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莲香教授是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奠基人之一，她毕生致力于中国民族性研究，把对人的关切、对中国现代化之人格力量的探寻贯穿于自己学术历程的始终，为中国民族性研究及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2022年4月8日凌晨，沙莲香教授于辽宁大连病逝。

　　在沙莲香教授逝世三周年之际，怀念沙莲香教授的同人与后辈们共同编写了《中国民族性研究与社会心理建设》一书，多角度展现了这位中国民族性研究开拓者的学术人生，为读者呈现了一部鲜活的中国社会心理学发展简史。

　　本次推送由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南京大学周晓虹教授撰写的本书代序。周晓虹教授用细腻的笔触还原了沙莲香教授可敬、可亲的形象，从多个角度展现了一位社会心理学家的人格魅力。

《中国民族性研究与社会心理建设：沙莲香纪念文集》（订购）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心理学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是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奠基人之一沙莲香教授的学术纪念文集，多角度展现了这位民族性研究开拓者的学术人生。

　　全书以不同的视角，介绍了沙莲香教授从求学到参与建设中国社会心理学体系的治学历程，收录了沙莲香教授的学界友人及弟子们的纪念文章，表达了同人及后辈对沙莲香教授一生求真求美的敬意和对她的无限思念。

　　这不仅仅是一部学术纪念文集，更是对中国社会心理学发展脉络与社会心理建设过程的鲜活记录，为当代研究者提供了方法论启示与精神坐标。

作者简介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心理学研究所，成立于1993年，是中国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作为国内该领域的代表性机构，研究所致力于从社会学视角探讨社会心理现象，强调社会心理学研究必须立足于宏观的社会与文化背景，贯通历史与当代，关注群体与个体的互动关系。

　　研究所的核心研究领域涵盖中国民族性、人的现代化进程、国民素质、社会心态等重大议题，围绕社会变迁与心理适应、社会信任与价值观演变、代际关系与社会凝聚力等方面展开深入研究。研究所长期关注中国社会心理的独特性，致力于推动本土化社会心理学理论的构建，同时积极借鉴国际学术前沿，促进跨学科、跨文化的学术交流。

怀念沙莲香教授

代序

作者：周晓虹

每忆前晤似昨日

　　在中国社会心理学界的前辈学者里，除了我自己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孔令智教授，我最熟悉也最亲近的是沙莲香教授。沙老师晚年曾组织过一些学术活动，她每次都想请我前去助兴，但又怕我由南至北舟车劳顿，所以常常会欲言又止，一直到下一次我去北京探望她时才忍不住告诉我。每每这时，我总会对沙老师说：“下次喊上我，我也是‘沙门’的。”

　　我进“沙门”，说起来纯属“误打误撞”。记得1990年年初，我从教育部申请到了平生第一项基金项目“现代社会心理学史”，开始动手撰写一系列与社会心理学理论和历史相关的著述。当时在国内比较成熟的社会心理学著述，除了吴江霖先生的那篇题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心理学的展望》的长文外，就是从日本留学归来不久的沙莲香教授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论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和总体框架》一文。那时的我30岁冒头，用后来的话说“正是好高骛远、激扬文字的年龄”，做人做事自然也不免唐突。项目甫一立项，我就撰写了《关于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探讨》一文，文章分析了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的文献长短，也自然涉及了吴江霖和沙莲香两位老师的主张。记得当年8月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在南开大学举办第四次年会，那天上午是开幕式，午饭后孔令智老师叫上我，与她一起陪同沙莲香、时蓉华两位教授在南开校园里走一走。当时，她们三人都是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的副会长，彼此间的关系也挺融洽。走到南广场周恩来总理雕塑前，我和三位老师还合照了张照片。结果到了下午讲演时，我就将刚写完不久的论文“抛了”出来。虽说论文就事论事，并没有不敬之处，“涉事”的内容也不多，但还是把孔令智教授“惊得不轻”。虽说我三年前已经毕业，到了南京大学任教，论文的撰写也完全由自己独自谋划，但我毕竟是她的学生，加之一两个小时前大家还有说有笑，此时的气氛就多少有些尴尬。

　　从台上下来，我自己还懵懂无察，但休息的时候孔老师忙把我拉到沙老师的面前，批评我撰写此文考虑不周。本来会前我与沙老师未曾谋面，写作的时候也仅考虑学理探讨的必要，并未觉不妥，但此时既已相识，又经导师“敲打”，自己也有些局促不安。不过，沙老师并未介意，反复说“不要紧”，还和我讨论哪些地方还有修改的余地。如此一来，我紧张的心舒缓下来，不知不觉间与第一次见面的沙老师变得亲近起来。我想，我大概就是从这时走进“沙门”的。

　　一入“沙门”，情深似海。这似套话，但绝非虚情。我前面说过，那时我承担了“现代社会心理学史”的课题，为完成这一课题，我受沙老师中国民族性研究的影响，想起她所说她自己的课题有“两个相互衔接的‘出发’点：从历史上有关中国人研究的资料及观点出发，同时又离开历史研究原点走向现实生活和当代的我们”，为此她在撰写自己的著作《中国民族性（二）》前，先编了一本《中国民族性（一）》文集，收录了70余位中外学者有关中国民族性的论述。这一思路给了我启发，我动手时也拟先编一本《现代社会心理学名著菁华》，以反映现代社会心理学80年来的进展，同时也为当时除了教科书外总体荒芜但又引人入胜的社会心理学及初学者提供一本可供阅读的课外资料。那时不似现在，没有网络，英文资料除了北京图书馆，一般大学或地方图书馆此前也很少收录，于是我就动了利用暑假去北京图书馆查阅复印的念头。我将这一计划告知沙老师，希望获得沙老师的帮助，她很快回复我，并答应担任主审，同时将自己的研究生悉数唤出。我记得有刘世能、彭泗清、罗毅、陈喜生、袁阿庆、袁方、贺刚、张萍和孙德娴等人，其中有些人后来也成了我一直交往的好友。

　　我记得是1991年暑假去的北京。当时因为经费有限，住不起好一些的酒店，甚至时间长一些也住不起学校的招待所，而我的工作确实短期完成不了。为此，沙老师帮我和自己的同学、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的郑杭生教授联系。郑老师正好分管外事，就帮我安排住学校的留学生楼，一间房子四张床，暑期只有我一个人，房费每晚5元。我从7月中旬一直住到10月初，带着“沙门”的众多学生一起翻译编撰《现代社会心理学名著菁华》一书，真正像一位“师兄”，所以我说“我也是‘沙门’的”并非虚词。记得在北京的那两三个月内遇到了很多事：大事或者说国际大事包括1991年8月19日苏东剧变;小事但也最感亲切的事是，我快离开北京之时，沙老师说找几位朋友一起到她在中国人民大学林园的家里坐坐，算是为我送行。她请来了时任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秘书长李庆善教授，帮助我编译《现代社会心理学名著菁华》的两位研究生彭泗清和袁方，还有后来创建了当当网，当时刚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的李国庆。也是那天，我们在沙老师家吃了简餐，聊了很多，沙老师还热情地帮我们拍了一张她自己不在其中的照片。

　　从那以后，一直到沙老师去世前，我和她都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记得20世纪90年代每次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都是我必去的地方。当时我研究生时期的同班同学景跃进、张静夫妇也住在林园，我常常是去完他们住的红楼1栋就去7栋看沙老师。沙老师做的研究，无论是民族性研究、社会心理学研究还是传播学研究，也都是我所关心的主题，所以我们经常有谈不完的话题，而沙老师为我上面提及的课题的最终成果——《现代社会心理学史》的出版，也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做了热情的推荐。有意思的是，这本著作的责任编辑潘宇也因此对社会心理学产生了兴趣，几年以后她也追随沙老师获得了博士学位。

1991年相聚在中国人民大学林园7栋44号沙宅

沙莲香 摄

(自左至右为袁方 彭泗清  李庆善 周晓虹 李国庆)

　　我最后与沙老师的密集交流是为了编撰《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2019）》一书。2019年，正逢中国社会学重建40周年，为了反映这一曲折而充满生机的历史过程，此前一年我即将这项工作列入我所主持的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卓越研究计划”之“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研究”的系列之中，并将之置于作为两大子课题之一的“新中国人物群像口述史”的首位。在开始筹划时，记得在2018年11月9日，我应时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冯仕政教授邀请，去中国人民大学讲演。沙老师知道我要来人大，当月1日就给我发了微信：“晓虹好！知道你北上讲演。我想知道你讲演之前或之后，有无时间，我去看你，很久不见啦，想之念之。”我本来想去沙老师家拜访她，但她说家离人大太远，执意要在人大见我，请我吃饭。那天的讲演安排在下午，中午82岁高龄的沙老师一个人乘地铁从建国门附近她晚年居住的世贸天阶公寓赶了过来，还叮嘱我叫上我在北京电视台当主持人的外甥女刘婧（她从小跟我去北京时，都会见到沙奶奶），沙老师则叫上了干春松教授和潘宇博士夫妇，还有北师大出版社的编辑周益群（益群是陈璞君译的勒庞的《群氓心理学》一书的责任编 辑，而我那天的讲演主题正好是“群氓动力学：勒庞与大革命的余悸”）作陪。我们在人大校园里的汇贤食府吃了饭，那里离林园不远，自然也让我想起了许多难以忘却的往事。

　　这次见面，我和沙老师约定第二年找个机会访谈她，但为了我方便，她希望自己先写个初稿。记得第二年社会学家口述史项目推进时，我想到沙老师年事已高，下半年就委托曾追随她攻读硕士学位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彭泗清教授担任主访，巧的是刘婧此时正跟随彭泗清教授攻读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她十分乐意作为助手协助彭泗清教授去做“师奶奶”的口述史。

　　编辑这部书稿时，沙老师的口述史除了与中国人的民族性和社会心理学有关的学术研究外，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两个方面：其一是十年“文革”浩劫给她留下的痛楚记忆;其二是1982—1984年她“留学东瀛”，在东京大学度过的两年安静的学术岁月。如果说前者使她“痛心疾首，肝裂肠断”，或者说“‘文革’中的人是我想不到的，既复杂又无法捉摸”，由此想“了解‘人’，研究‘人’”是她后来从事民族性研究的动因;那么，在日本追随社会心理学家辻村明和南博两位教授，则是她最终能够顺利实现自己学术理想的基础。所以在口述史中，沙老师强调“这种学术关切，和‘文革’结束后的反思有关，也和我在日本的留学与讲学经历分不开”。众所周知，日本的国民性研究确实有着比较长久的渊源，不仅鲁迅的国民性研究受到过日本国民性研究的直接影响，而且“几乎可以断定‘国民性’是日语对译英语nationality或nationalychar-acter一词的‘汉语’形态”。这一大致等于国民性情或国民精神的概念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1907年芳贺矢一出版《国民性十论》时，在日语语境中已经被使用得相当普遍，尽管它最终的学术渊薮确实还是英语世界。

　　《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2019）》的口述史著作是在2021年5月中旬出版的，其中30位大陆社会学家除了苏驼教授生于1928年，沙莲香教授生于1936年，苏国勋教授生于1942年，并且都在“文革”前完成了自己的大学学业，其余27位社会学家都生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1960年间，所以他们三位最为年长。因为苏国勋教授逝于2021年2月1日，他走前没有见到书的出版，所以我就格外希望书能够早一些出版，让更多年长的亲历者看到，也少留一些遗憾。记得我最初拿到样书时，在5月17日的新书发布会前没有给团队里的任何老师和学生，但却在5月14日给沙老师、苏驼老师和苏国勋老师的夫人各寄了两套。两天后沙老师收到了书，当天就乘地铁去了中国人民大学，将书送给自己的爱徒潘宇，但她却没注意这套书分上下两卷，于是单将此书上卷送给了潘宇，以致后来我告诉她后，她一直抱怨自己“糊涂”了——给了潘宇一本没有自己的口述实录的上卷。其实，时年85岁的她还能自己坐地铁，头脑依旧清楚万分，所以我知道，她是太高兴了！而这也成了我报答一生中无数次提携和帮衬我的沙老师的唯一机会。我为此深感庆幸！

　　沙老师最终还是走了。那个在我成长的岁月里给了我教诲和希望的老师走了，让我们不仅在学术上倍感孤独，而且在情感上同样备受折磨。回想起从1990年夏天见到沙老师后30多年中的每一次交往，我的头脑里都像放电影一样，所有的细节和她温暖的呵护都历历在目。中国社会学界和社会心理学界少了一位重要的、有影响力和思想性的大家，而我们能做的，就是接过沙老师手中的笔，像她一样，终生思考、不舍昼夜。

　　是为序。

2024年10月18日

写于南京东郊寓所

　　周晓虹，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曾任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长（2014—2016年）、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2014—2020年）。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