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如何发生：通过增长三角创造经济奇迹》（订购）

著者：迈克尔·Ｈ.贝斯特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迈克尔·Ｈ.贝斯特（Michael H. Best）

　　马萨诸塞大学洛厄尔分校的荣休教授，曾担任该校产业竞争力中心联合主任。他通过历史研究、经济理论剖析以及对数百家企业的实地调研，深入探讨了生产体系的转型过程。他提出的“能力与创新”理论框架，通过一系列企业、地区及国家层面的案例研究得以逐步发展和阐释，并具体体现在他的三部著作中，分别是《增长如何发生：通过增长三角创造经济奇迹》《新竞争优势：美国工业的复兴》《新竞争：产业结构调整机制》。

内容简介

　　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是当今世界的主要挑战之一。本书指出，要了解成功的增长是如何发生的，我们需要一个专注于生产、治理和技能的经济框架。通过访问全球数百家工厂以及采访大量劳工组织成员，作者对近两百年的经济思想进行了回溯，并提出生产体系、企业模式和技能形成是经济增长的三个核心要素。作者认为，政府应该建立支持这些要素及其相互联系所需的制度基础设施，而不是补贴个别企业。通过美国的二战工业建设、德国的战后复苏、大波士顿的创新体系、爱尔兰的科技行业繁荣及亚洲的崛起等具体案例，作者展示了各国如何创造基于生产的创新型经济。本书对产业政策、全球化、技术变革和未来工作的分析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前　　言

　　这本书代表了我对生产世界探索之旅的延续。这一旅程始于我的童年——作为一位劳工组织者的儿子，我常常跟随父亲穿梭于战后初期华盛顿州斯波坎市的机械车间与工厂之间。二战期间，成千上万的工人建造并运营着为快速发展的航空工业（其中铝轧机厂规模最大）提供支持的各类生产设施。那些机器的运转、精密构造与轰鸣声，润滑油特有的气味，以及工人们的自豪感、幽默与同事情谊，都在我陪同父亲巡视工厂的过程中深深烙印在记忆里。

　　如果说童年时我是从工厂“后门”溜进来旁观的孩子，那么多年后当我在大伦敦企业委员会工作的两年间，我已然通过“正门”踏入了制造业的核心殿堂。这一次，我亲身参与到了真实的商业战略、生产组织与产业政策制定之中。

　　这段经历开启了我的双重生活：一方面是作为学院派经济学家，另一方面则是作为国际商业与生产能力发展的实践者。尽管经常投身于现实世界的实践，但我仍继续在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教授产业组织与经济思想史。我的研究生研讨课宛如一场穿越经济学经典的旅程——从斯密、李嘉图到马克思，从边际主义者、马歇尔到福利经济学，从熊彼特、凯恩斯到萨缪尔森的新古典综合理论。这门课程的独到之处在于，我们通过每部经典文本中隐含的企业理论来审视市场概念，而非按照一般竞争市场理论所需的假设来构建企业模型。由此，我正式开启了从理论视角探索生产系统的征程。

　　1993年，我成为马萨诸塞大学洛厄尔分校产业竞争力研究中心的联合主任。这所分校有着悠久的产学研合作传统，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我得以近距离观察128号公路走廊的戏剧性复兴。

　　尽管大伦敦与大波士顿地区都拥有大量中小型制造企业，但两地的生产图景却截然不同。若要我用一个术语来概括伦敦与波士顿地区“生产体系”的差异，那便是“技术管理”。这个术语具有多重维度：它既是生产能力与企业组织的交汇点，也是成功的企业发展与政府政策制定共同促进产业创新的结晶。

　　马萨诸塞州两个世纪以来各产业部门成功转型的故事，都可以从技术管理能力的角度进行阐释；正如英国漫长的工业衰退史，亦可归因于对技术管理在生产绩效、企业发展与产业革新中重要性的忽视。英国的政策制定者（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中的）认为，对于生产过程而言，技术是一种外部要素，是可以在市场上购买的物质对象，而非根植于工程能力发展过程的内在要素（企业和区域正是借此实现持续增长与创新突破）。当技术被物化为商品时，人们假定其已嵌入资本之中：但当其被理解为内在要素时，人们就必须认识到技术是经由生产结构与创新过程塑造的，是参与熊彼特式产品竞争的核心能力。这两种技术观折射出不同的经济范式：一种从市场的角度定义竞争力，另一种则认为竞争力嵌于生产结构之中。

　　在此前的两部著作中，我研究了生产体系的历史嬗变，重点在于提炼生产与企业组织的基本原则，以理解支撑区域与国家经济持续进步的生产结构。案例包括基于互换性原则的美国制造体系、遵循流程原则组织生产的美国大企业、围绕多产品流程原则构建的丰田生产方式，以及艾米利亚-罗马涅创业型产业区和大波士顿开放系统企业模式所体现的系统整合原则。每个案例都展现出“新型竞争”形态——熊彼特所说的企业家活动的“爆发力”与制度形态的“塑造力”相互作用，重构企业、区域与国家的竞争优势。

　　本书则基于另一组经验，从生产体系视角探讨经济政策制定。传统宏观经济学的优势在于将支出、收入与产出整合于统一框架，但这种整合是以忽视经济体的生产组织与激励机制为代价的。

　　本书提出用熊彼特/结构主义视角下的创业活动和围绕产品、流程、技术与组织展开的竞争，取代传统模型中企业被动参与价格竞争的范式。通过历史案例剖析，我们揭示了支撑成功创新导向型产业政策的生产结构，填补了标准范式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间的理论真空。

　　本书提出了一个生产结构与经济治理的分析框架，认为区域与国家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源于社会建构的深层结构优势，这些优势支撑了网络化的商业企业群体的成功。我将其总结为“能力三要素”。低成本生产结构仅是优势的一种形式，且对这些优势的最佳解释仍在于能力培养过程与生产组织基本原则的契合。

　　这一新兴范式汲取了查尔斯·巴贝奇的制造体系与技术创新框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内外部空间经济理论、阿林·杨格的创新扩散动力学、伊迪丝·彭罗斯的价值创造过程与扩张的内部经济、乔治·理查森的扩张的网络经济、简·雅各布斯的城市创新过程，以及摩西·阿布拉莫维茨的社会能力与技术演进理论。

　　学术探索仍在继续。本书采用的研究方法融合理论建构、实地观察、历史案例研究、数据库创建分析与经济思想史研究。由此形成的对“正统”经济范式的批判，对我们理解真实增长机制具有重要启示。

　　这场始于战后初期美国工厂车间的生产体系探索，还催生了另一项与本书密切相关的成果。1969年入职马萨诸塞大学时，我结识了政治学系新聘教师威廉·康诺利。我们有两个共同点：都热爱体育运动；父亲都是工会组织者——他的父亲服务于联合汽车工会，我的父亲则在国际机械师协会工作。父辈经历深刻影响着我们的世界观。我们合著的《政治化的经济》从工人阶级视角为政治经济学与美国政治研究者提供了激进解读，我们将此书献给我们的父亲。

　　在学术领域，我们批判主流学界对不平等与环境退化的结构性原因的忽视，对公共理性与私人理性日益严重的分歧熟视无睹，以及对自由主义市场改革研究的不充分。我们认为“美国政治经济体制中的不公正无法通过福利国家政策得到可靠、人道的矫正；此类尝试将促使传统自由派选民转向右翼”。过去四十年的新自由主义实践印证了这一批判。但该批判视角与传统经济学共享着同一理论真空——未能深入剖析公私机构如何通过治理制度建设来培育组织能力与生产结构，实现代际生活水平提升与文明进步。这正是本书的使命所在。

　　本书的阅读挑战在于要求读者解构长期被奉为圭臬的知识体系。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我提出了三个相互关联的论点。第一个论点关于经济学学科的演变，我认为经济学从最初关注生产转向了关注资源最优配置和宏观经济稳定，后者基于数学模型和对人类行为的狭隘假定。经济学家的“形式主义转向”使得经济学无法理解经济是如何转型并取得成功或保持僵化并陷入落后的。因此，我的第二个论点是，要理解成功的增长如何发生，我们需要回到一个以生产、企业和治理为核心的经济分析框架，其中经济稳定只是发挥了支持作用，而不是主导作用。我的第三个论点将这个新的分析框架与对历史上成功和失败转型案例的深入研究结合起来，重点关注三个关键要素：生产体系、企业模式和技能形成，我们将用“能力三要素”来概括三者之间的互动联系。

　　这种互联性对理解战略政策如何影响经济表现至关重要——割裂处理生产体系、企业模式与技能形成的政策注定会失败。变革性政策必须有机融入私营企业自主变革的动态机制中。我的实践经历与理论求索最终指向阿布拉莫维茨对传统“生产要素”增长范式的批判：若无视“互动联系”，我们将永远无法真正理解生产率变革与经济增长的奥秘。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