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第六卷》（订购）

主编 王东 副主编 陈红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4年1月出版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九卷本》是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编，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者合作完成的一项浩大学术工程。该工程自2014年正式启动，此前已出版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和第七卷，近日第六卷正式出版。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第六卷》试图全景式地展现20世纪下半期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东欧各国的发展过程，突出的一条主线，就是其曲折发展的三部曲，借此回答人们普遍关注的三个与苏联东欧命运攸关的基本理论问题。阅读该书，可以启迪我们更加坚定不移地高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做出新探索，开创新时代！

精彩书摘

如何正确对待苏联模式？

　　20世纪下半期，随着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实际上出现了三种选择、三条道路。

　　第一条道路，就是无视20世纪下半期时代主题新变化，固守苏联模式，走上封闭僵化的老路。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综合到一起，从1947年到1987年这40年间，这条封闭僵化的老路不幸在苏联东欧各国占了上风。

　　第二条道路，就是简单化地借助于历史虚无主义否定苏联模式，根本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社会主义、党的领导，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1987年后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就是一个典型。

　　第三条道路，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根据时代与国情新变化，坚持苏联模式中社会主义的“活”东西，扬弃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垄断制的“死”东西，走出坚持与发展社会主义的新路。战后苏东的三次改革来潮，主流曾经大体如此，但未能得到充分发展；其真正充分发展的典型，则是改革开放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苏联模式僵化”与“戈尔巴乔夫现象”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从表现形式上看，二者似乎是完全对立的，一个是“左”，一个是右，两种倾向，两个极端。

　　然而，从历史过程与内在逻辑来看，二者又不可割裂地联系在一起。在一定意义上应当说，“戈尔巴乔夫现象”正是“苏联模式僵化”的历史产物，是作为其反面的派生物存在的。没有苏联僵化模式造成的固有制度缺陷、原有领导层的老化、人民监督制的缺失，就没有戈尔巴乔夫这类人上台掌权的机会。

　　从社会思潮走向来看，物极必反，没有“苏联模式僵化”下民主与人道的缺失，就没有“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借机抬头。

　　没有苏联模式下经济政治体制的高度集中，缺少权力监督机制，戈尔巴乔夫也就不可能先后利用总书记、总统的权力，公然否定原有苏联宪法规定的共产党领导地位，公然推翻1991年“3·17”公投中要求保持苏联作为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人民意志。

　　没有“苏联模式僵化”下长期掩盖的民族矛盾、民族问题、民族主义思潮，也就没有在戈尔巴乔夫改旗易帜时民族问题的普遍爆发，也就不会出现苏东剧变的直接导火索。

　　苏东剧变的实质是什么？主张“马列主义原罪论”的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齐普科等人，还有国际上主张“历史终结论”的西方思想家福山等人，企图把苏东剧变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失败，这种说法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那几年中曾经流行一时，实际上却是根本错误的，站不住脚的，如过眼烟云，倏忽即逝。

　　苏东剧变的实质，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失败，而是“苏联模式僵化”的失败；更准确、更全面地说，是“苏联模式僵化”加上戈尔巴乔夫改旗易帜的失败，是先后走上封闭僵化老路、改旗易帜邪路的失败。

作者介绍

　　王东，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副会长，列宁思想研究会会长。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一直带头研究列宁思想与苏联学问题，努力开创中国列宁学、苏联学，并进行有关国内外改革的综合创新研究。曾先后荣获第二届吴玉章奖金、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等多个奖项。

　　陈红，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海南师范大学）负责人，海南省领军人才。海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海南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流课程负责人。曾获海南省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和海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奖项。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