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前结束的上海书展上，80卷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新书介绍会引人关注。这是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上海交大社）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该丛书记录了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的东京审判庭审全过程，818次庭审记录无一缺漏。作为第一手资料，完整再现了历时两年半的东京审判。

    像这样大手笔的、非营利的学术出版近几年并不少见，而且对大学出版社来说，学术出版份额日益加重，已然成为主要阵地。

    法国学者马特尔在其著作《论美国的文化》中谈到，美国的大学出版社在美国出版业中所占份额不大，但其出版的学术著作却是美国思想和文化创新基础。“虽然它们只占出版品种的8%，但它们的这1.2万种书籍对于美国思想和文化的更新仍然是至关重要和生命攸关的。”马特尔在书中总结道。

    学术出版的重要性是无庸置疑的，但众所周知学术著作几乎赚不了钱，尽管国内大学出版社已将学术出版作为自己的责任。但随着出版社的转企改制以及市场化的深入，学术出版能否继续，又如何继续？国内大学出版社能否像欧美大学出版社一样，成为文化思想的创新基地？
 
　　非营利的学术出版
 
    上海交大社社长韩建民告诉记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这样一套大部头丛书得以出版，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丛书得到了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二是依托了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的研究结果。

    韩建民还用一幅画来表达大学出版社和其所属大学的关系，一根高竹子上，一只蝉在高声鸣叫。竹子就是大学，蝉是大学出版社，“居高声自远，高高的竹子才能将蝉鸣传远。不依托大学的学术研究，出版社的学术出版是不可能的”。韩建民说。

    事实上，得到了国家、学校的资金资助和依托所在大学的资源，这两点是大学出版社做学术出版的关键因素。

    今年5月，《胡华全集》6卷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人大社）出版。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相同的是，该全集也是由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胡华是党史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这自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优势。

    人大社总编辑贺耀敏告诉记者，这在过去是很难实现的，因为《胡华全集》需求量不大，但有了资金保证后，他们才能全身心地把它打造成精品。

   “我个人感觉，从趋势来讲，大学出版社越来越回归于学术出版和教育出版。这是大学出版社今年发展的特点。”贺耀敏说。

    这种回归应该说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资金是重要因素。8月13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邬书林在上海交大社组织的“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高端论坛”上发言时说，国家出版基金每年主要资助的是学术出版，金额有3亿多元。

   “过去看到西方大学出版社所做的学术出版，现在在中国也已经看到了。也就是说，西方很多学术著作是由那种非营利的出版机构出版的，现在中国也在做。”贺耀敏说，“这是大学出版社回归本位，找到自己精神价值的重要标志。”
 
　　责任和使命
 
    贺耀敏所说的“回归”不是指回到过去出版的图书品种。这点从国内大学出版社的发展路径图可以看到。

    如今全国大学出版社已超过百家，除了人大社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成立于上世纪末50年代。其他大学出版社都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前后，北京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979年，清华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980年，上海交大社成立于1983年，今年恰好30年。

    大学出版社早期只是大学的一个出版部门，为学校印刷教材。上世纪90年代初到新世纪，是以出版教材为主的快速发展期。这个时期恰巧遇到出版社转企改制，进入市场的压力让大学出版社的图书和其他出版社相近，大学出版社的面貌模糊起来。

    2007年国家出版基金的设立，再次改变了大学出版社的出版格局。学术出版让出版人意识到这是机遇，也是大学出版社回归到大学、寻找大学价值的机会。

    2008年，韩建民到上海交大社任社长，他坦言，本应当是赚钱的教材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益，只能另找突破口。他敏锐地发现学术出版是一个多赢的方向。采访时，韩建民反复提到那幅画中那根象征着大学的竹子，“大学的学术研究成果是大学出版社的内容资源”。

    事实证明这步棋走对了，“大飞机出版工程”、《钱学森文集》、“船舶与海洋出版工程”等一系列学术著作出版，让上海交大社声名鹊起，不但获得国家级奖项，而且一些著作成为“走出去”的先锋，如爱思唯尔出版公司购买了“大飞机出版工程”中的6种。

    人大社的学术出版近几年也日益加重，目前占到全部图书的30%，差不多每年有1000种。而从2006年以来签订版权输出合同的400多种书中，学术著作占80%以上。

    “我认为大学出版社要坚守学术出版，坚守这样的责任和使命，否则大学出版社无路可走。”贺耀敏说。

    无疑，资金资助、有资源依托、观念转变，这三方面构成了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的基础。
 
　　找到一条合适的路
 
    韩建民说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以前图书订货会上转一圈，只看图书的封面和装帧就能知道哪些书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因为都偏简单和素雅。不过，现在图书设计整体已有很大改观，这是市场介入带来的影响。

    转企改制后的大学出版社也面临着艰难选择，学术原则和市场原则两者之间的选择。

   “我们做学术出版，可以争取基金来达到平衡。”贺耀敏说，这类著作可以赢得荣誉、不亏损，他们也愿意出版。但坦率地讲，资金支持力度不大，“更好的情况是，让做学术出版的人，不只是利润平衡，而是有利可图。这样，他才会积极地做。现在仅仅是不亏损”。

    与美国的大学出版社不受市场压力出版高质量的学术图书相比，国内出版人是矛盾的，大学出版社一方面作为企业一定要赢利，另一方面要把学术出版作为重要的任务。“价值追求和市场利益之间有很大的矛盾。这是很多大学出版社的管理者内心的一个很大困惑。”贺耀敏说，他们现在能做到的是先做好教育出版，而学术出版逐渐成为双翼之一。
 
　　国外大学出版社的模式只是一种提醒，却没什么借鉴价值。
 
   “国外的大学出版社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因为我们要承担的功能比他们多一些。我们的目标是成为世界上的出版公司，像麦克劳希尔这样的。”贺耀敏说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与我们合作更多的是哈佛大学商学院出版公司，而不是哈佛大学出版社。”

    学术出版也必定会越来越受到重视，贺耀敏和韩建民都非常肯定。只不过，将来大学出版社怎么走，现在并不是十分明确。

    “一方面想做对民族民生有利的东西，另一方面又要追求眼前的效益。如何平衡，是整个出版界需要探讨的问题。”贺耀敏说，当务之急要探讨一种模式让出版人能够专注于学术出版。
 
   来源：《中国科学报》(2013-08-30 第13版 文化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