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无论是用实证主义哲学、结构主义哲学、新托马斯主义哲学，还是用存在主义哲学、解构主义哲学、弗洛伊德主义哲学乃至现代新儒学，来对抗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注定是苍白无力的。

　　20世纪的历史运动以及当代哲学的发展困境，使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内在价值和当代意义凸显出来了，当代哲学家不由自主地把目光再次转向马克思，重读马克思。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每当世界发生重大历史事件，产生重大社会问题时，人们都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转向马克思，重读马克思。

　　当代著名哲学家德里达甚至发出这样的感叹：“不去阅读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而且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错误，一个理论的、哲学的和政治的责任方面的错误。”正是以当代实践以及哲学本身的发展为基础重读马克思，使我们深深地体会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依然占据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

　　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委托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杨耕教授主持编写了这套“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文库”。这套丛书大部分图书入选了“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专项规划项目，部分图书入选了“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今天我们借丛书主编杨耕老师所撰序言为大家介绍一下这部重点图书。

理论的深度与思想的容量

文｜杨耕

　　历史常常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即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某个理论以至整个学说往往在其身后，在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历史运动之后，才充分显示出它的本真精神和内在价值，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促使人们“重读”。可以说，“重读”是哲学史乃至整个思想史上的常见的现象，黑格尔重读柏拉图、皮尔士（又译皮尔斯）重读康德、歌德重读拉菲尔……在一定意义上说，一部哲学史就是后人不断“重读”前人的历史。所以，哲学史被不断地“重写”。

　　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命运也是如此。20世纪的历史运动以及当代哲学的发展困境，使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内在价值和当代意义凸显出来了，当代哲学家不由自主地把目光再次转向马克思，重读马克思。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每当世界发生重大历史事件、产生重大社会问题时，人们都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转向马克思，重读马克思。在一定意义上说，在伦敦海格特公墓安息的马克思，比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埋头著述的马克思，更加吸引世界的目光。当代著名哲学家德里达甚至发出这样的感叹：“不去阅读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而且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错误，一个理论的、哲学的和政治的责任方面的错误。”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文库”，就是当代中国学者重读马克思的理论成果。正是以当代实践、科学以及哲学本身的发展为基础重读马克思，我们深深地体会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在当代，无论是用实证主义哲学、结构主义哲学、新托马斯主义哲学，还是用存在主义哲学、解构主义哲学、弗洛伊德主义哲学乃至现代新儒学，来对抗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注定是苍白无力的。在我看来，这种对抗犹如当年的庞贝城与维苏威火山岩浆的对抗。

　　我断然拒绝这样一种观点，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维多利亚时代”，距今170多年，因而已经过时。这是一种“傲慢与偏见”。我们不能依据某种学说创立的时间来判断它是不是过时，是不是真理。实际上，“新”的未必就是真的，“老”的未必就是假的；既有最新的、时髦的谬论，也有古老的、千年的真理。阿基米德定理创立的时间尽管很久远了，但今天的造船业无论多么发达，也不能违背这一定理。如违背这一定理，那么，造出的船无论多么“现代”化，多么“人性”化，也无法航行；如航行，也必沉无疑。真理只能发展，不可能被推翻；而科学之所以是真理，就是因为它发现和把握了某种规律。正是由于发现并深刻地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正是由于发现并深刻地把握了人与世界的总体关系，正是由于所关注并力图解答的问题深度契合着当代世界的重大问题，所以，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又超越了19世纪这个特定的时代，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和良心，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正如美国著名思想家海尔布隆纳所说，“我们求助于马克思，不是因为他毫无错误之处，而是因为我们无法回避他。每个想从事马克思所开创的研究的人都会发现，马克思永远在他前面”。

　　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在当代中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越来越趋于“冷寂”以至衰落。这种观点看到了某种合理的事实，但又把这种合理的事实融于不合理的理解之中。我不否认哲学研究目前在社会生活中较为冷清，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持一种冷漠、疏远的态度。但是，我又不能不指出，这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冷寂”，实际上是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一种深刻反思，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的一种回归。具体地说，国内哲学界通过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批判反思，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反思，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批判反思，以及通过对哲学的重新定位，完成了这种回归。在我看来，正是这三个“批判反思”以及“重新定位”，促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向成熟。换言之，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冷寂”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中国的衰落，相反，它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成熟。

　　实际上，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并非如同冰炭，不能相溶。没有市场经济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产生的。无论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历史性的肯定，还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局限性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不断深化和拓展，我们真正理解了市场经济不仅是资源配置的现代形式，而且是人的生存的现代方式；真正理解了市场经济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时代，从而深刻地理解了在市场经济中人与人的关系何以转化为物与物的关系；真正理解了市场经济是从“人的依赖性”向“人的自由个性”过渡的时代，从而深刻地理解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马克思）、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重要性；真正理解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及“重建个人所有制”（马克思）的重要性，从而深刻地理解了人“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恩格斯）的真实含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不断深化和拓展，一个“鲜活”的马克思正在向我们走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离我们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了。马克思仍然“活”着，并与我们同行。

　　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也不可能包含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自诩为包含一切问题答案的学说，只能是神学，而不可能是科学或哲学。历史已经证明，凡是以包罗万象、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自诩的思想体系，如同希图万世一系的封建王朝一样，无一不走向没落。“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必要的’哲学。它为我们生活的历史和社会难题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见解。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为我们的历史难题提供了全能的解释，就跟柏拉图无法回答存在和认识的所有问题，以及弗洛伊德无法解释潜意识思维所有过程一样。能够带来启发但并不是无所不能，它只不过是看得更长远一些，理解得更深刻一些而已。这正是马克思及其后继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的著作能帮助我们的事情。”海尔布隆纳的这一观点正确而深刻。我们应当明白，马克思是普罗米修斯，而不是“上帝”；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启示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方法，而不是教义。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卢卡奇甚至认为，即使“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但只要坚持、“发展、扩大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仍然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统一。我们只能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期待它做它所能做的事，而不能要求它做它不能做或做不到的事。

　　实际上，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之初，马克思就以其远见卓识“告诫”后辈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时代的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这些困难的排除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因此，我们必须立足当代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坚持和发展包括学理上的坚持和发展。

　　正因为如此，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委托，我主编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文库”。首批列入“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文库”的20部著作分别从哲学观、哲学史、理论前提、理论形态、存在论、唯物主义形态、辩证法基础，以及经济哲学、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历史哲学、社会发展理论等方面深入而较为全面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向我们展示了一幅色彩斑斓的思想史画面。

　　从这些著作的作者来看，他们分别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等。这是一个特殊的学术群体。其中，一部分作者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经历了共和国的风风雨雨，尔后在70年代末那个“解冻”的年代走进大学校园，其学术生涯几乎是与改革开放同步的；之前，他们曾被驱赶到生活的底层，其身受磨难的程度、精神煎熬的强度、自我反省的深度，是任何一代大学生都未曾经历过的。正是这段特殊的经历，使这些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深刻的体认。另一部分作者出生在20世纪60—70年代，成长于改革开放时期，正是改革开放，使这一部分作者的学术生涯一开始就“睁眼看世界”，形成了宽广的理论视野、合理的知识结构，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独特的体认。

　　从这些著作的内容来看，它们分别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辩证法、历史观、实践论、认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些著作或者对已经成为“常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讲出新内容，从而赋予其深刻的当代含义；或者深入挖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被现行的哲学教科书涉及或重视的观点，从而“发现”马克思；或者深入分析、系统论证马克思有所论述，但又未充分展开、详尽论证，同时又深度契合着当代重大问题的观点，使其上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从而“发展”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马克思创立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非仅仅属于马克思。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马克思所创立、为他的后继者所发展的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所以，列宁提出了“马克思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个概念。我们不能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只有马克思所阐述的哲学思想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按照这种标准，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然终止于1883年；同时，我们又不能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创始人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奉行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列宁的这一定义表明，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是虚构的马克思；离开了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同样是虚构的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就要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创始人马克思的哲学思想。

　　在我看来，这些著作既无压倒千古大师的虚骄之气，也无自我否定的卑贱之心，相反，这些著作是作者们上下求索、深刻反思的结果，是他们哲学研究的心灵写照和诚实记录，展示出一种广博的科学知识和高超的哲学智慧，有着惊人的理论深度和足够的思想容量。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在希望的田野上”。

　　我并不认为这些著作完全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这些解释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因为我深知解释学的合理性，深知这些著作受到作者本人的人生经历、知识结构、哲学修养以及价值观念，即“理解的前结构”的制约。中国有句古诗：“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韦应物），表面上说的是“无人”，实际上是“有人”，至少春潮、急雨、野渡、孤舟的画面体现了人对物、主体对客体的感受。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文库”中的著作既反映了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忠实，又体现出作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视域和不同方法，并凝聚着作者的特定感受和思维个性。

　　当然，我注意到，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并非一致，而且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和争论。从历史上看，一个伟大的哲学家逝世之后，对他的学说产生分歧和争论，并不罕见。但是，像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如此持久的研究，产生如此重大的分歧，却是罕见的。而且，马克思离我们的时代越远，对他的认识的分歧也就越大，就像行人远去，越远越难以辨认一样。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由此认为，“正如大多数复杂的思想家一样，马克思并没有得到人们统一的认识。我们根据他在不同发展阶段写出的书籍、小册子、论文和书信对他的著述做出什么样的说明，取决于我们自己的观点，因此，这些说明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代表‘真正的马克思’”。

　　米尔斯所描述的问题是真实的，但他对问题的回答却是错误的，即不存在一个客观意义上的、真正的马克思，存在的只是不同的人所理解的不同的马克思。有人据此把马克思与哈姆雷特进行类比，认为犹如一千个观众的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马克思，不存在一个“本来如此”的马克思主义。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似是而非、“不靠谱”的类比和说法。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塑造的艺术形象，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理论；艺术形象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而科学理论揭示的是客观规律，这种认识正确与否要靠实践检验，而不是依赖认识主体的解读。实际上，即使是艺术形象，也不能过度解读。合理的解读总是有“底线”的。例如，同一首萨拉萨蒂创作的小提琴曲《流浪者之歌》，德国小提琴演奏家穆特把它诠释成悲伤、悲凉、悲戚，美国小提琴演奏家弗雷德里曼把它诠释成悲愤、悲壮、悲怆，但无论是悲伤、悲凉、悲戚，还是悲愤、悲壮、悲怆，都具有“悲”的内涵，而没有“喜”的意蕴。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的分歧，是由认识者生活的历史环境和“理解的前结构”决定的。人们总是生活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并在特定的意识形态氛围中进行认识活动的。问题就在于，历史环境的不可复制性，历史进程的不可逆转性，历史事件的不可重复性，使认识者不可能完全“回到”被认识者生活的特定的历史环境，不可能完全“设身处地”地从被认识者的角度去理解他的文本，因而也就不可能完全恢复和再现被认识者思想的“本来面目”。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理解的前结构”支配着理解的维度、深度和广度，即使是最没“定见”的认识者也不可能“毫无偏见”。人的认识永远是具体的、历史的，不可能超出认识者的历史环境，必然受到认识者的“理解的前结构”的制约。

　　但是，我们又能够通过“自我批判”达到对事物的“客观的理解”。“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在可能范围内完成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具有普遍意义，同样适合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具体地说，我们能够站在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自我批判”，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的考察，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分析，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的梳理，使作为认识者的我们的视域和作为被认识者的马克思的视域融合起来，不断走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哲学的深处，从而对马克思的哲学做出“客观的理解”，即准确理解和把握“真正的马克思”，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本质特征和理论体系，准确理解和把握“本来如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正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文库”所追求的理论目标和理论境界。

　　我注意到，收入“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文库”的这些著作的观点并非一致，甚至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错误。问题在于，“不犯错误的人没有”（邓小平）。科学研究更是如此。“科学的历史，正如所有人类的观念史一样，是一部不可靠的猜测的历史，是一部错误的历史。”（波普尔）因此，我们应当“从错误中学习”。只有当我们从对错误的“错误”理解中摆脱出来，只有当错误不再成为我们的思想包袱的时候，我们才能少犯错误，才能在求索真理的过程中发现更多的真理。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将不断地修正错误，从而使“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文库”不断完善。但是，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完善。在我看来，追求完善，这是学者应有的品格；要求完善，则是对学者的刻薄。实际上，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要求。“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而发展只有在死亡时才结束。”（马克思）因此，向学者以至任何人要求完善，实际上是向他索取生命。

杨耕
2021年7月于北京

最新出版

《形而上学批判：马克思哲学理论前提的当代阐释》（订购）

仰海峰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2年11月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以改革开放以来国内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为基础，结合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成果，将马克思的文本置于当代历史与思想语境中，从马克思思想中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等复调线索的内在互动关系出发，着重阐述了马克思哲学与形而上学批判的内在关联。本书对马克思哲学三大主题的概括，体现了作者对马克思哲学、现代历史与文化的理解和把握，为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构架。

　　作者简介

　　仰海峰，哲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与哲学理论、马克思与西方思想等。出版专著有《＜资本论>的哲学》《符号之镜：早期鲍德里亚思想的文本学解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实践哲学与霸权：当代语境中的葛兰西哲学》等，译著有《生产之镜》，合著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导读》《全球化的理论与实践》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发表论文200余篇。多项成果获教育部、北京市等优秀成果奖。

计划出版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