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卷 《史料与阐释》是一种文学资料汇编集，它的缘起是这样的：2007年复旦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申报上海市重点学科获得成功。但在专家们反馈的意见中，有专家指出，我们学科的科研成果里，史料建设成绩不小，但重视不够；建议我们成立一个史料研究中心来整合各种史料整理的成果。这个建议鼓励了我们。于是在学科规划中列入了建立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中心和出版史料刊物的计划。但是后来事情多曲折，“中心”直到现在还在筹备过程中，经费也一直没有到位，史料汇编出版一再延期。约来的稿子也因为时间太久，有些被作者拿回去另外发表；有些论文已经收入了专书。这样一拖就拖了四五年，这是我们深感抱歉的。直到近年，被列入中文系985三期的规划，才落实了出版经费。 于是有了《史料与阐释》。 复旦前辈学者一向重视现代文学的史料建设。三十年来，贾植芳先生参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章培恒先生、王继权先生等主编的《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等大型丛书，潘旭澜先生主编的《新中国文学词典》和现代文学教研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词典》等辞书等等，都为这个学科在“文革”废墟上重新崛起提供了重要的基石。我们现在主编这个史料汇编集，正是想沿着前辈奠定的学术传统继续走下去。 《史料与阐释》的栏目分“文献”、“资料”、“论述”三大部分。“文献”包括作家佚文、日记、书信等相关材料的收集；“资料”包括整理、编撰作家年谱、期刊目录，以及考证各类文献资料；“论述”不仅仅是对史料的深度阐释，也包含本学科各种文学理论以及文学现象的探讨。 本卷主打栏目是对同在2008年去世的三位“胡风冤案”中的受难者的纪念。贾植芳先生是复旦大学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奠基者，他于2008年4月24日去世，我们在他三周年忌日前编了《贾植芳先生纪念集》，但是因为稿件太多，我们有意撤下了一批先生的书信及相关说明材料；当时还有一组旧稿，是先生生前九十大寿时几位作家学者的祝词，考虑到这些文稿与纪念集的气氛不协调，当时也未收入。这次一并发表于此，寄托我们的纪念。耿庸先生于2008年1月18日去世，彭燕郊先生于2008年3月31日去世； 路莘女士和龚旭东先生分别编辑了耿庸先生和彭燕郊先生的纪念专辑，授予我们发表，这是要衷心感谢的。在本卷已经发排之际，我们又收到了谢小玲女士提供的一组方然、谢韬的珍贵资料，也一并补入。论述方面有陈方竞先生研究胡风文艺批评的新作，以及许俊雅教授在旧著基础上对胡风译著 《山灵》版本的重新考证，都是值得推荐的。 2012年卷 本卷仍是以合订本的形式出版的。先前计划中我们准备每年出版两期刊物，每期三十万字左右。但由于出版时间延期使得大量稿件积压，同时也因为有些专辑的文献整理、目录汇编以及相关论述的篇幅都比较大，一本三十万字很难给予刊载，经与出版社商量，决定以合订本的形式出版。于是2011年卷和2012年卷的篇幅都达到七十万字以上，内容也相对比较厚实。 我们觉得这样的阅读效果可能更要好些。在目前图书市场上以轻薄、玲珑、娱乐、流行为时尚风气的小清新时代，我们反其道而行之，以厚重形式来承载一些时代的另类信息。所以，从2013年卷开始，我们不再采取合订本的形式，改以年份为卷数，每年编辑出版一本，七十万字。即在2014年上半年开始编辑2013年卷，9月交稿，进入出版流程，年底出版。 本卷的主打，是以晚清文学研究为主题，着重推出段怀清、刘小源两位研究者新发现并且翻译的一组辜鸿铭书信文献及相关论述、许俊雅教授在多年来孜孜不倦从事两岸文化交流研究中对于王韬、林琴南等文人作品在台湾流布的重大发现、袁进对上海近代文学的研究，以及韩国学者李宝暻关于“晚晴-五四”文学中优生学主题的研究。此外，关于老舍、赵清阁、徐志摩的三个专辑也是早已经约来的弥足珍贵的稿件，承蒙解志熙、傅光明、段怀清三位研究者的大力支持以及耐心等待，直到现在才给以付印，这是我们要表示歉意、并且真心致谢的。 论述部分中，秋石先生的《试论诬胡秋原为“托匪”的由来始末》一文，针对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一桩公案，即左翼文艺理论家发起的批判“自由人”胡秋原、又牵扯出对“第三种人”苏汶、“小资产阶级作家”杨邨人的批判。虽然这个批判运动被当时中共领导人及时出面阻止，但由于当时的中共领导所推行的仍然是极“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所以这个事件实质上并未得到真正的纠正，以致于1950年代以后的现代文学史的教科书、以及相关学术研究中，始终把左联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批判作为正面的事件去宣扬，对于批判中受到伤害的胡秋原、苏汶、杨邨人等人也缺乏客观的评价，连2005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的有关注释，依然对受害者作了不公正的介绍。秋石先生从2004年去台湾访问晚年的胡秋原先生开始，立志要为胡秋原还历史的公道，他经过七八年的努力探索，多次著文呼吁，为胡秋原先生的历史冤案澄清真相。现在这篇长达六万多字的论文中，作者对当时包括鲁迅在内的左翼领导人受到的“左”的路线影响，对于胡秋原的不公正批判、尤其是污蔑胡秋原为“托匪”的事件，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分析和反思，清算了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左倾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王观泉先生的《“基本上是农民战争”与〈资本论〉在中国》更是一篇震撼人心的好文章，他把梳理《资本论》在中国的翻译、介绍及其影响与中国特色的农民革命战争对照写来，把中国知识分子如何从西方搬来了马克思主义、如何在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的指挥下历尽失败、又如何在战争实践中发现了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继续革命的教训……都作为历史大背景，写尽了《资本论》在中国的曲折浮沉的命运。王观泉先生是著名的党史研究专家和鲁迅、陈独秀、瞿秋白研究专家，八十多岁高龄，并且有严重眼疾，但我们读他的火山爆发一般热烈的文字，就会相信，他的学术生命依然是满溢着青春活力的。 （《史料与阐释》，复旦大学现代文学重点学科策划的学术资料研究汇编，陈思和、王德威主编。一年一卷,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14年02月28日 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