我们是不应当再有内战,你们该预备将来抵抗外敌。”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进逼厦门,反动派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民主人士,形势十分恐怖。10月15日夜,一群匪徒包围了林先生在同文路的住家,以“共匪嫌疑犯”强行把他绑走投入警察局。幸好解放军进展神速,16日夜已进入厦门市区,反动头子毛森一伙逃跑了。17日凌晨,管狱员在“犯人”的逼迫下打开牢门,林先生提着铺盖走出牢门回家。这一天是1949年10月17日,即厦门解放的日子。
这一天对林先生来说是终身难忘的。他深情地说:“只晓得帝国主义是敌人,不晓得国内反动派也是敌人,结果不死于帝国主义之手,却几乎死于国内的敌人之手。我现在才明白,只有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才能致国家于兴盛富强,以打倒帝国主义。我的余生是出自无产阶级的兄弟所赐,我今后必须认清自己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应当完全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参加无产阶级的行动……”新中国成立后,林先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积极参加土改和承担多项社会工作。1957年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一名爱国主义者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林惠祥教授在科学研究方面建树丰硕,发表大量著作,创造出多个学术第一,并倡建国内第一座人类学博物馆。这些成就凝聚着他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和不畏艰辛的毅力,让人称奇。比如到台湾调查和搜集高山族文物标本一事,他向蔡元培院长建议,利用赴台奔丧的机会进行。这是一个极有胆识的尝试,敢于在日本占领下的台湾,只身深入高山族地区进行为期近两个月的工作。并到台北圆山贝冢遗址做考古调查,获得大量资料。可以想象这是多么艰难,甚至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他成功了。写出了《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一书,蔡院长予以高度赞赏,破格“擢升为研究员”,时年29岁。该书是林先生的第一部学术巨作,在学术上影响很大。这本开辟荆榛之作成为日后研究台湾的学者必读之书,林先生也因此被誉为大陆学者高山族研究和台湾考古的第一人。
1931年秋,林先生应母校之聘,出任厦门大学人类学、社会学教授,同时仍兼任中央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一年,完成了《倮标本图说》一书编述,1931年由该院出版。迨任厦大教学工作后,那时中国人类学研究刚刚起步,资料十分缺乏。为了教学的需要,他废寝忘食,苦干了五六年,先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世界人种志》(1932年)、《神话论》(1934年)、《文化人类学》(1934年)、《中国民族史》上下两册(1936年)、《民俗学》(1937年)。是知林先生学识渊博和勤奋精神。其中《文化人类学》被该馆列为大学丛书,曾被多所大学采用为课本。该书为我国第一部人类学专著。《中国民族史》一书,是当时同类书中最详者,且有诸多创见。日本学者中村、大石二位学者合译为日文,1940年在日本出版。林先生这批著作的发表,填补了我国人类学研究的空白。因而他被誉为我国人类学研究的先驱、开拓者、奠基人之一。
创办私人博物馆。林先生是学人类学专业的,他非常热爱这个专业。他深知教人类学需要原始文化之标本。早在20年前他便开始注意搜集文物和标本,但学校又不可能提供采集费用。于是在1933年,他在厦大西边顶澳仔自建一房屋,留前厅为人类学标本陈列室,供厦大历史社会学系之用,并欢迎中小学师生参观。1935年扩充为“厦门市人类博物馆筹备处”,此乃现在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的雏形。1937年林先生避难南洋时,可以带走的文物标本随身转移。星岛沦陷后,林先生冒着多次生命的危险,保护了这批文物不被日人发现。而且在他落难生活处于十分苦楚之时,有位欧洲学者愿以高价收购他保存的文物,均被拒绝。1947年回厦大工作,他又花了很大力气把这批文物标本安全地运回厦大。他曾多次说过,保护好这批文物标本比他的生命更重要。1949年厦门刚解放,他即向军代表呈交并恳转呈教育部关于《厦门大学应设立“人类学系”、“人类学研究所”及“人类博物馆”的建议书》。1951年,林先生曾向王亚南校长建议,愿把他平生搜集的文物标本和图书无偿地捐献给学校,创建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3月15日正式呈文《捐赠古物标本及图书提议设立人类博物馆筹备处呈函》给王校长并转华东教育部。此举得到王校长高度赞赏,4月28日,王校长在呈华东教育部呈文中写道:“林惠祥先生为一诚笃刻苦努力之学者,近将其半生勤劳积蓄之物全部捐给学校,希望我校设立人类博物馆筹备处。……其志甚坚,其情尤挚。”6月16日,华东教育部吴有训部长在批复文中写道:“查你校教授林惠祥先生贡献其个人经数十年辛勤收集文物,以供大家钻研,此种大公无私,阐扬学术之精神,予以奖勉,希即转告。”7月12日,林先生又呈文《厦门大学设立人类博物馆筹备处计划书》,送王校长并转呈华东教育部。这些报告都是他自己亲手完成的。12月4日,华东教育部批复,经中央教育部同意,暂时成立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筹备处。
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于1951年开始筹办,林先生随即辞去历史系主任,专司馆长之职,全力投入办馆工作。1953年3月15日,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正式开馆。它是全国第一家专业性博物馆,也是高校中唯一的一所人类博物馆。于是,厦大人类博物馆便成为中国人类学研究基地之一。1980年,中国人类学学会成立大会在厦大召开,厦大人类博物馆便被选定为中国人类学学会的会址,以至现在。
林先生一生俭朴,他曾说过,他的工资和稿酬有一半以上是用于收购文物标本。他第一次捐赠给博物馆文物标本有七大类643件,古钱币、邮票和照片不计在内。专业图书27类,计729种875册;第二次又捐献文物有54号(每号一件或数件);图书158部256册,二次合计共961部1303册。其中不少是珍本和孤本。这笔财富泽被无穷,这种精神流芳千古,永载史册。
林先生在避难南洋十年间,在对华南民族和南洋与马来族关系的开拓性研究, 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林先生对南洋民族研究心中早有定数。日寇侵犯厦门,林先生为何选择南洋为避难地,他曾明白地说:“余来南洋之目的,一因日人占厦,避免被逼作汉奸;二因欲研究南洋人之人类学材料。盖新加坡素有‘人种博物馆’之称,且有富于人类学材料之博物馆及图书馆。而南洋附近各岛皆多原始民族。”他到新加坡的第一份职业为什么选择在新加坡某女中任职,而不去苏门答腊之苏东中学,薪差一半?他说:“然余宁愿少获收入,而不愿放弃学问也。”因为新加坡有博物馆和图书馆可供研究。
尤其是在被钟灵中学解聘之后,专靠以卖稿为生,从此专心致志于南洋民族的研究和著述。除了编译《菲律宾民族志》、《苏门答腊民族志》、《婆罗洲民族志》三部巨著外,并撰述《南洋人种总论》、《南洋民族志》、《马来人与中国东南方人同源说》、《南洋民族与华南古民族关系》等著作,并在《星洲日报•半月刊》发表诸多有关南洋民族研究的文章。新加坡叶钟铃先生耗时近廿年收集整理的《林惠祥南洋研究文集》,于2009年在北京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足见林惠祥先生在南洋学术界的影响。1950年9月,王亚南校长聘任林先生为厦大南洋研究馆馆长。他极力支持创办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厦大南洋研究所成立后,1957年2月高教部任命林先生为该所副所长。林先生是我国南洋问题研究的开拓者与提倡者之一。
考古学研究也是林先生的强项。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曾在厦门、惠安、南安、武平等地调查,发掘石器时代遗址。在避难新加坡时,又沿途在香港、马来西亚等地发现古人类遗址,尤其是两次台湾之行,在台北圆山“贝塚”遗址进行考察。新中国成立后,编写出《中国史前时代略史》(即《原始社会史》和《考古学通论》讲义,教授学生,带领学生进行考古实习。1956年又承教育部任务,负责培养二名考古学副博士研究生。并在福建的闽侯,闽南和闽西等地进行考古田野工作,写出一批重要的考古论文和调查报告,提出了许多学术新见解。比如1937年在第三届远东史前学家国际会上,他以英文发表的《福建武平新石器时代遗址》,首次提出以武平印纹陶和有段石锛为代表因素的“亚洲东南海洋地带”文化不同于华北的看法。《台湾石器时代遗物的研究》一文,最早论证了台湾史前文化的源头在中国大陆东南地区。同时他应用比较研究,系统地论述了华南(以福建、广东为主)与邻省(包括台湾)和东南亚古代文化的密切关系,提出其源头均在大陆的见解。《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有段石锛》,这是集他一生研究成果写成的一篇综合性论文。1958年2月12日晚,林先生正在完成这篇文章的英文提要,13日凌晨,因脑溢血抢救无效,不幸辞世,享年57岁。这是我国学术界一大损失。
新中国成立前林先生开过的课程有:“人类学通论”、“中国民族史”、“亚洲各国史”、“南洋史”、“社会发展史”、“考古学通论”、“民族志”等二十多门。研究生的指导课程有:“石器时代考古”、“有史时代考古学”、“古物分类研究”、“古迹分类研究”、“文化人类学”、“日语”等。
综观林先生30多年所取得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最根本的是他具备广泛深厚的学识为基础,运用文化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以及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刻苦钻研精神,这一宝贵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厦门大学位于祖国东南,其研究重点应立足于本省及东南地区(包括台湾),面向东南亚地区。他在筹建厦大人类博物馆的计划书中也表明这一观点,建议今后应重点增加这方面的陈列品。林先生他身体力行构建这一区系的理论,至今仍被广泛运用,林先生居功甚伟。
林惠祥教授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很高盛誉。像他这样一个大学者,既是人类学家,又是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样样都做出巨大的学术成就,这在学界中是少见的。于是他的主要著作《文化人类学》、《中国民族史》,1993年商务印书馆又重版发行。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中国知识》栏目播出“介绍中国著名人类学家林惠祥教授”专稿。1983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林惠祥人类学论著》。1998年由福建省厦门市台盟策划、厦门大学联合主办,“纪念林惠祥教授逝世4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纪念林惠祥文集》。1998年7月26日《厦门晚报》发表纪念专刊。8月7日厦门《鹭风报》作了详细报导。2001年,为纪念林惠祥教授百年诞辰,由市台盟策划,出版《天风海涛室遗稿》,收录林先生书稿6种。厦大人文学院出版《林惠祥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论文集》。林先生老家晋江石狮市,2000年7月1日《石狮日报》刊发题为“我国人类学开拓者:石狮籍台胞,厦大教授林惠祥诞辰百年祭”的纪念文章。《泉州晚报》2001年9月25日发表《一代人类学泰斗——纪念林惠祥教授诞辰100周年》。2002年,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出版《华菲自古是一家——菲人与华南人渊源资料汇编》(吴文焕主编)。收录了《泉州晚报》的《一代人类学泰斗》、《林惠祥教授传略》和林先生的《南洋马来族和华南古民族关系》等文章。菲律宾菲华历史博物馆还辟有林惠祥教授事迹的陈列专柜。2002年9月14日,李鹏委员长率人大代表团参观该馆专柜,详细听取讲解。
林惠祥教授学术成就影响深远,对当前我国人类学研究,仍有着启迪作用,他的爱国自强的思想将永远激励着一代代莘莘学子。厦门大学出版社计划出版林惠祥教授著作全集,这是一个很有远见的决策。该社约我主编,作为林惠祥教授的学生,义不容辞。当我将此事转告其家属,他们均表示大力支持。明年正是林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愿以这种方式,寄托我对老师的缅怀和追思。
林先生著作很多,除已发表的外,又找到一些未刊的书稿,能找到的拟全部编入。由于篇幅大,内容多,时间又短,幸得诸同仁的鼎力相助,吴春明教授协助策划全书并校注考古学方面的论著,石奕龙、黄向春教授校注《文化人类学》和《中国民族史》。林惠祥夫人黄瑞霞女士提供手稿和照片,女儿林华明女士还专程前往新加坡寻找资料。叶钟铃先生、陈庆力先生、赖燕鸿先生和董兴艳同志帮了很大的忙,查找和复印资料。厦门大学图书馆、厦门大学档案馆、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厦门市侨办也给予大力支持。故本书的出版是得益于诸多同志的共同努力。本书还选取《林惠祥南洋研究文集》中一些文章,一并附此表示谢意。
本人重校全部书稿并做篇目,有的手稿加以誊正,个别地方作些改动。本书拟分三辑,依次以人类学、民族学和考古学为重点,按发表或写作时间先后为序。由于时间紧、水平有限,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教正。
蒋炳钊于厦大北村寓舍2010年9月10日
书 评:
蒋炳钊 吴春明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 林惠祥(1901—1958)是中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民族学家,中国人类学学科开创者,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的创始人。《林惠祥文集》全三册253万字,按人类学、民族史志、考古学、文化史、自传追记等内容和写作时间顺序进行编排,附录林惠祥年谱和图集,全面反映林惠祥教授的学术生涯和历史贡献。第一辑包括《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㑩倮标本图说》《世界人种志》《文化人类学》《神话论》《民俗学》等专著。第二辑包括《中国民族史》《苏门答腊民族志》、《婆罗洲民族志》、《“台湾者中国之土地”》《南洋人种风俗概说》等著述和《南洋人种总说》《福建民族之由来》等论文24篇。第三辑包括《考古学通论》《为什么要保护古物》《算命的研究和批判》等著述与史前遗址考古研究报告、序记文书手稿、天风海涛室诗文集等内容。尚有《中国通史(原始社会)》《考古学讲义》《有段石锛》等诸多讲义遗稿未及收辑,故非全集。
其 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