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转折:现代债务与可持续的增长》(订购) 赵燕菁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6年4月出版
厦门大学赵燕菁教授的《大崛起》从城市与土地财政入手,解释了中国过去超常增长的“突变”。作为姊妹篇,新作《大转折》将目光投向当下,深入分析了房地产衰退冲击下,中国经济如何寻找下一步的增长动力。
解决消费不振、需求不足的总开关是什么?
如何看待和解决中国的债务问题?
中国经济真正的短板在哪里?
城市化的下一步怎么走?
书中对房地产、地方债、城市更新、共同富裕等热点议题都提出了鲜明的观点。
余永定、乔良、张明、张斌、翟东升、王永钦等专家联袂推荐。有学者评价,本书“以罕见的勇气与诚意,直面中国经济当下最棘手也最容易被误解的问题”。赵燕菁教授在自序中写道:“生存第一,胜利第一。无论多先进的理论,都必须在这场战争中经受检验。”
在转折时刻,看清方向比什么都重要!
序言(节选)
01
本书可以视作笔者的专著《大崛起》的续集。如果说《大崛起》是“解释过去”,本书更多的是“谋划当下”。过去的结果已经摆在那里,无外乎解释不同;当下却是正在发生的,现在的选择将决定未来的结果。也正因如此,本书虽然需要商榷的内容比上一本更多,但现实意义反而更大。毕竟,有问题的武器也好过没有问题却不能实战的武器。
中国经济正处在一场伟大战争的关键转折点。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几乎完全取决于我们对问题的理解。当一个经济阶段转向另一个经济阶段时,政策目标、绩效的评估、增长的度量,都会和前一个阶段完全不同甚至相反。这种变化在“转折”环节尤为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必须抛弃已经被上一个增长阶段实践证明成功的做法。可以说,“转折”乃是本书最主要的背景。
身处历史当中的人,很难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位置。
很多历史转折点,比如“大航海”“大分流”,都是多年后才被人们识别出来的。我们今天很可能就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以为今天是昨天的延续,其实却是另一段历史的开始。百年尺度在历史上就是一瞬,但以人的生命为周期则是数代。夏虫不可语冰,但人却可以依靠“脑补”(俗称“建模”)构筑自己的可能历史位置。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从众多的变量中把那个真正影响历史的变量识别出来。
02
在我的眼里,经济学就是一个工具,好不好用是判定经济学好坏的唯一标准。经济学应用最主要的场景,就是真实的市场博弈。很少有经济学家意识到,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伟大的经济战争,无论是国内经济转型,还是国际大国博弈,经济学都是参与这场战争的武器。无论个人、企业还是国家,在拥有先进武器的对手面前都只能被屠杀。
本书的目的是努力将理论武器化。如果现有理论难以武器化,就改造这个理论;如果没有趁手的理论,就创造这样一个理论。“生存第一,胜利第一”。无论多先进的理论,都必须在这场战争中经受检验。学科内再神圣的规则、共识、信仰,通不过真实战争的检验也会一钱不值。事实上,本书的很多章节都是在政策辩论的环境下完成的,因为政策设计是经济学武器服务战争的最主要方式。
和传统的学术讨论不同,线上的讨论往往参与者众多,需要快速响应。比如第2章“债务与增长重启”就是在2023年1月和翟东升的一次聚会中得到的启发,当时我们共同的观点是对宏观债务的错误理解有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出现严重的衰退。我把讨论整理出来赶在2023年春节期间以《债务是经济重启的关键》为题,在“翟东升的全球政治经济研究”等公众号发表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达到了百万级的传播。在随后引发的大争论中,我又进一步澄清了我的主要观点。本书第1篇的大部分章节都是参与类似讨论的结果。
第2篇也主要是为应用武器提供理论支撑。本篇提出的模型,通过在资产负债表的基础上重构增长理论,将货币环境和城市化引入增长理论。
第3篇进一步聚焦中国转型最核心的战场——房地产。中国增长的核心动力来自房地产,增长转型的重点应该放在寻找新的动力来接替房地产上,而不是在找到替代资本来源之前,盲目打压房地产。没有股市、债市等其他资本市场来接替房地产市场,中国的债务端就会突然萎缩从而诱发整个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大衰退。尽管这些观点提出时很多人不以为然,但随后几年经济形势的演进,证明了这些判断的准确性。
第4篇将视线转向城市化的转型。早在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之前,这些文章就提出中国城市要尽快从增量为主的资本型增长阶段转向存量为主的运营型增长阶段。不仅城市规划要转,财务逻辑也要转。城市更新将会成为未来城市存量提升的主要形式。这些观点陆续转化为新的城市政策。
第5篇则是在宏观会计框架下分析国际关系和大国竞争的底层动机的一个尝试。全球化的世界实际上是在共享同一个资产负债表,这是和冷战最大的不同。一个国家在全球资产负债表中的位置,决定了国家行为的选择。全球化时代的国家竞争,首先必须在资产负债表上相互脱钩,否则一定是玉石俱焚。
03
相较于逻辑,本书之所以更加依赖直觉,乃是本书的多数文章是在特定的经济形势下,针对特定的经济问题写就的缘故。这就像战场电报,很难符合规范的学术标准(比如注释、索引、文献回顾等),但却可能对战争产生真实的影响。
在经济学史上,这类论战式的文章并不少见。我在英国读博时,在图书馆看到过哈耶克的一本不太知名的小册子《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这本小册子汇总了哈耶克早期与主流经济学的一系列辩论文章。这些文章展现出天才的直觉,尽管在学术“格式”上非常“不成熟”,但对纯经济学的贡献其实远超《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1944年)和《自由秩序原理》(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1960年)这些所谓“成熟”的巨著。
好的经济学不在于是否证明自己有多准确,而在于能否影响当下经济的运行。现在那些需要几年才能正式刊发的学术文章,根本无法适应瞬息万变的经济形势的需要。经济学正面临的是一场“经济战争”,如果想影响战局,就必须尽快把不那么规范的“电报”发出去。而知识高速扩散的互联网时代,为这种快速响应经济形势的学术文章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场景。
快速响应经济形势并不意味着必然降低学术的规范性,而是意味着“规范”本身需要修改。要从“形式”上的规范转变到“实质”上的规范。换句话说,这类文章需要的是一种不同于八股文式的新规范。有了新的规范,这类文章就可以避开同行评议这样的自我估值陷阱,通过竞争(点击率、转发率、留言反馈甚至领导批示)纳入可评估的学术体系。
需要解释的是,本书并没有对现有的主流宏观模型做深入的讨论、引证,这并非对这些宏观经济学贡献的轻视,而是有意避开传统的框架以免陷入大量低效的争论。宏观经济学之所以进步缓慢,很可能正是因为我们总是在主流经济学设定的战场批评主流经济学。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批评已经不胜枚举,但更有效率的做法莫如竖起一个靶子,反过来承受主流经济学的批评。批判只能否定老的理论,被批判才能构筑新的理论。只有能提出一个被广泛批评的理论,中国才算真正开始自主的理论建构。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