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假情真——伍迪?艾倫的電影人生》（Woody Allen: A Biography）的作者，並與史貝柏（A. M. Sperber）共同撰寫《亨弗萊鮑嘉》（Bogart）一書。他的文章常見於《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浮華世界》（Vanity Fair）與《洛杉磯時報》（the Los Angeles Times）。他同時是《國際筆會》（International PEN）的主管之一，現居加州洛杉磯。
三十八年以來，我很榮幸自己得以近距離觀察一位藝術家的轉變，雖然在我們diyi次見面後，我壓根不覺得自己會有這種機會。一九七一年春天，《紐約時報雜誌》（New York Times Magazine）的某位編輯丟了三個主題讓我研究，希望從中撰寫一篇專題報導，其中就包含伍迪艾倫這位三十五歲的喜劇編劇，他在當時已經寫出兩齣百老匯作品《别喝生水》（Don't Drink the Water）與《再彈一遍，山姆》（Play It Again, Sam），《紐約客》（The New Yorker）雜誌也時常刊登他的散文，而他也正開始著手執導自己的電影劇本《傻瓜入獄記》（Take the Money and Run，一九六九年電影），內容講述一個無能又笨到不行強盜，字都寫不清楚也趕跑去搶銀行；還有甫發行的《香蕉共和國》（Bananas），這是一部關於拉丁美洲革命與美國外交政策的戲謔喜劇。隨著適當的場景安排與串連，這些電影就像是俱樂部中上演的獨角戲，在角色發展或電影類型上著墨不多，經常是一段接一段的荒謬怪誕，而且讓人捧腹大笑。
六個月後，當我在加州索薩利托（Sausalito）騎單車時，我差點被一輛福特休旅車撞倒，這輛車的擋風玻璃上貼著「羅林與喬菲製片公司。」而在那天的《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上我有讀到一小篇文章寫著伍迪正在本地拍攝《再彈一遍，山姆》，憑藉著自己當時年輕又唯我的心態，我覺得排除一切巧合，那是一個暗示──代表他已經可以敞開心胸對話了。我播了通電話給喬菲，看看有沒有機會再安排一次訪談，結果他們找我去索薩利托港的一艘船屋上與伍迪見面，他們正在為電影勘景。我們聊著那幾場棒球季後賽的話題，接著他就與場管先告辭去看一些問題。過了幾分鐘，查理走過來跟我說，「要不要跟著一起來現場看看？不過請你保持安靜，不要擋到路，不然就只好請你離開了。」
我一切遵旨照辦，過了幾天後，伍迪在更換場景的空檔過來跟我聊了一下。他之後又再來找我，我們又聊了更久，很快地就開始變成正式的訪談。《紐約時報》委託我寫一篇人物側寫，因此拍攝期間我幾乎都在現場。伍迪沒有親自執導《再彈一遍，山姆》，而我的編輯建議我一樣可以在他演出期間繼續進行訪談，後來他又緊接著執導電影《性愛寶典》（Everything You Always Wanted to Know About Sex）。後來我去洛杉磯的高爾德溫片廠（Glodwyn Studios）找他，我們又在拍攝現場斷斷續續談了好幾個小時。zui終，在過了原定截稿日的幾個月後，我在《紐約時報》刊登以他為封面故事的那天交出稿子。
我去了，好幾次。後來我們有天在第五大道上迎面相遇，他說他正要去拉斯維加斯的凱薩宮酒店表演，要是我剛好會去那的話就可以進去看看，不過情況看起來似乎不太可能。幾天後當雅典出版社（Atheneum）的前主編──理查克鲁格（Richard Kluger）建議我將那篇在《紐約時報》陷入窘境的報導，發展成為一本以伍迪為主角的喜劇專書，因此我終究還是去了一趟拉斯維加斯。我與伍迪在咖啡廳談了十分鐘，他答應與我合作。我因為他那句承諾就留了下來，接著便跟著他zui後一次以單口喜劇（Stand-up comedy）演員身分巡迴演出，同時也開始著手撰寫我爾後於一九七五年出版的《論滑稽》（On Being Funny）。後來部分是為了研究的緣故，我也在《傻瓜大鬧科學城》（Sleeper）與《愛與死》（Love and Death）的拍攝現場繼續待了幾個星期。有件事情在我們zui初的談話之中就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就是即使在那些極為喜劇型態的電影製作過程中，他的抱負及喜好都有更嚴肅的一面。尤其當你知道影響他zui深的人是喜劇泰斗鮑勃霍普（Bob Hope）與大導演英格瑪柏格曼（Ingmar Bergman）時，你就不會覺得驚訝了。然而這卻相當困難，因為伍迪艾倫是世上zui滑稽的人之一。為什麼，很多觀眾去看了一九七八年的《我心深處》（Interior）與一九八○年的《星塵往事》（Memories）時都會這麼想，難道繼續拍喜劇片不能讓他滿足嗎？簡單地說，身為一個年輕作家，他知道喜劇是踏進戲劇界的敲門磚，而他卻想要堅持自己的抱負撰寫一些更嚴肅的命題。許多影評都抨擊一個低俗的喜劇演員竟想要扮演哈姆雷特，但他們卻放錯重點了。伍迪的喜劇並不庸俗，這是他一生成就的基礎，他只是單純偏好戲劇。此外，他完全清楚自己受限於什麼樣的角色，因此他根本不想要扮演哈姆雷特，他只是像要寫出哈姆雷特。
本名艾倫史都華康尼斯堡（Allan Stewart Konigsberg），出生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號並於紐約布魯克林區成長。他在一九五二年成為伍迪艾倫，因為幾家紐約報紙的八卦專欄開始採用他投稿的笑話。那個害羞的十六歲男孩不想要同學在看報紙時讀到他的名字──老少咸宜的八卦專欄是數百萬讀者每天茶餘飯後的必需品──除此之外，他也以為影劇圈每個人都會使用藝名，所以他也想要取一個輕鬆又適合搞笑的筆名。他的作品很快就被廣為引用，後來他受雇於一家公關公司並負責撰寫幽默逗趣的俏皮話以供客戶使用。艾倫每天下課後都會搭四十分鐘地鐵去曼哈頓中城，然後在公關公司的辦公室裡坐上三個小時，絞盡腦汁地寫笑話。他當時以為自己身處「演藝圈的核心」。他每天都會交出三到四頁繕打好的笑話（約五十則笑話，他估計自己在那兩年多來寫了將近兩萬則笑話）並換取二十美金的報酬，後來很快就調成四十美金，在當時是非常不錯的酬勞。
成功一步接一步而來，他在十九歲那年受僱於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成為儲備編劇並被送去好萊塢與音樂喜劇節目「高露潔歡樂時光」（Colgate Comedy Hour）一起工作；二十二歲那年他開始幫喜劇演員席德凱薩（Sid Caesar）寫劇本；一九六○年時，他二十四歲，賺取的酬勞是他diyi份工作酬勞的八倍。他後來看到莫特薩爾（Mort Sahl）穿著毛衣並夾著報紙走上台談論政治與美國人的生活時，他發現單口喜劇也許是自己可以發展的方向，而他也做到了。根據他的演出，他後來受邀撰寫電影劇本《風流紳士》（What's New Pussycat？）並在其中軋了一角。該電影成為當代zui賣座的喜劇電影，但是劇情卻幾乎沒有按照原著劇本進行，然而伍迪說當時他們要是真的按照劇本拍攝的話，「我可以讓這部電影加倍有趣，卻沒有辦法如此成功。」這個經驗教會他一件事──就是一旦他要創作電影劇本的話，他就需要完全掌控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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