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是自汉代起直至鸦片战争前中国与世界进行政治、经济、文化联络的海上通道，主要包括由中国通往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的东海航线和由中国通往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的南海航线。海上丝绸之路涉及港口、造船、航海技术、航线、货品贸易、外贸管理体制、人员往来、民俗信仰等诸多内容，成为以往中外关系史、航运史、华侨史乃至社会史研究的热点领域。

　　随着20世纪中外海上交通史学科的建立，张星烺、冯承钧、向达等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了诸多开拓性的研究。泉州后渚港宋代沉船的出土再度掀起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又一股研究热潮，厦门大学庄为玑、韩振华、吴文良等学者在这方面表现显著。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学者们对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制度演变、私人海上贸易、中国与东南亚海上交通路线、贸易商品和贸易范围等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

　　进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研究逐渐明显地被纳入到“海洋强国”战略之中，先是有包括广州、漳州、泉州、福州、宁波、扬州、南京、登州、北海在内的诸多沿海港口的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启动，继而有海洋考古内容丰富的挖掘成果，接着是建设海洋大国、海洋强国的政策引导，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成为该领域研究更强劲的动员令。

　　从海上丝绸之路百年研究史中，我们能清晰地体会到其间反复经历着认同中华文明与认同西方文明的历史转换，亦反复经历着接受中国与孤立中国的话语变迁。

　　从经济贸易角度看，海上丝绸之路打通了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物资交流通道，中国的丝绸、陶瓷、茶叶和铜铁器纷纷输出到海外各国，海外各国的珍奇异兽等亦纷纷输入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活跃的人群频有变幻，阿拉伯人、波斯商人是截至南宋为止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主角，时至明代，中国的大商帮如徽商、晋商、闽商、粤商乃至宁波商人、山东商人等等都纷纷走进利厚的海贸领域，他们不仅主导着中外货品的贸易，而且还多次与早先进入东亚海域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直至日本的海上拓殖势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或收复台湾，或主导着澳门的早期开发。时至清代，中西海上力量在亚洲海域互有竞争与合作，冲突有时也会特别地激烈。中国的海上贸易力量在西方先进的轮船面前日益失去优势，走向了被动挨打的境地，但民间小股的海商、海盗乃至渔民仍然延续着哪怕是处于地下状态的海洋贸易，推动着世界范围内的物资交流与汇通。

　　从文化交流角度看，货物的流动本身已是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东亚邻国日本对“唐物”充满敬佩与崇拜，走出中世纪的欧洲亦痴迷中国历代的书画及各种工艺，因此，伴随着丝绸、陶瓷等的向外输出，优秀的中华文化亦反复掀起一波又一波的中国热。

　　重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提出是在建设海洋强国的国策下的具体而微，这标志着中国将重启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之间业已悠久存在的平等的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和谐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互摄关系以及国与国之间友好的民间交往等等，历史的梳理便于唤起人们对共同文化理念的笃信，便于彼此重温既往共同精神纽带之缔结的机理，历史传统可以历经岁月的淘洗而显得清晰，亦势必将主宰人们的心理倾向和处世态度。

　　抓住重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时代契机，认真开展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人文思索和挖掘，其学术意义与社会意义都是不可小视的。借着国家“一带一路”策略的东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进入了新的再出发阶段。与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相比，中国当下的文化建设似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理应回归到更加理性的层面，思索在海上丝绸之路早期阶段中国话语权的树立，思索海上丝绸之路顿挫时期中国海洋话语权的失落，思索当今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时我们在文化上、历史中可以寻找到的本土资源，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弘扬儒家“仁”、“和”、“协同万方”思想，为新时期人类和谐、和平、合作开发利用和开发海洋做出我们自己的理论贡献。

　　如今，包括广州、漳州、泉州、福州、宁波、扬州、南京、登州、北海在内的九个港口城市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这些城市的港口史研究均能被称为申遗的重要佐证。海洋考古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诸多的沉船考古新发现为我们拓展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丰赡翔实的资料来源。若干新理论、新方法和新史料的调查、汇集与整理为我们开展专题性的研究提供了更好的平台。

　　厦门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学术精品书系——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丛书，联合海内外海上丝绸之路学者进行攻关，内容涵盖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有关海洋贸易、航运贸易、港口区域经济、海洋区域社会人群与经济互动等专题性、前沿性研究，揭示以中国为主导的海上丝绸之路时代贸易的实态、参与人群及其生活方式、海洋贸易及其制度管理状况等，反映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轨迹和繁荣景象，向世人充分展示海上丝绸之路更加丰富的历史面貌，从而使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有更进一步的呈现，为新时代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一份资鉴。

　　我们看到，目前这套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丛书包括12种新颖学术专著：

　　1.中国南洋古代交通史
　　2.长崎华商：泰昌号‧泰益号贸易史
　　3. 清代华南帆船航运与经济交流
　　4. 日本冲绳华裔中的阮氏族群
　　5. 东欧亚海域史列传
　　6. 耕海耘波：明清官民走向海洋历程
　　7.众力向洋：明清月港社会人群与海洋社会
　　8. 海洋图书变迁与海上丝绸之路
　　9. 海氛扬波：清代环东亚海域上的海盗
　　10. 民国时期东南沿海海盗研究（1912—1937）
　　11. 华文越风：17—19世纪民间文献与会安华人社会
　　12.厦门的兴起

　　从目前推出的图书来看，第一，本丛书定位高，作者队伍阵容强大，联合海内外海上丝绸之路学者进行攻关，共同彰显中华海洋文化。日本学者松浦章、上田信，新加坡学者吴振强，台湾学者朱德兰教授均堪称学界大家，还有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的王日根、张侃教授以及一批脱颖而出的年轻博士，凝聚了日本、越南、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界新锐力量。可以说，该丛书是整个东亚范围内精英学者前沿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第二，本丛书凸显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海洋文化的民间先行、官方顺应、和平包容、渐进提升特征，弘扬这一覆盖太平洋西岸到印度洋区域的海洋文明传统对于构建包括海峡两岸、东亚东南亚各国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三，本丛书在海洋航运、海贸航线、海洋图书编纂与流通、海洋活动中的官民商盗人群、港口发展、海外华人社区、著名商号等做了翔实、精细的研究，这些专题性、深邃性的研究应该具有一定的原创性、前沿性，具有一定的长久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

　　下面是其中几本书的简介：

　　日本长崎是16世纪以来东亚华商贸易网络的重要节点，台湾“中央研究院”朱德兰教授著的《长崎华商：泰昌号‧泰益号贸易史》，结合历史文献及田野调查文献（各地商号遗址、长崎唐寺古迹、长崎华人集居地及墓地、泰益号原乡金门等地访查记录），通过多元史料的比对、不同视角的分析，重建了1862—1940年泰昌号、泰益号两大商号的贸易活动历史。

　　厦门大学青年学者周运中的《中国南洋古代交通史》在百余年来中外学者研究中国南洋交通史的优秀成果基础上，采用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地理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结合的新方法，首次系统建构了南洋古代历史地理的严密新框架。不仅考证了历代中国南洋交通的航线与历代南洋重要地名，而且复原了航路转移导致南洋地理中心转移的进程，分析了亚欧非大陆文明与南洋文明发展过程的紧密联系，最终提出了南洋史与中国海洋文明史的新分期，认为南洋史可以分为海湾时代、海峡时代、海岛时代，其核心依次是扶南、室利佛逝、爪哇，逐渐转向东南。这三个时代加上此前的先史期与中间的两个过渡期，对应中国海洋文明史的六个分期，即上古越人航海自然发展期、战国秦汉的开辟期、东汉六朝的勃兴期、隋到晚唐的繁荣期、晚唐两宋的高潮期、元到明初的鼎盛期。

　　日本关西大学松浦章教授著的《清代华南帆船航运与经济交流》，着重在探讨清代华南帆船在东亚海域内所扮演的角色，既从文化层面解读船神信仰、海上救助等历史风貌，又从经济层面展现清代华南帆船往行福建、长崎、台湾、上海等地的经济活动。
　
　　《东欧亚海域史列传》是日本东京大学上田信教授的新著，它如同一部大型交响乐，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别样的海域世界。书中选取了曾经活跃在东欧亚海域世界的足利义满、郑和、王直、郑成功、陈弘谋、威廉•渣甸六位主要历史人物的列传。从国别上看，本书所选取的历史人物，囊括了日本、中国、英国三个不同国度的人物；从时间上看，按照中国历史时间来说，跨越了明清两个时代。而这些历史人物的活动，围绕着东欧亚海域世界从朝贡体系向互市体系的发展进程而展开。

　　厦门大学王日根教授的《耕海耘波：明清官民走向海洋历程》，阐述明清朝廷海洋政策的演变，海洋政策指导下对海疆管理的强化，地方官员对海洋治理的努力，朝廷海洋政策变动下的民间呼应，地方经济在宽松海洋政策下成长，思想者和社会的反思与对策。指出明清时期的海洋开发是沿着两条轨道进行的，官方力图主导海洋事业的进程，追逐朝贡之利；而东南沿海的民间力量在“外患纷起”的环境中，出于自保的目的或建立起血缘、地缘或业缘、神缘的家族化组织，在“爱拼才会赢”的逆境中开辟了走向海洋的发展通路。

　　闽南师范大学潘茹红著的《海洋图书变迁与海上丝绸之路》，从历代海洋图书的历史变迁中找寻官方与民间海洋群体的“海丝”活动轨迹，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供历史的借鉴和海洋文化的理论支撑。诚如厦门大学杨国桢先生所说：“海上丝绸之路是以海洋中国、海洋东南亚、海洋印度、海洋伊斯兰等海洋亚洲国家和地区的互通、互补、和谐、共赢的海洋经济文化交流体系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海上丝绸之路是早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出现的海洋世界体系。这个世界体系以海洋亚洲各地的海港为节点，自由航海贸易为支柱，经济与文化交往为主流，包容了各地形态各异的海洋文化，形成和平、和谐的海洋秩序。”海上丝绸之路是区域海洋时代的代表，是以中国为主导的航海时代的“符号”，不能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相混淆。

来源：厦门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