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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革命推动了近代民主——《1525年革命:对德国农民战争的新透视》广西师大社

成岂无

2008-09-28 08:56:08 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27

《1525年革命：对德国农民战争的新透视》订购

严谨的历史学家彼得・布瑞克用德国人特有的精密重新解读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著作《1525年革命：对德国农民战争的新透视》不仅是学术作品的典范，且是一件艺术品。读至第二章时，我已将布瑞克跟他的同胞马克思・韦伯并置，当时认识尚未深入，但明显能够体悟到他们著述中存在同质的切肤的东西，继续的阅读是对此印象确认的过程。相似的不只是行文的克制、论证的缜密，喷薄的结尾更让人服膺，当然，惟有长时间隐忍的激情方能井喷。韦伯在资本主义的后视镜里窥见新教精神，布瑞克则在现代化前灯的光柱中发现了农民的伟大，由此创立了农民学说研究学派，译者朱孝远先生在序言中总结布瑞克学派的内核时写道“不存在脱离农民需要的现代化。”

一场属于普通人的革命

当几乎所有历史材料和论著都将1525年事件表述为“暴动”、“动乱”、“起义”等盲目的条件反射行为时，当几乎所有历史材料和著作都将现代化建筑师的荣誉赐予少数精英派分子时，《1525年革命：对德国农民战争的新透视》的问世无疑具有双重意义上的革命性。对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的诠释一直都未停止，这场战争在1848年革命前夕及革命进程中抵达第一个高度，时至今日，各种论著林林总总，为我国学界所熟知的有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等。京特・弗朗茨和斯米林分别代表西方“政治运动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关于经济社会分析和阶级斗争说，朱孝远先生认为布瑞克的阐释是对这两个学派观点的“结合”，这无意间低估了布瑞克创造性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与其说“结合”，不如说是对这两个学派的颠覆，之前没有哪一方曾将农民放在如此高度。

标题中“新透视”的使用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布瑞克教授工作的价值与目标，围绕对“普通人”和“革命”两个关键词的论证，布瑞克从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展开了对德国1525年事件的重估。十二条款是1525年革命的宣言书，集怨情陈述、改革提纲和政治宣言三者为一体，由毛皮匠塞巴斯蒂安・洛茨编撰，成文后的两个月内发行25版共25000册，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广为传播。粗读十二条款不难得出这样的印象，即1525年战争是由受农奴制和近代早期国家的束缚而抗争的农民所领导和参与的，几乎每一条款都指向农业秩序问题：农奴制；狩猎、捕鱼、伐木和使用土地的权利；对领主的各项义务。如果回顾彼时城市和修道院的编年史作家的著述，这一印象将得到佐证与巩固，我们将会认同农民战争的确是农民不堪经济重负发动的暴乱，当然，这也是官方倡导的主流说法。

但是毋庸置疑，把事件限制在农民阶层势必削弱其必然性及可供挖掘的深度，甚至有将之归入偶发事件的危险。初见此书时，我的阅读期望值并不高，究其缘由，是标题中“农民战争”的字眼所蒙蔽，我把它和历史上多数揭竿起义并为一谈。农民起义不胜枚举，作者何以要将这一事件单独列出？但布瑞克的工作警醒而深刻。通过对帝国城市、领地城市、矿工与农民战争三重关系的剖析，作者令人信服地将起义拓宽到由农民、矿工和城市平民组成的普通人阶层。不仅如此，以梅明根为代表的城市参议院对这场普通人的起义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城市官员试图在普通人和统治者的夹缝中找寻折中良策，即使是萨克森选帝侯，对事件的评语也不乏同情，“如果按照上帝的意愿，普通人最终将执政。”

借助神法的革命宣言

当布瑞克将起义的参与者纳入到广阔的“普通人”的语义中，他同时不动声色地挥镐发掘事件的深层内涵；在求证城市平民和农民之间的密切关联时，布瑞克主要借助的是十二条款对神法的倚重，神法和福音书是沟通城乡之间的桥梁，进一步说，当宗教改革的神学变身为政治的神学时，城市和农村的联合就达成了。在中世纪晚期农业危机的大背景下，在近代早期国家日渐成形的趋势中，贵族和教士利用习惯法和旧法偷天换日，缩小农民、农奴、属民人身依附关系的空间，抹去他们之间的界线，“农奴制”从此回魂，仓皇应对封建危机。面对狡黠的领主，农民们的正当要求必不能由俗世律法来验证其合法性，假如农民说我们的祖父并不缴纳某项税款，以此要求废除这一税项时，贵族与教士将引经据典，他们会强调，在你们祖父的祖父的时候，这税款便已存在。

但是，作为上士瓦本地区普通人代言人的洛茨写完十二条款中最末一条时，1525年事件便注定是一场革命，普通人穿过《圣经》和福音书的秘密通道，逃到貌似固若金汤的城堡外，“如果条款中任何一条或多条不符合上帝之言，并能够用《圣经》向我们证实这一点。如果能够用《圣经》证明，我们将废除它”，“如果《圣经》确实表明，某些怨情是违背上帝和我们的邻居造成的负担的，我们将为这些抱怨保留有位置，我们将宣布它们包含在我们的条款之中”。在证明农民要求的正当性之外，神法作为法律基础完全具备对封建主义的摧毁力量。“公共利益”是减轻普通人经济负担的代号：“基督教和兄弟之爱”则代指清除所有不平和藩篱：“任免牧师”是谋求社区自治的始发站；只有在神法提供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土壤上，米夏埃尔・盖斯迈尔、巴尔塔扎・胡布迈尔、托马斯・闵采尔和汉斯・海尔高特的乌托邦式的革命理想才能孕育，“公社”、“议会”、“共和国”、“民主”方始萌芽，它们合力推动了近代民主的发展，推进了欧洲现代化。

革命以失败告终，但倒下的仅是镰刀和剑矛；伴随着革命军事上的失败，与之休戚相关的宗教改革运动剥离了“社区”的色彩，沦为诸侯意识形态的又一拼贴物；路德的改革被视为唯一合法的改革，与革命血脉相通的茨温格利思想遭受封冻；政府作为武力胜利的一方，不同程度地减轻普通人的经济负担，给其在政治生活中留下一席之地，部分地缓和了彼此间的矛盾，贵族和修道院长自诩开明；将社会冲突移交司法领域去解决，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窃取近代民主英雄的殊荣。450年后，一个在瑞士工作的德国人，在位于伯尔尼大学偌大的工作室里，以公正之名，将1525年的伟大事件定义为革命，把属于普通人群体的重新交还给他们。为历史找到一个恰当的现代语言来表述，这就是历史学家的天然使命。（南方都市报）

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27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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