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 - 学术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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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

2008-09-22 16:55:45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英]特雷尔·卡弗著姜海波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150页,28.00元

在北京奥运会上，陈若琳、王鑫成为跳水女子双人十米台比赛的冠军，郭晶晶、吴敏霞也夺得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冠军；而在女子十米跳台的比赛中，陈若琳摘取金牌，王鑫得到的是铜牌；同样，在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中，郭晶晶夺得金牌，吴敏霞获得铜牌。这样，就难免有人会提出一个问题：在单人比赛中成绩稍弱的王鑫、吴敏霞，是否在双人比赛中成了陈若琳、郭晶晶的包袱，成了需要去迁就或提携的对象？

这个问题，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并不完全是个无聊的问题，因为它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反映，这种思维方式，我权且称之为“英雄排座次情结”。不仅各路英雄要排座次，就算是同一个阵营的，自家的兄弟，也要排：关羽、张飞、赵云、姜维的武艺就得分出个一二三四来。这种思维方式有一个潜在的假设，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在同一向度上的，表面上说是个差异问题，最终还是个优劣问题。

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上述思维方式也有所体现———“马克思学”的学者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被称为“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其核心概括起来说就是：恩格斯是否把自己的不同于并劣于马克思的思想与马克思思想等同起来，进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不幸的负担（对“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这一概括，引自吴家华《理解恩格斯———恩格斯晚年历史观研究》第181页）？

最近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一书，就是回答“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尝试之一。该书原著问世于1983年，不过，对绝大多数不熟悉“马克思学”进展的中国读者来说，书中的结论还是够让他们惊讶的。全书共五章，前三章的调子跟后两章的调子截然不同，以致刚读了前三章的人，一进入第四章，会忍不住疑心是意见相反的另一个作者接过笔来往下写的。简单地讲，前三章说的是这么一个意思：早期的马克思不如恩格斯，马克思的许多观点都是在恩格斯著作的影响下形成的，也就是说早期的恩格斯优于早期的马克思。后两章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作者认为：晚期的恩格斯“不同于并劣于”晚期的马克思。《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所体现的这种“前恭后倨”，实际上源自作者对恩格斯的特别关注，因为关注，所以对研究对象的优点看得格外重；也因为关注，所以对研究对象的“短腿”评价起来特别严厉。

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我们一直以来习惯于普列汉诺夫式的讲法，比如他说的：“我们要预先断然申明一点，就是这两位唯物主义思想家在哲学和科学上是完全一致的，两个天才人物的史无前例的理想的友谊使他们联合在一起，好像为了一个共同的创作已经结合为一体了。”（《马克思逝世二十五周年》）这种百分之百的符合论、一致论，尽管为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信奉，却从根子上埋下了招来外部反驳与质疑的可能性。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西方学术界，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共产主义事业思想走向的恩格斯的著作一直处在受贬抑的地位，许多西方学者乐意承认马克思的非凡造诣，却不肯正视恩格斯的成就。像以赛亚·伯林在《卡尔·马克思》一书中说的“恩格斯版本的唯物史观，尽管忠实地发展了马克思对自由派或唯心主义历史编撰学的批判，却比马克思在这方面的多数著述（尤其是早期著述）来得机械且带有决定论的色彩。也许因为写得简明扼要，所以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恩格斯的观点获得了以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为首的绝大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追随”（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四版，第197页），可以说，代表了西方学术界普遍的看法。甚至在西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对恩格斯的评价也是偏低的，比如阿尔杜塞就明确地提出过恩格斯在哲学上逊于列宁，“他缺少某种本质的东西……只是由于列宁，我们才能够看到这是缺少什么东西的问题。因为恩格斯的思想所缺少的，正好是列宁所提供的”（《列宁和哲学》，远流1990年版第64页）。

了解了上述背景，我们就不会对《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后两章所表现出来的严厉态度感到诧异了。书中对以《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为代表的恩格斯晚年著作的批评，与西方主流学界的看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只不过在细节上，这本书提供了更丰富的材料，用以证明恩格斯与马克思之间的确存在着“距离”。

1979年，戴维·麦克莱伦出版了《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著作被认为是“经典叙述”。麦克莱伦站在相对传统的立场上谈及“马克思-恩格斯问题”，他说：“自相识起，他们在方法论上就一直有着细微的差异。恩格斯是自学成才的，在德国古典哲学上缺乏深厚的学院式训练，而且他的工作生涯主要是在非常实际的工厂管理中度过的。甚至在他们分别为《共产党宣言》撰写的初稿中，比起马克思来，恩格斯更略微倾向于进化论和决定论；后来，恩格斯独特的兴趣领域又必然带来他在方法论上不同的侧重面。然而，必须牢记的是，在恩格斯阐发他的哲学观点的三部主要著作中，有两部是在马克思生前写成的。《自然辩证法》虽然到1925年才最终出版，但初稿在1873年就开始撰写了。《反杜林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人民国家报》上连载前，恩格斯实际上把每一期都念给马克思听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麦克莱伦的概述可以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标准版本。不知《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的作者对麦克莱伦的著作是怎么看的，不过，《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像是瞄着上面这段话写的，目的似乎就是要把麦克莱伦让我们“必须牢记”的内容驳倒。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恩格斯将《反杜林论》念给马克思听一事，书中写道：“仅仅在第二版序言中（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声称‘在付印之前’，他‘曾把全部手稿念给他（马克思）听’。没有任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也没有任何著作，甚至其他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件事。也没有任何解释，阐明为何马克思要听别人大声朗读这部著作。”（第115页）作者进一步提出：“传统的观点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所有的主题上都‘亲密合作’，尤其在他们的理论工作中就宣称了这是他们持续的而且经常交换意见的作品，但他们之间的通信并不能对此给予确证。实际上，这些通信非常明确地显示，除了政治新闻、家庭闲话以及党内事务之外，他们两人都是独立承担绝大部分的工作。而且这个情况表明，在任何一个方面的基础理论要点上，从对方那里获得的实质建议是极少的。”（第110页）

像前面提到过的那样，作者认为晚期的恩格斯“不同于并劣于”晚期的马克思，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可现在一些“马克思学”学者却仍然在以这样的口径展开论述，如最近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作者TomRockmore是美国学者，中译本却将其国籍标为“法”，滑天下之大稽）当中就说：“恩格斯关于他们共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观点的论断是带有倾向性的，是错误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有着十分不同的辩证法观点。恩格斯在他最后的、未完成的著作《自然辩证法》中把辩证法运用到自然上，而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不存在任何与之相关的蛛丝马迹。”（第23页）

既然后两章的观点并不新鲜，那么前三章又如何呢？十分遗憾地说，同样不新鲜。作者认为早期的恩格斯优于早期的马克思，这种意见，在该书原著问世前十几年就有“马克思学”学者主张了。1966年，日本学者广松涉在文章《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形成》中以斩钉截铁的语调宣布：“在确立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与之融为一体的共产主义理论之际，拉响第一小提琴的，限于合奏的初期而言，毋宁是恩格斯。”（《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附录，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8页）当然，以三章的篇幅细细勾勒马克思在思想成熟过程中得诸恩格斯影响的内容，这种文献学的努力是值得赞许的，只是当我们读到诸如“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没有一篇像恩格斯在他的分析中所展现出来的那样成功”；“到1845年春天马克思的作品还缺少恩格斯作品取得的那种较完美和影响广泛的效果”之类的结论时，我们必须对这种论断的有效性持审慎态度。

《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的作者叫特雷尔·卡弗，是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教授，在西方“马克思学”研究领域有一定名气。不过，他的研究方法绝非他自己标榜的那样有什么先进之处，基本上停留在文本细读的阶段，连档案之类的史料都极少使用，因此，指望他有什么真正惊世骇俗的发现也是不可能的。

从思维路数上说，西方“马克思学”界对所谓“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大致有三种看法：一是“正统派”，也就是坚持符合论、一致论的一派；二是“反对派”，这一派又可以分为两支，一支是全面否定恩格斯派，另一支是部分否定、部分推崇恩格斯派，以特雷尔·卡弗为代表；三是“调和派”，这一派承认恩格斯的贡献，同时将马克思与恩格斯某种程度的不一致视为内在的，认为这种不一致同样也存在于马克思个人的著作中，该派以利各比为代表。对于各派的争论，若从学术求真的角度出发，我们当然都应该予以重视，这恐怕也是许多观点不无可议之处的著作都被翻译过来在国内出版的原因所在。然而，那些有着“英雄排座次情结”的作者们，我们对他们所说的一切，究竟认真到何种程度为妥呢？

在既是科学又不完全等同于其他科学的领域中，我们经常能发现一种姑且名之为“教主现象”的东西。比如在进化论上，达尔文成了“教主”；再比如在精神分析学中，弗洛伊德也是“教主”；而马克思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上的地位实与达尔文、弗洛伊德相近（首先将马克思与达尔文相提并论的人正是恩格斯）。“教主现象”的表现是，“教主”的言论被教条地看待，任何与之存在或大或小差异的说法都可能被斥为背离“教义”。“教主现象”的一个副产品，就是不承认“教主”可能有同路人：不承认华莱士的贡献，不承认弗利斯的帮助，相应地，不承认恩格斯的成就。这种只认可一个人的事业的思维方式，这种除了达尔文、弗洛伊德、马克思之外就不再信从同时人及后来者的思维方式，在学术界中并不是孤立的现象。

对此，我们必须牢记列宁的教导：“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个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47页）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一个人的事业，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都可以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这本不应成为疑问。最后，让我们重新回到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差异问题上来。事实上，首先须承认的是，差异是无可避免的，在任何人的思想之间，差异都是客观的和绝对的，更不要提马克思、恩格斯那样复杂高超的思想了。然而，必须马上补充的是，差异尽管是绝对的，但在某种时候，这种绝对的差异却可能是次要的，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高度一致性面前，他们之间的差异恰恰就是次要的了。不能辩证地看待差异问题，其实就是没能领会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理论精髓，读西方“马克思学”的著作，我们常常因此感慨他们错用了气力。马克思早就表达过，共产主义事业是实践上的，而不是书本上的。若对字句上的不同点斤斤计较，恐怕任何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都只能是同义反复了。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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