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出版社《古文辞通义》要义概说——《古文辞通义》序言 - 学术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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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出版社《古文辞通义》要义概说——《古文辞通义》序言

熊礼滙

2008-12-17 14:53:36 来源：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24日

《古文辞通义》是一本习古文之学的入门书，也是一部集古代、特别是集清代古文之学之大成的著作。

著者王葆心(1869.1—1944.3)，字季芗，号晦堂，又号青垞，湖北省罗田县人。早年肄业经心书院、两湖书院，先後从周锡恩(字伯晉，湖北罗田人，著有《观二生斋随笔》)、邓绎(字保之，号云山，湖北武冈人，著有《藻川堂谭艺》)、张之洞(字孝达，直隶南皮人，著有《輶軒语》、《书目答问》)等习古文之学以及经、史、性理、经济之学。1903年以第三名乡试中举。1907年举贡考试名列第一，同年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兼图书馆编纂，后任学部主事，又被聘为礼学馆纂修。武昌首义之后，先后担任湖北革命实录馆总纂、湖北国学馆馆长、湖北通志馆筹备主任兼总纂，並在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国立武昌大学(三者皆为武大前身)、国立武汉大学执教。王先生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国学大师，治学主张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並重，尝谓“有棱有脊，方可言学；有本有源，方可言识”,“治学之要，始于条理，终于贯通；始于剖析门户，终于不分门户”。他对经学、文学、史学、哲学、民俗学、教育学、方志学等，均有深入究，生平著述百余种，《古文辞通义》即为其文学究的代表作之一。

《古文辞通义》原名《高等文学讲义》，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月出版，次年三月，即被“学部审定作为中学以上各种学堂参考书”。之后，王先生又对原书作大幅度的“重订补充”，将书由四册六卷(其中三、四卷均分上、下卷)扩充为十册二十卷，並接受友人建议，改名为《古文辞通义》，作为《晦堂丛书》之一种，于民国五年(1916)八月再版发行。该书初版发行，就受到海内学人的欢迎，除“分科大学文科诸君多輾转购求”以作教材外，诸多古文专家如马其昶、姚永朴、陈衍等，都称美有加，“咸深印可”。林纾即称“近百年中无此作”。修订本出，王先谦与门人语，亦谓“为今日确不可少之书”(以上引文均见《古文辞通义·识语》)。正因此书“前人所未有，后世不可无”(李霖语，见《通义》卷六)，故时人有睹“重订目录”，即于王先生古文之学“叹为博达，惊为传人”(《识语》)者。向来学者著书，惟恐不出于己，而先生“此书惟恐不出于人”(《例目》)，故书中引文极多。其用心或如成惕轩所言：“《古文辞通义》……博极羣书，踰陆氏汗牛之量；近取诸譬，妙庄生弹雀之言。细如竹屑而弗遗，巧借金鍼而度与。悬古为鑑，馈贫以粮，诚粲乎其大备矣！或疑竹垞载笔，偶喜贪多；孔璋摛辞，微涉繁富。不知集腋资狐，操弓示鵠。穷百家之阃奧，假多士以津梁。语贵能周，义期必显，是直大匠诲人之苦心，烏足为先生病哉？”(臺湾中华书局影印本《古文辞通义》所附成氏《〈古文辞通义〉後序》)。

大抵著者用十余年功夫编撰《通义》，意在为初习古文之学者提供一切实可用的教科书。其《序》即云：“文之为学，难言矣。”“须先斟剂大体，而后附物以显厥用，其用力最难。”“今所言者，承学应循之途辙而已。以今之寻常学者施用论，宜举由浅而深、由简而繁，诸法层递相饷。而以承学之具有根柢者论，则宜暂置诸浅约者，俟诸后时之诠论，先博举较高之范围与前人已经验之门庭跡象，以推测其内律，文之体也；次别其已往之定准、可资方来之附以达者，以确实其外象，文之用也。其诸枝词骈义，则反覆其旨，务穷其变，不厌详焉。”其《例目》言编书准则、方式云：“近今文学家，称文学中须有种种之综合，而其用始完备。如欲思诣无，须明论理学；欲语言无，须有国文典；欲得文学之沿革，须有文学史。是编本在三者之外，然于三者之要恉，均已阐发。而在近世文学书中，实推广东西人所称修辞学之作而拓充用之，其用不第辅三种，使有完备之规，且较文典之仅有于选材、论理之仅供文家构想者为尤重。盖措思、选言虽确，而不讲求义法，不可谓成体之文也；讲求义法而不究极专家之能事，不足以见吾国国粹之闳深也。”“吾国之经学……文学，本自有纯粹之规，洎欧学输入而天下嚣然，目此旧有之学曰无用。而为此学者，亦遂自舍其固有之良知良能，择此学中近似他人而可为抵制均势之柄者发之，以求一当于並世。其保爱旧学之心亦良苦，然兹学纯粹之质亡矣。吾之辑述文学本事，皆董理、整齐已往之跡，而不敢具应用之手段，添设其所未有，遗失其所自居。禀斯旨也，若斥为援斯义以自饰其老旧，则鄙人之罪也，于文学仍无损也。”“是编匪敢自翊别裁，实案以通义体制，不能不广加荟萃，出以清豁。每篇自为小结构，统众篇又成一大结构。”“往者达尔文氏……为书引据必极其切实，论解亦极其精确，兹编亦窃取斯旨，徵引从博以坚确事理，虽不免繁而不杀，或厌听闻，然为教者、学者备究及讲授时纵横博析之用，又不得不尔。”“是编多所引据……然每立一义，或先本己意以贯串旧说，或先依据旧说而剖析、折衷以己意。编载之中，都案究之次序，于入手之方再三致意，虽往往引端而未竟委，要取其能于此一科中得钤键管钥之资而已。”

从著者自述编书指意、准则、方式可知：一、《通义》所言，乃古文之学的一般原理和基本知识。既探寻古文之“内律”以说其本体，又把握其“外象”而知其功用。且能从论理学角度审其思诣，从汉文典角度观其语言，从文学史角度道其沿革。而于三者之外，还从修辞学的角度，论述古文义法和古文大家特有的修辞艺术。二、《通义》论述古文之学的一般原理和基本知识，能坚持从古文创作、古文批评的实际出发，还古文之学以历史面目，而保存“兹学纯粹之质”。明确反对用古文之学的某些观念比附西方文学理论，反对用实用手段“董理、整齐已往之跡”，或“添设其所未有”，或“遗失其所自居”。三、《通义》论述古文之学的一般原理和基本知识，主要用古文家、古文批评家的作品、著述及相关言论说话，所用材料多出自历代文话、论文专著、专论(包括书、序、跋、丛谈、笔记、语等)，旁及西方和日本的文论著述以及写作故事。论其徵引之繁富，直可谓集文话、文论之大成。虽然如此，所引他人之言必为立义所用，“或先本己意以贯串旧说，或先依据旧说而剖析、折衷以己意”。故《通义》作论，有棱有脊，有本有源。

要说明的是，虽然著者仅言文学，而所言“文学”，是与“质学(以物理、象数、化学为主，其他诸科学为辅)相比而言之文学，其范围之广大，则以凡属古今文及哲学为主，而历史、舆地、政治为辅”(《例目》)，但本书却是“专论古文”(同前)。准确地说，书中所言，全锁定在古文之学的范围内。他所谓“文之为学”，亦非单就习文而言，尚有习古文之学之意。如其论龙启瑞“学者最忌见闻荒陋……故又必取《四库提要》及厚斋、亭林、竹汀诸家考订之书，融会贯穿，庶可无村夫子之诮”，亦谓“此又补助古文之学之一法也”。

古文之名，实因韩愈倡导散文复古而起。国藩即谓“古文者，韩退之氏厌弃魏、晉、六朝骈俪之文，而返之于六经、两汉，从而名焉者也”(《复许孝廉振祎书》)。韩愈自谓“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可见，韩氏倡导的古文，不单言辞句读“不类于今者(指骈文)”，而且立意必合“古道(即圣人之道)”。尤为重要的是，“为古文”和“志于古”、“志于古道”密不可分，亦即古文艺术精神和作者植根于古道的人生艺术精神相通，都可用“仁义”二字加以概括。因而古文是一种散文，但並非所有的散文都可称为古文。刘煕载即谓“文有古近之分，大抵古朴而近华，古拙而近巧，古信己心而近取世誉。不是作散体，便可名古文也”(《艺概·文概》)。除刘氏所言外，不能简单地称散文为古文，还在于古文具有独特的艺术精神(以仁义为最高范畴)，其结构、体制、风裁、法度(包括谋篇、约章、选字、造句之法)与一般不拘形式的散体文也不同。

古文之学是类同于诗学、词学、曲学、小说学、戏曲学的概念，是关于古文体用特点、文学属性、创作艺术、批评理论、鉴赏方法等方面的学问。在中国文学史上，论历时久远、传承性强，只有诗学可以与之並列。古文虽是唐人提出的文体概念，但古文之学的肇兴却始于先秦，不但古文写作在先秦已经取得辉煌成就，而且此时不少著作提出的重要命题，诸如“修辞立其诚”(《周易·乾》爻辞)、“言有物”(《周易·家人》象辞)、“言有序”(《周易·艮五》爻辞)，“辞尚体要”(《尚书·毕命》)“出辞气，斯远鄙倍矣”(《论语·泰伯》)，“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以及《左传》讲的文章“书法”，《孟子》说的“知言”、“养气”等，还为古文之学的草创，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柱。无疑，古文之学的鼎盛期在唐、宋(北宋)，但其兴盛主要见之于古文创作。南宋古文创作大不如前，对古文之学的究却異常活跃，突出表现是文话(包括论文语)、古文专论、古文选本大量出现(如唐庚《子西文录》、陈善《扪虱新话》、陈《文则》、《朱子语类·论文》、王正德《余师录》、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谈》、李淦《文章精义》，以及吕祖谦《古文关键》、楼昉《崇古文诀》、谢枋得《文章轨范》等)和士人论文蔚为风气，並且明确提出了“古文之学”的概念。所谓“欧与苏，此数公者，或以经求理致鸣当时，或以古文之学倡天下”(《群书会元·截江网》引无名氏语)。“古文之学，人皆谓欧阳子倡之，而不知柳仲塗、穆伯长诸人已近于古。文以理为主，体次之”(吳泳《鹤林集·与唐伯玉书》)。和元、明，尤其是明代古文之学发展中流派众多、新变势头迭起不同，清代古文之学的发展，既承前代学统而兴，又显出对历代古文之学的集成性、总结性。特别是晚近时期，由于受到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古文之学的究，从观念到方法，较之前代新意尤多，所论更为深细。清人言及古文之学的言论很多，如本书引用的就有：

古文之学不讲久矣，近时欲以此自鸣者，或摹效司马氏之形模，或拾欧阳子之余唾，或拘守归煕甫之绪论，未得古人之百一，高自位置，以为大家，然终不足以眩天下之目而塞其口，集成而诋諆随之矣。(朱尊《曝书亭集》卷三十三《答胡司臬书》)

长史云：昔之时文，浮华而已，今古文之学继行，而学之又足以致名，两得之计，非特为卑论已也。(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三十八)

自是(指汉代)以降，古文之学每数百年而一兴，唐、宋所传诸家是也。(方苞《望溪集》卷七《赠淳安方文輈序》)

得足下手书，言足下大肆力古文之学，仆尝以为此事在今日绝少能者，且其途易歧，一入歧途，渐去古人远矣。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义理，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戴震《与方希原书》)

唐氏为古文之学者，上者好言道，其次好言法。说者曰：“言道，言之有物者也；言法，言之有序者也。”然天下之事，莫不有法，法之于文，尤精而言。(包世臣《与杨季子书》)

自惜抱继方、刘古文学，天下相与，尊尚莫文，号桐城派。当海峰之世……于是阳湖古文之学特盛。(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例略》)

可见，清人已视古文之学为专门学问，将治古文之学列入“古今学问之途”，而且所治古文之学，不单指古文创作而言，还包括对古文发展规律、古文创作、批评理论，古文流派演变，以及为文如何学古等问题的究。事实上，从理论层面总结古文发展的历史经验、探寻其发展规律，系统梳理、整合历代古文之学提出的各种问题，正是清人治古文之学的一大特点，而且时段愈后，这一特点愈加显得突出。这从近代所出现的诸多文话、古文专论、古文总集(以及众多规模不等的古文选本)的内容，就可看出。而王葆心编撰的《古文辞通义》，实可称为近代古文理论著述中的代表作。突出特点是它的集成性，表现形式则有二：一是博引众说以成其说，二是全面作论，力图说尽古文之学的重要观念和基本知识。

《古文辞通义》分为《解蔽》、《究指》、《识塗》、《总术》、《关繫》、《义例》六篇，著者言其设篇用意及读者习方法，云：

立篇目六，以铨叙文家之微尚。一综文之忌，以抉壅蔽。二畅文之宜，以究指要。三穷文家之程塗，使洞然吾人应历之境界，而本体以明，言见在也。四总文之术业，用综合之法，以见文家历世陈旧之跡，言过去也。五总文之关係，用解析之法，文家储备运用之方，言方来也。文之属本体者，其应无方；文之属大用者，其归有定。《义例》一篇，亦综述过去以待方来之资也，取以殿焉。一篇之中，必归铨贯，或直进言之，或排列言之。用者须顺序以究其始终，更相参而观其融合，则运化形下以归于形上者也。(《例目》)

《通义》六篇，皆为“铨叙(评论、序次)文家之微尚”而设，篇各有义，彼此联繫不太紧密。各篇所言问题多少不等，文字长短不一。其中《识塗篇》内容最丰富，篇幅竟占全书五分之二，而所述多为习古文之学的基本知识，故梁鼎芬(任两湖书院东监督)建议置此篇为首篇。其实，由于各篇内容相对独立，按现有次序排列亦可。现概说书中要义，即依此篇次而言。

一、解蔽篇

本篇小序云：

古文之蔽于一偏者，或受一种之蔽，或兼受众病。总要言之，其别有六：盖非由专己生后天病，即缘禀质生先天病；非因好異生表病，即本于所向而生裏病；非夺于流俗而成习染病，即溺于夙见而成久痼病。胪其旨趣，作《解蔽篇》。

解蔽，即消除蒙蔽。本篇专言古文写作中的弊端及其克服方法。著者认为古文写作中的弊端缘于作者的“蔽于一偏”，而所受蒙蔽有六种情况：不是来自作者后天专执己见之病，就是来自先天禀赋不足之病；不是因为好異而生外在之病，就是本于取向不当而生内在之病；不是为流俗所变而霑染其病，就是沉迷夙见而成久难治愈之病。篇中所列十四种为文之弊，皆因蔽而生，均为为文“所忌”之“禁格”。著者所言，实就汪琬《文戒》、李绂《古文词禁》、袁枚《古文十蔽》、章学诚《古文十弊》、吳德旋《古文五忌》、国藩《古文禁约》，“去其同者，撮荟都凡，参以己见”。

篇中所言文弊，分为三类。一是用语之弊，如“一曰剽窃前言，句摹字仿”、“三曰识谊平近而僻字涩句以骇俗”、“七曰堕迂腐理障，或杂陈庸陋俗谈，以为工”、“八曰一篇之中俪词、单笔互衍而无体”、“九曰散朴之中忽饰韵语或末缀韵语”、“十二曰摭采新译字句，无雅言高义，徒饰外观”、“十三曰以东文省写、标识诸法羼入纯粹之国文”，皆属此类。用语之弊，既违背古文写作“务去陈言”、“词必己出”，“创意造言，皆不相师”的创新原则，又会破坏国语的纯粹性和使古文难读难晓。其主要表现是：或搬用前人成语、句摹字拟；或故求奇異以惊世人，用字生僻，出语深奧，以至以雅易俗，截字缩句，以艰涩文浅易；或使用讲学家讲章语、语语和市井鄙言俗语；或用语句式忽骈忽散，体格糅杂，“既異齐、梁，又非唐、宋”；或本出以朴散之句，忽出以押韵之语，或在篇末以韵语作结；或拾取新译字句杂入汉语之中，或为趋风尚而编造“太新之文语”；或行文时羼入日文省写法和种种标识方法。前人言古文用语之忌，已谓“古文中不可入魏、晉、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极重句法，诗歌中隽语”。“古文忌诗话，忌时文，忌尺牍”。显然，著者所言古文用语之弊，除古已有之外，还包括晚近古文写作中出现的新问题。

二是立意之弊，如“五曰摭拾佛、老唾余，疏偈杂举”，“十四曰不能脱科举习气而虚枵无实际”，皆属此类。著者说古文立意之弊，基于两点，即为古文当志于古道，以儒学为宗；为古文当求切于实用，大言妄论、虚枵不实，皆不可取。所谓“摭拾佛、老唾余，疏偈杂举”，是讲作论引二氏之书以助其说，将佛、老之言与儒家主张混为一谈。所谓“科举习气”，除行文作排比、对偶外，内容上则虚枵不实，或“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或“意谄词夸，虎头鼠尾，外肥中枵”。摭拾佛、老唾余和不脱科举习气，必然会改变古文的艺术精神，毁坏其文体和减弱以至消除其实用功能。

三是表述方法之弊，如“二曰一篇之中端绪繁杂而无统纪”、“四曰抑扬逾量、炫奇徵異如小说”、“六曰喜求徵实、博考餘剩而正义反隐”、“十曰好假设答问，动辄为主客体”、“十一曰称谓不遵当时公式，古今杂举，间以谐隐”，皆属此类。大抵“一篇之中端绪繁杂而无统纪”，指文中意思杂乱而无头绪，行文全无本末次第，係短于立意和疏于章法所致。故著者说“无主意而好为长篇者，此弊尤多”。“抑扬逾量”係指论人说事，不合实际，或故意夸大以成虚美之词，或执意恶贬以尽言其非。最常见的是拟人不以其伦，或寻常之事，强推大义，且详言极言。除弊之方，应是“言不过乎物”。“炫奇徵異如小说”，主要指文中好徵引奇異之事以明理言事，著者对“炫奇徵異”的倾向是否定的。“如小说”云云，实则带出他对众多古文家主张叙事文忌用小说家言的肯定。“喜求徵实，博考餘剩”，实指说理论事，引证太多，使事如同堆砌，结果只见材料，“而正义反隐”。“好假设答问，动辄为主客体”，是指文章结构形式的蹈袭之弊。“称谓不遵当时公式，古今杂举”，主要是指文中使用职官、舆地名称，或古或今，体例不一。著者认为“以不宜古称而以用今式为合事理”。至于“间以谐隐”，主要是指以文为戏。著者不赞成以“谐隐”手法为文，明确提出“以文为戏，殊未可训”。

二、究指篇

本篇小序云：

古文之宜，宜先握定趋向之宗旨，次穷探四周之严郛。其若何过去之地位，若何现在之地位，又次之。又若何属吾人经历之程塗，应践于我者；又若何属古人假设之境界，宜印证于我者，又次之，而以天然之妙悟终焉。此姚姬传氏所以有精、粗之论也。今究文家之粗跡与微旨，作《究指篇》。

“究指”即“究文家之粗跡与微旨”。篇中所言多为前人古文创作经验和文论主张，尽属“学散文当知其所宜”之事，或谓“究文必要之事”。分而言之，《究指篇一》说古文创作的宗旨和作者应有的基本知识，《究指篇二》虽也说基本知识，却从如何治古文之学（主要指创作）的角度作论。

《究指篇一》所说十三件为文“所宜”之事，其中首二事“定宗旨”和“求致用”，都是说为文目的。所定宗旨，“要当以顾亭林作文须有于天下为归”。“顾氏所定有之目，曰明道，曰纪政事，曰察民隐，曰乐道人善”。“顾氏所谓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侫之文，皆在吾宗旨之外”。求致用，则说各种文体适应各事之需要，既为“政事”所用，也为“行事”所用。所谓“文章之道无他，惟有裨身心、日用、人伦、世教、国计民生，而後为无弃之言也”。末二事“广徵名论印证得失”和“广揽诸家取舍长短”，皆言创作之事，前引“诸家之言，或铨本原，或区时序，或记体别，或言性质，或关品致，或属浅法，而大较摭拾利病者为多，撮举之以待学者自为案证”。后则博引前人论文家优劣得失之语，言学者当从所言得失中舍短求长，所谓“名家眇论不可不知，而名家实际尤不可不辨，辨之之要，须于长中见短，与夫此长彼短，並悉其有短无长”。其他九件事，实为学者“宜知”之常识。如“近世文学，其范围有大小之分”，实说两种文学观念。大范围者相当于今人所说广义的文学观念，包含文、史、哲、地、政等学科的内容；小范围者相当于今人讲的狭义的文学观念，其究应参之以“论理学”、“国文典”、“修辞学”和“文学史”。“从前文家，其跡象有分合之異”，主要是说前人作文有文、笔分合和骈、散分合的情况。大抵六经、诸子之文为文笔联合之文，汉至南北朝之文为由笔入文之文，唐、宋以後至明代之文为由文入笔之文，清文为由笔入文之文。而“骈、散二体交相为用”。“六朝文为骈体，然不能无散句；八代文为散体，然不能无骈句”。“前人之文有尚同、矫异两种”，实说前人如何学古和对待时行文风的两种态度。“矫異者往往能创，然自庸人为之则妄，尚同者其旨在因，然不辨其得失而谬和之则愚。”就学古言，“尚同”有袭貌、师意之分。袭貌字比句附，欲同而不能同；师意得其精神，既有其同又能自成一家。“趋风尚者三途，其一厌故喜新，其一巧投时好，其一循声附和，随波而浮沉。变风尚者二途，其一乘将变之势，鬥巧争长，其一则于积坏之餘，挽狂澜而反之正。”最可贵者，学古学今，“当别转一路，勿随人脚跟”。

他如“前代文家有正派、孽派两途”，是说古文发展有“真”、“似”之分，或“正”、“伪”二途。唐“四傑”承八代之衰而赓之，是“似”，韩愈出，始见唐文之“真”；宋初多骈俪之词，杨、刘藻饰风靡一时，是“似”，柳、穆、欧阳、尹等出，始见宋文之“真”；明代先有七子之伪秦、汉，归有光出，始有明文之“真”；清代先有侯、魏、汪等之“似”，方、姚出始有清文之“真”。而且各代“似”者皆为“真”者涌出的成因。

“从前文家有相反相成两义”，是说前人古文写作方法、古文风格特徵的相反相成，如简重不废放肆，炫烂後归于平淡，忙处能闲，乱处能整，细碎处有片段，险兀处有安顿，转常为奇，回俗入雅，以及巧拙、利钝、柔刚、肥瘦、浓淡相济等。

“才与学之分数”，是说古文家有偏于才者，如苏轼是；有偏于学者，如姚鼐是，理想的文家修养是才、学兼具。“生与熟的境界”，是说作文要有熟练工夫。所谓“只是要熟耳，变化姿态皆从熟处生也”。“大抵文字须熟乃妙，熟则利病自明，手之所至，随意生态，常语滞意，不遣而自去矣”。“言与文可以合一”，是说古文用语的平易倾向，“所谓贵质，所谓说目前话，所谓信口说出，所谓用俗常语，皆诸儒力求言文合一之证”。“典实与古雅可以立宗”，实说前代古文家得以成功的一种塗径，即“先求典实（指有关学术、政治沿革、古今人事的认识），谨守义法(由唐、宋八家义法而上溯其源)，次求古雅(既取纵横俶诡于子，又取浑噩精奧于经，且得理于周情孔思和濂、洛、关、闽之书)。
《究指篇二》主要说如何学写古文，所言七“宜”之事，实可分为三类。一是讲基本方法，须“专一学思，勿杂他学”，如方苞弃诗不而专攻古文，如姚鼐舍词不而专一于文。须“自致一塗，略同迷溺”，耽于文思，有同迷溺，以至沉顿病苦，殚精竭力，方能巧夺天工。须“自域程限，慎所习染”，读书不能杂，文思不能杂，取材、用语不能杂，不单本领不能杂，而且文风取向不随流俗而变，自有所持，惟“洁”是求。

二是讲如何把握古文写作的要领，所言方法，如“询讨流传以究诀法”说的四种方法(一读老师指定之书以得师传之诀，一请老师批改己作以得为文诀窍，一拿前人定稿和草稿比较，从改动的“镵跡”、“针线跡”领略文诀，一从名家对古文的评点探究文法)，“至简之中顿触心悟”说的从某篇范文或某句谚语悟得作文法门(如李翶教人读《获麟解》，一句一转，可悟作文之法；巩令陈师道看一年《伯夷传》，自然能悟文法；苏洵因闻“升里转，斗里量”，遂悟文章妙处等)，“于自约之中自创心法”说的习古文顿悟之后用极简约的字概括为文得力处(如苏辙等人用一“圆”字概括为文要领，李文叔用一“横”字论述前人为文得力处，他如用“真”、“切”、“快”、“灵”等字概括为文入手之方、归宿之地等)，都很具体。

三是讲作文应勤于修改，即所谓“虚心勇改，以博进境”。“文章频改，工夫自出”《吕氏童蒙训》。“古文体大格严，当以鏟削空字空句为扼要工夫”(包世臣语)。

三、识塗篇

本篇小序云：

为文入手，其法有三：曰读，曰讲，曰作。读有读法，讲有讲法，作有作法。三法所从入，必有其途，程塗万千，各有得力。细法未能毛举，大例要必综探。殊塗、合辙之谈，赫然各具义指。学者举吾人自具之才质，进以前人经验之功候，纯而后肆，迷而得归，由偏诣全，以困取豫，其秩然之序，不可紊也，作《识塗篇》。

《识塗篇》内容丰富，所说“文之读法”、“文之讲法”、“文之作法”以及“文家格法”、“文家性质之对照”、“文家经历之境界”，以及“文家经验中困苦之境界”和“救正之方法”，皆为习古文之学者指示入门塗径(主要着眼于创作)，七大门类，各有要义。

(一)文之读法

文法备于古人之文，欲知文法，当从讲、读古文开始，故书中详说读文方法及注意事项。书中列出十种读法，都简便易学。如“储中子之消纳读法”，是说将受到某文影响的诸多文章与某文同读(如陆机《五等诸侯论》、独孤及《梦远游赋》、韩愈《进学解》、《毛颖传》、欧阳修《伶官传序》、苏轼《十八罗汉赞》、陈亮《上孝宗书》，皆得太史公神，当与《项羽本纪》同读)，以知诸文本源所在。“文正之並行读法”，是说将两篇意味、风貌可相比配的古文(如《兰亭序》与《春夜宴桃李园序》，韩文中曹成王与韩宏两篇碑志，王安石文中《书〈刺客传〉后》与《读〈孟尝君传〉》等)比並读之，以见其同異之处。“谢叠山以四段读四家文之法”，是说学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然后徧考古人用意、下句处。即第一看大概主张，第二看文势、规模，第三看纲目、关键，第四看警策句。“程畏斋以一家为间架，以三家为展开之法”，是说先熟读韩文，知其篇法、章法、句法、字法，然后选看欧、、王三家文体，以知展开、间架之法。诸家读法不同，但用意一致，即“将以求得古人所已至者，更于已至之中，求其所未至也。其始也，求有以入乎古人；其继也，又须求有以出乎古人也”。知入、知出，始得读文要诀。

领略古文之妙，诵读十分重要。姚鼐即谓“诗、古文各要从声音证入，不知声音总为门外汉耳”。“大抵学古文者，必要放声疾读，又缓读，只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急读以求其体势，缓读以求其神味，得彼之长，悟吾之短，自有进也。”（《与陈硕士》）国藩亦谓“四书……韩、欧、、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神远之韵”。诵读是一种审美体验，是读者自然走进作者心灵的不二门径。所谓“全以精神与作者相求，自然精妙俱出。勉强而求妙者，必非妙处”（童憩南语），就离不开诵读。要深入领会古文意味及其妙处，除诵读外，还应在“虚心涵泳，切己体察”（朱熹语）上下功夫。“切己体察”即设身处地，联系实际体验文中所说之理。“涵泳”则是读者置心于古文格、律、声、色、神、理、气、味之中，产生微妙感受的过程。如国藩《字谕纪泽》所说：“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则涵泳二字，庶可得之于意言之表。尔读书易于解说文义，却不甚深入，可就朱子‘涵泳’、‘体察’、二语悉心求之。”此外，朱熹说“读书之法，须正看、背看、右看、左看，看得是了，未可便道是，须反覆玩味”。程端礼说“自熟读一篇或两篇，亦须百徧成诵，缘一生靠此为作文骨子故也。既读之後，须反复详看每篇，先看主意以识一篇之纲领，次看其叙述抑扬、轻重，运意转换、演证、开合、关键，首腹、结末、详畧、浅深、次序。既于大段中看篇法，又于大段中分小段看章法、又于章法看句法，句法中看字法，则作者之心不能逃矣。譬之于树，通看则由根至表，幹生枝，枝生华叶，大小次第相生而为树。又折一幹一枝看，则又皆各自有枝幹华叶，犹一树然，未尝毫髮杂乱，此可以识文法矣”。恽敬说“看文可助穷理之功，读文可发养气之功。看文看其意，看其词，看其法，看其势，一一推测备细，不可辜负古人”。著者说“读古文宜知有大处看（看大概、主张、纲目、关键等）、小处看（看字、看句等）之别”。都是讲读书法。

又有读书须辅以看书一说，国藩《家训》即云：“读书之法有看、读、写、作四者。看即逐年所看者是也……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慎守，不经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看书与子夏‘日知其所亡’相近，读书与‘月无忘其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看书相当于泛览博观，为的是扩大知识面。姚鼐说到看与读的区别，云：“凡学诗文之事，观览不可以不泛博。若其熟读、精思、效法者，则欲其少，不欲其多。”（《与陈硕士》）又英人培根用食物为喻，说书有三种，读法亦有三种，第一种是“只须一尝”，第二种“则须急吞”，第三种“必须细嚼烂化”。並解释说：“所谓尝者，其书只有部分可读者也。所谓吞者，其虽当读而不必过细者也。所谓细嚼烂化者，其书当勤力用心全部了解者也。”大抵第一、二种书相当于姚、所谓当看之书、泛览博观之书，第三种相当于所谓熟读之书、精思、效法之书；第一、二种读法相当于姚、所说的看和观览，第三种相当于姚、所说的熟读。看、读之異，有如刘永济老师所说：“看书宜广，宜快，宜方面多；读书宜少，宜熟，宜选择精。”

读书还有“常读法”和“约读法”。“常读”是指对一些重要文章(如《史》、《汉》、八家之文）、重要选本（如《古文辞类纂》）要经常读，以至“一日不可无”。“约读”是指选取数量不大的名篇（如《古文百篇》）“朝夕讽诵”(国藩语)，反覆诵读。常读、约读，总要读熟。因为“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苏轼语）。“熟读详味，久当自见”(朱熹语)。“读书千徧，其义自见”(李光地语)。“熟读成诵，自有悟境”(国藩语)。“读书无他奇妙，只在一熟”。“所云熟者，非仅口耳成诵之谓，必且沈潜、体味，反覆熟演，使古人之文若自己出”（吕葆中语）。至于何忠万讲“读古文宜知有熟读、兼读之别”，实就读文范围而言，讲的是“以先秦前、后之文分别熟读、兼读”。古文读得熟，就会加深对古文特点的认识，懂得古文作法，以至所作古文与所读古文相似，而“生神似而非摹仿之徵验”。也有因读文而产生不敢作文的念头的，有对古文义法感到“足意”或“不足意”的。而读远韵、深情之作，往往会“生适性怡情之徵验”。所谓“文章之妙，语快令人舞，语悲令人惜……语高令人入云，语低令人下石”（吳从先语）。“閒适之文清旷自怡，萧然物外。……若翱翔于云表，俯视而有至乐”（国藩语）。

（二）文之讲法

写作古文有学古一说，“文之讲法”即言学习古人之文的方法，“讲”训为“肆”，有练习、学习之意。所说学古法实分四类，一即程限学古法，二即分段学古法，三即学古入手法，四即其他方法。

所谓程限学古法，就是学古限于学习一个时段或一类作家的古文，显著例子是李梦阳的“断代学古法”和国藩的“相承学古法”。断代学古，盛于明人复古一派，但在明以前，韩愈“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已开先河，只是学法不同。李梦阳劝人勿读唐以后文，惟西京以上是习，后又有李攀龙、王世贞赓续其后，都是学一代之古。“相承学古”，盛于桐城一派，但南宋学人已肇其端。吳子良等以文章统系定学古程限，亦将学古对象锁定在一类作家之内（贾、马、韩、柳、欧、苏、等）。国藩心契姚鼐选文尊扬、马之旨，其相承学古之法即将汉、魏、六朝对韩愈影响巨大的作家（如史迁、卿、云、班、张、潘、陆等）作为学习对象，以究韩文由来。

所谓“分段学古法”，实际上讲的是学习哪个时代或哪些人的古文，或从哪些方面学习古文。如“魏叔子之徧历诸家法”，就是讲“平时不论何人何文，祇将他好处沈酣，徧历诸家，博采诸篇，刻意体认”。做到“不限时代，不名家数，不拘篇数，而以沈酣为宗旨，以体认为功修”。“王兰泉之兼取众长法”，说的是兼取诸家之长，如于韩取其雄，于柳取其峭，于苏取其大，于欧、取其醇懿而往复。如书中说到四位学者的两段学古法，徐邻唐即以学韩、柳、欧、苏为一段，以学司马迁为一段；范泰恒“即以秦、汉培其骨力，以唐、宋立定间架”；龙启瑞即“先以读茅、方、姚选本，以求八家之范围与义法、体格为第一段，再进求之《史》、《汉》与诸子，以寻其源为第二段”；邓绎即以三经（《诗》、《书》、《左传》）为之原，更取韩非、贾谊、陆贽、苏轼为之委，以分两段。书中说到四位学者的五种三段学古法，朱梅崖所分三段，即上薄周、秦，下引唐、宋，晚求之元、明；程大中所分三段，即“始于诸子以尽其变，继以释典及唐人怪涩之文以极其奇，终之以经而穷其变化”；张九键所分三段，即“导之以六经，而广之以百家，衷之以宋五子”。潘德舆所分三段有两种，一“由读经而外，下及庄、迁而就理韩、欧诸家者也”，二“以韩为中枢，仍导以宋贤而归之西汉者也”。书中说到三位学者的四段学古法，沈德潛所分四段，即“立法先从事于韩、柳以下，而上窥贾、董、匡、刘、马、班，复约以宋五子，更有取于唐、宋名家者也”；彭绍升所分四段，即“先辨体，次摹仿一家，次读宋、明诸先儒书以志于道，次以净土为归也”；张秉直所分四段，“盖在使人读《左》以立其规，读《史》以大其气，读《汉书》以凝定其神，读八家以尽其变者也”。书中说到黄宗羲的五段法，所谓“五段”，即一道、二学、三法、四情、五神。黄氏谓“五者不备，不可为文”，是就作者修养作论,亦涉及对古文文学质素的分析。著者即言其“以道与学濬其源，又于其流中分为形下之法与形上之情与神，必备五者而文之体用始称完备。……文家之原理通论在焉”。

书中说到十四位学者的学古入手法，像“朱竹垞从一派入手之法”、“李文贞从朱子入手之法”、“管異之专从阳刚入手之法”、“顾蔚云汝敬从近代名家入手之法”、“储同人取能成家之二三十人勤读深思之法”，“潘苍崖先养本、次充学、次辨体、次讲法规之法”，目睹标题，便能知其大概。其他几家的入手法，则需略加说明。

大抵沈彤“专取极则之法”，主张学古文从学方苞、沈师闵入手，因为二人善论古文，分别对左氏、司马氏和韩愈之文义法知之甚深。林明伦“专取最醇各家之法”，係取自汉至明十二人翼经合道之“最醇”者之文为学习对象。邹湘倜“以人定文、以文定人之法”，谓人与文並茂始可学之，实“专主于文家属纯粹儒者之言，兼其人之儒术亦复醇至，然后取之”。其“用意严而近隘”。吳士模“区分文家流别以学五家之法”，乃“论者取孟子、庄周，叙事取左氏传、太史公书，而以昌黎韩子为归”。吳德旋“区别资品、功候以学五家之法”，是从学者资质，功候出发讲如何学习五家之文。所谓“上等之资从韩入，中资从柳、王二家入，庶几文品可以峻，文笔可以古。人皆喜学欧、苏，以其易肖，且免艰涩耳。然此两家当于学成后随笔写出，无不古雅。乃参之以博其趣，率不流于率易”。张士元“由一家以推及诸家之法”，即“其始也，常取道于一家以正其趋；其继也，必类推于诸家以尽其变”。何邦彥“始习一家，复习一家之法”，即“初则专习一家，勿杂勿贰，久而神与之化，而後吾之謦欬不辨今也、古也。其继则复习一家如初，庶两家各变其貌，而不寄人篱下”。刘鸿翱“以一家归宿众家之法”，实以左氏一家作诸家归宿，所谓“盲左之文，其犹龙乎？……马之奇、班之坚、柳之奧、韩之雄、欧之宕逸、苏之明快、王之刻削、之纯实，尽备之矣”。

著者认为，以上各家，“各由一己所主之诣力以求競胜，狭之或主于一家一派，广之或历以众家，高之或笼之以一家，画之或区为数段，近之或取法于並世，远之或深究其本原。苟分探其殊塗而合求其一致，诸说要各有取，然皆逐流之意居多，而求源之意较少。惟潘苍崖之说，后人赓和者最多，其识诣在诸家之上，可推定论”。同时还指出：“近代诸家，其演作文之方法，而意旨皆主于救弊，凡有四家之论，可参观而得其用意。”“四家之论”，一即王铁甫主以学《左》、《史》、班固、六朝为入手之方，以救唐、宋末流薄弱之弊。二即恽子居主以学诸子为入手之方，以求唐、宋末流之弊。三即吳南屏主以学《史记》为入手之方，以救方孝孺、归有光之失。四即谭仲修主以胡石庄、章实斋自成专家之学为救弊之主，以汪中，龚自珍等不分骈、散为救弊之辅，以起八比毒燄之衰。著者对上述“一切旨，一切法”，设想用“体用、源流、长短”加以概括，谓“吾尝融贯诸说，以详其異同、分合之归，举可以体用、源流、长短六字最括其旨”。可惜未见细论。

书中所说其他方法，实为学习古文应该明白的道理和应注意的地方。如“学古宜取性近”，是说学古当取与己性相近之作，像苏洵专批《孟子》、欧阳修半生酷摹韩文等。“学古宜取其长”，如柳宗元为文，参之穀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等，即是。“学古各有得力处”，则说学古人之文，当知古人为文之得力处，如韩愈得力于《孟子》，欧阳修得力于韩文，苏洵得力于《战国策》等。“学古受弊处”，说学古人之文，当知古人为文之弊，如得力于《庄子》者，不自知而流于荡；效《国策》者，不自觉而涉于纵横等。“诗、文不能兼长”，是就作者言，谓能诗者未必能文，能文者未必能诗。如杜甫短于文，苏洵短于诗，即是。“诗、文亦可相通”，是就创作言，如杜以诗为文，韩以文为诗。“文之工绝有时期”，是说古文大家创作水平很高有一特定的时期，如欧阳修自醉翁亭以后，文字极老。苏轼自雪堂后，文字殊无制科气象。王安石自罢相归半山后，笔力极为高古。“文字传世宜精约”，是说传世文字不在量多，而在精约。不但篇目精约，即篇幅也要精约，文字扯长便薄。

（三）文之作法

所谓“作法”，指练习写作古文的方法。所列十六家言，各有所主。“吕东莱之徧历作法”，主张对各种文体按题材分类精心作二三篇。“文正之单进作法”，主张先从容易把握的九类文体入手练习写作。“李文贞之单进作法”，主张“学古文须先作论……今做古文者，多从传志学起，却不是”。“朱笥河筠从记事文入手作法”，则与李说有異，明言“学文必自叙事始”。“朱子之摹拟名文作法”，是说作古文当从摹仿始，古人有名文字，皆摹拟作一篇。“陈眉公继儒先藏名文、文成而后相示之法”，“叶石林之豫选文格作法”，都是讲的如何摹仿名文的方法。“张蒿庵尔岐所传之豫拟题目作法”、“潘苍崖之解经断史作法”，实际上是讲如何教人练习写作，即预拟题目，逐题讲说思维方式，令有条贯，然后使之写作。或先为之解经、论史，以所说之书使之演而成文。“吕东莱读文、编题、作文一日並行之法”、“程畏斋之相间作法”、“宋子京读与作兼行之作法”，都是讲如何把练习写作与读书结合起来。如程氏所言“相间作法”，就是作某类文字，读、看某类文字九日，写作一日。他如“吕氏先立格律、次立意、次语赡之作法”，实说学作古文的要领。“王氏祎之境候变迁作法”，是说“读书之境，所见有迁变，故作文之境，亦自有迁变。文家公例，莫不如是。盖必有变境，始有进步”。而“童氏《学记》之独造作法”，则强调古文写作的创造性，以生造为用，以独到为宗。所谓“要须于一线天中凿出路径，放出大光明世界，乃能扫去一切常语、客气语。字字要造、要老、要到、要精、要刚、要灵、要有毛，是为独造”。“朱竹垞不立成格作法”，也可以说是练习文字欲求“独造”的一种方法。

（四）文家格法

“格法”，法度，法则，书中指文法。著者讲古文文法，一从综合角度讲，一从析分角度讲。合起来讲有两点，一是“自有而之无之文法”，是讲作文始于有法，终于无法。不是无法，而是写作经验高度成熟，神明于法度之外。一是“自浅而之深之文法”，是讲掌握“浅法”（基本方法），转而用之，可得“深至之法”。意谓“求深至之文法，不必别假他塗，即浅法一转，便得之矣”。分开来说，则言之甚详，既列“文谱演例”，又对文中起、结、照应之法作比较，而细说古文通幅局势布置、段落安排、语句锻造、助语使用之法。其中“文谱演例”中，有“记事文法之比较”等二十八种方法的比较，有“体势中之奇偶法举例”等六种文法举例。对文中起局、结局、首尾照应之法作比较，则说到文之起法有二：一特起法，一配说法。文之结法亦有二：“一紧束，义多而归于短也；一散弛，题大而亦张大之也。”文字首尾照应之法，则“有明明缴应起处者，有竟不顾者，有若无意牵动者，有反骂破、通篇大意实是照应收拾者”。而说“古文通幅之局势”，除说“文之局势，须明空处与实处多少之比较、旁面与正面之比较，眉目、线索或隐或见，亦须加意经营”，还列出谢叠山四十三种格制，唐荆川六十九种格制，归震川六十六种格制（三家格制並非全与古文局势相关）。说“古文通幅之段落”，则突出“以转折分段落”，引魏、袁、李、蒋、五家之说，以道“转法贵无跡而贱有跡”。说“古文通幅之语句”，则谓“造句之法，其工在字”，句法基于字法。文字雅、健，“宜从字句、笔调中求之”。並说古文句法甚多，读《文则》、《野客丛书》、《古书疑义》等书所举文例可知。说“古文通幅之助语”，既说助词传达其神气，灵变其文心，“文无助则不顺”，“《左》、《史》之文风神跌宕，开阖抑扬，入神入妙，全在一二虚字中”，又说“文字中用助语太多，或令文气卑弱”。更多的是博引文例，细说大家名篇使用助词之妙。

（五）文家性质之对照

“文家性质”，实可称为文家所作古文之特性，涉及文势、文气、文局、文法、文境、文笔、文语和文体。说文势，用平缓和转折作对照。认为欲去平缓，须用转折。转处多，自然不缓。但转折太多，会使语意繁碎，难以收束。说文气，用厚重与轻婉对比。著者说：“宋人论文，以和气、英气分文品，则欧、苏对举；以厚重、轻婉分文气，则韩与欧对举，欧又与对举。”韩文深厚、雄博，文“一字挨一字，谨严”，故两家文气厚重。欧文纾徐、委备，故显得文气轻婉。大抵前人重厚重者多，喜轻婉者少。说文局，用参差与整饬对照。一篇文章，须有数行整齐处，数行不整齐处，即参差、整饬相间，推之即奇偶相间、散骈相间。尽为参差，易为碎文；专尚整饬，则易入排。当于参差中求整齐，于整齐中求参差。说文法，用变与不变对照。谓古文写法，有可变者，有不可变者，当“变乎其所不得不变”、“不变乎其所不得变”。不变，指某一文体写法的“规矩”而言，变则一由规矩出发，熟于规矩而生变化；一不由规矩出发，巧力所到而生变化，却合于规矩。说文境，用有意与无意对照，且谓“古今文家，多贵无意而病有意”。“无意”指自然发露为文，“有意”指为文“有意换样”、“有意搜根”、“有意生造”的“费力”之举。说文笔，用固有与增对照。“文笔”指文家的笔力、笔路。笔力，如所谓“笔头上挽得数百斤起”，“一语为千万语所託篇者”。笔路，如行文之纵笔、衬笔、宕笔、补笔等皆是。笔力生乎固有，笔路“则拈弄，转开拓”。所以说：“笔力关天赋，笔路关人事；笔力关乎才，笔路关乎学。”说文语，用天生与人为对照。“文语”指古文语言风格而言，其说用国藩的观点，以为“文之造句，约有二端，一曰雄奇，一曰惬适”。“雄奇者，得之天事，非人力所可强企；惬适者，诗、书醖釀，岁月磨炼，皆可日起而有功。”说文体，用清疏与浓密对照。清疏与浓密，是文风，也是义法。炫耀、浓密为一路，高淡、清疏为一路。“疏则其气纵，密则其气敛。惟纵，故奡宕；惟敛，故遒紧。”疏、密各擅胜场，若各趋于极而生弊，亦可相互施救。

（六）文家经历之境界

这一部分说两个问题，一是文家创作古文经历的变化过程，一是几种文境的创作方法。

所说变化有三，其一为“由壮阔而之高澹”，这是作法之变、境界之变，也是风格之变。著者引用十三家说法，证明初为古文，下笔要须波澜壮阔，然后造于平淡。所谓壮阔，並非漫衍、冗长之谓；所谓平淡，亦非拙易、枯槁。其二为“由感慨而之和平”。本来，“和平之言难工，感慨之词易好”，著者比较欣赏的是古文的和平气象。他赞成吳子良的说法，认为欧阳修是两者兼得，如其《吉州学记》可谓和平而工者，《豐乐亭记》为感慨而好者，且是意虽感慨，词犹和平。肯定苏东坡、吳子良早年为文好骂、晚年气渐平而文由多感慨而至于平淡。赞成王洙戒诸子“壮年勿得为悲哀憔悴之文”和国藩说的“韩文公如主人坐于堂上而与堂下奴子言是非，然不善学之，恐长客气”。其三为“由伸张而之敛缩”，实说为文行气的变化境候。所引七家之说，均从敛缩着眼。或以为敛缩乃“繁畅后自然之境候”，或以为乃“文能尽意后，极致之境候”，或以为乃“势壮时之境候”，或以为乃“驰骤时之境候”，或以为乃“快意时之境候”，或以为乃“平正后之境候”，或以为乃“深于文之人应经过之境候”。著者肯定国藩讲的“凡为文，用意宜敛多而侈少，行气宜缩多而伸少”。但也认为“伸张”、“敛缩”，可以循环用之，即欧公讲的“初奔驰，久当撙节，或时肆放以自舒”。

所说文境创作方法，分为三类。其一说如何使文境鹜于实，“一曰聚于一”，即“文家探骊、射雕之偏至状态”；“一曰得其要”，即“文家专攻一路之偏至状态”；“一曰入于苛”，即“文家为责备无已之偏至状态”；“一曰极于细”，即“文家为推勘入微之偏至状态”。偏至之文，奇而不庸，但易使人陷于难堪。为求纯和，可于一篇中前后自为补救，于全集中以此篇救彼篇。其二说如何使文境荡于虚，“一曰寓”，即寓意于事，借题发抒己所欲言；“一曰喻”，即託譬喻以言其意；“一曰翻”，即“窥古人作事主意，生出见识”，“自己凭空发出议论”；“一曰比兴”，即“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每一下笔，其可见之妙在此，却又有不可见之妙在彼”。其三析举运笔、运法之妙，则借李腾芳《山居杂著》“文字法”三十五则为说，细言意、格、句、字等法。

（七）“文家经验中困苦之境界”和“救正之方法”

所说困苦境界有四，一为迷闷之境，即作文不成，竟日昏睡如醉、如痴之状态，此乃用力既久，将进未进、攀跻无路之徴候，由此尽力一搏，则佳境出矣。二为怯弱之境，即文家作文数十年后反生怯弱之心，深知作文之难，不敢作文或以为己作远不及古人、时人，以至“心沸面热，恐于此事，竟无所就”。三为涸竭之境，即文家老年为文，往往文思枯竭，盖因早年学养不足、晚年废学所致。四为力不赴心之境，即作文“识到而临文不逮所见一境”。或“昔见于中，口不能言”，或“下笔之先若有佳境，既下笔则无一是处”。此为才与识难兼之徵候。著者说：“四者亦有相因而生之理也，盖因迷闷而怯弱，因怯弱而涸竭，因涸竭而自知有不逮也。其于内状，均为不足，因不足而求足则退也，而进机伏焉。于是迷也有时而悟，弱也有时而强，竭也有时而充，力不逮者有时而企及。此欧公所以以多读、多做、多商量，示人要法。”

所说救正方法有三，一为“以己所自得药（疗治）涎（慕悦）他人之美者”，谓为文贵于深造、自得，非从人取，徒慕悦他人之美，不济于事。二为“以殊异之学药公共之思者”。所谓“殊异之学”，“即有宗旨之学”，“即自己求学师承所祈向，与夫生平得力处，而能成家者也”。所谓“公共之思”，指“公共之文思”，即众人所见，或谓陈言，或谓俗论。具体“药”法，则如黄宗羲所说：“庸人思路共集之处，惟深湛之思（指积理而言）、贯穿之学（指多读书），可以去之”。三为“以整段书药描写一二折者”。其说本于黄宗羲“今人胸中无整段书，描写得欧、一二折，便以作者自命”。“整段书”实指读尽古今书，或谓“融会古今文字于胸中”。“描写一二折”，犹言写得一二段类似于名家的文字。和前二法一样，“以整段书药描写一二折者”，也是把多读书、会读书作为写好古文的重要门径。

四、总术篇

本篇小序云：

文之本体，必有归宿。文之大用，亦有归宿。文之源流与迁变，亦必求其殊途一致之归宿。区文之体，爰有三种；究文之用，亦用三类，故夫文家远源之所肇，与流别之所存，皆可纳诸三者，而勼合观之矣。夫文者，时与地与人，三者相积而成者也。时以区之，地以别之，人以差之，而文乃千其流、万其术，而卒不可以齐。然苟能总以时、括以地、挈以人，而不齐者齐矣。更齐以人之气，齐以人之情，齐以人之质，而不齐者愈齐矣。文之源有三：经、史、子三者。总以经、史、子三者，文家内域之宽广，可见。有内域，斯有外象，象有广有狭，皆以资吾文也。深峻其内域，闳远其外象，而文之利病可得言焉，作《总术篇》。

《总术篇》论说古文体、用的“归宿”问题，涉及六方面的内容。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论文的“三种统系”说和文乃时、地、人“三者相积而成”的观念。所说六事，要义如下。

（一）“以最初之经典归宿文家之主旨”

本节实说学者用儒家“最初之经典”某些术语归纳“文家主旨”之事，如书中说到方望溪以《易》、《春秋》之义，提出为文要领在于“义法”，所谓“《春秋》之制义法……义即《易》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所谓‘言有序’也”。说到陈兰甫读《小雅》“有伦”、“有脊”之语，遂谓“此即作文之法”。“伦者，今日老生常谈所谓层次也；脊者，所谓主意也”。说到文正主张文家应有《孟子》所说的“知言”、“养气”功夫，始能写出不朽之文，“惟其知言，故常有一二见道语”；“惟其养气，故无纤薄之响”。说到郝兰皋本于《荀子》的“有故”、“成理”之说，说到李次青本于子的“出词气，远鄙倍”之说。並合言五家之说云：“‘有物’、‘有脊’、‘有故’，深言之，即合义，即资于故实；浅言之，即有主意也。‘有序’、‘有伦’、‘成理’，深言之，即有法，即成条理；浅言之，即有层次也。必知言，则主意不乖而雅词远鄙；必养气，则层次能适而醇气远倍。定此主意以作文，则内律、外象，並乎质幹与枝叶者，均有安宅，而终身可循持。”

（二）“以至简之门类櫽括文家之製体”

本节说文体分类和有韵、无韵之文的名和义。文体分类，主要见于《古文门类各家目次異同表》，有韵、无韵之文的名、义则见于《文体名义表》。《古文门类各家目次異同表》分文体为三门十五类，实为著者参酌真、储、姚、四家分类之说而成。而说“可知告语门者，述情之汇；记载门者，记事之汇；著述门者，说理之汇也。三门之中，对于情、事、理三者，有时亦各有自相参互之用，而其注重之地与区别之方要，可略以情、事、理三者，画归而隶属之”，则是著者对氏文体三分法特点的概括。《文体名义表》出自张表《珊瑚钩诗话》，所说文体功用、基本作法，甚为简切。

（三）“三种统系”说及其在古文究中的应用

所谓“三种统系”说，即立纪事、说理、述情三派以统“古今文家之绪”。由“三种统系”说究古文，则有多种作法和看法。一有“由完全三种统系可观历代之文派”。即认为西汉贾、马为叙事、纪事之文，董、刘为说理之文，马、枚为述情之文，“此远古之文，可以完全三派统之者”。唐代王、杨之文有所沿，尚余情韵；韩、柳之文有所排，独抒闳议；燕、许本自玄宗好经术，故能索理致，“是中古文家，亦尚有完全三派之余波”。北宋文亦三变，荆公以经术，东坡以议论，程氏以性理。述经术与性理，言理一派，议论则言事一派，所缺者述情一派。“宋逮元、明，文章之变，天下遂常少此一种文，而近古文之三派为不完全矣。”

二有“由不完全三种统系可观历代之文派”。认为汉、唐、宋为平排（三派都存在）时代，唐、宋后为侧注时代。具体说，东京至六朝，但传述情一派，而常少叙事、说理二派，此三派侧注之第一时代。自宋逮雍、乾，但传说理一派，而常少叙事、述情二派，此三派侧注之第二时代。或谓由唐逆溯六朝，侧注在情；由雍、乾逆溯至宋，侧注在理。即“汉至隋而盛著缘情之文，宋至今而推说理之文”。

三有“由完全三种统系统合文家之时代”。书中引叶白湖说法为例，谓“叶氏之意，盖综三代文纳于说理中，综秦、汉文纳于叙事、述情中，综六朝、有唐文纳于述情之声律中，综北宋文纳于叙事之议论中”。“不以说理品宋以后文，此则其识谊之未卓。”另外，鉴于诸家“区时代大都以唐为转关”，以及唐荆川以唐前后分为有法、无法两段，谓“汉以前之文，未尝无法而未尝有法，法寓于无法之中，故其为法也密而不可窥。唐与近代之文不能无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为法，故其为法也严而不可犯”。侯雪苑又以秦汉前后分为骨与气两类，谓“秦以前文主骨，汉以后文主气。故诸子、《左》、《策》皆敛气于骨，《史》、《汉》、八家皆运骨于气”。著者特别指出：“吾华之文，汉前后为一界限，唐前后又为一界限。观列代文家大势者，须从此参悟其消息也。”

四有“由完全三种统系区别文家之家数”。认为“以三统家数源流正变言之，属三统之远源，则《易》为说理之祖，《诗》为述情之祖，《书》、《春秋》为叙事之祖。属三统之近宗，则庄周为说理之宗，屈原为述情之宗，左氏、马迁为叙事之宗”。“汉人沿之而鼎承三统，唐人沿之而略具三统，宋人沿之而略少一统，故列代家数，遂有並衍、兼衍、一衍之分”。

五有“三种统系有归並于一人之时”。“一人”指韩愈，但韩愈自以为不及相如、扬雄，故著者说：“然则昌黎兼承三统，以自雄于三统迭衰之后，而其自反，乃于马、杨述情一派，犹谦让未遑，宜此一派垂绝于有唐以后也。”

六有“三种统系有並见于一朝之局”。指清代有方、姚诸家标举唐、宋之文于康、雍朝，阮、李诸家标举汉、魏、六朝文于乾、嘉朝，龚、魏诸家标举周、秦诸子文于道、咸朝。

七有“以三种统系总概文家之辑述”。言以三种统系分类辑文，如“言理为主、通文于讲学者，有真西山《文章正宗》、蔡文勤《古文雅正》；以通情为主者，有张皋文《七十家赋钞》；以论事为主、合文于政治者，有贺耦耕《经世文编》。以文与史合谊，则有章实斋《文史通义》；以文与史为表里，则有《文纪》、《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唐文粹》、《宋文鉴》、《南宋文范》、《金文雅》、《元文类》、《明文在》”。

（四）从时世、地域、人性角度论文

著者既认为文乃“时与地与人相积而成”，自会从古文与时世、地域、人性的关系入手，论述古文创作、发展历史等方面的问题。

从时世角度论文，见于“文之总以时世者”。意谓文章与时高下，“国运盛则其文必盛，举证以示例，惟汉自开国后以武帝时之文最隆，宋仁宗时次之，东京之初，盛唐开元，元大德，明宣、正之时亦略有之，清康、乾时亦如之”。“国运衰则其文必衰，举证以示例，惟宋、明季年之文最弱。”“世既乱则其文必乱，举证以示例，惟六朝、五季为最下。”而以列代世运升降论文，则有三说：“一世运降而文与俱降，一世运降而文不与俱降，一世运不降而文反降。”时世不同，文风也不一样。“盛世之言，其气和；衰世之言，其气葸；治世之言，其气直；乱世之言，其气猛。”(焦南浦语)“大抵盛世之文，必气象光明、正大，朱子所谓‘前辈为文务为明白磊落，指切事情而无含糊脔卷、睢盱侧媚之态，使读者不过一再即晓然知其论某事某策’。”“衰世之文，必气象圆美，晻昧没灭。”“文字无所发明，但模棱依违。”“专以蕴藉袭藏、熟圆软美为尚。听其言，终日不知其意之所向。”“乱世之文非含锋厉杀伐之气，即含诡谲惨刻之气与夫破決歧裂之气，不出此三等而已。”

从地域角度论文，则分南北以论历代之文。著者说“凡吾华文明盛大之业”皆可分南北言之。道其原因，则云：“俞荫甫曰：‘凡事皆言南北，不言东西，何也？盖自郑君说《禹贡》导山有阳列、阴列之名，而后世遂分为南北二条。南条之水江为大，北条之水河为大。西北之地皆河所环抱，故三代建都皆在河北。东南之地皆江所环抱，故荆楚之强自三代至今未艾。南北之分，实江、河大势使然，风尚因之而異也。’然犹以地势言之。若以天时言，则大江以北，麦花晝开；大江以南，麦花夜开。江以南穀熟为有秋，江以北豆、麦熟为有秋。以人事言，北方人饮食嗜浓厚，南方人嗜清淡；北方人以肴馔丰、点食多为美，南方人以肴馔洁、果品鲜为美。凡此皆因乎夙成而不能更定者也。惟其如此，故列朝之文略有南北之異状，亦乘乎时风、地气而偶然，非人之所故为，亦非人之所矫强能使不为也。”

具体说，则谓周季南派善言情，北派善说理与记事。汉与周、秦近接，由地域衍生文家流派大略相同，即叙事、说理二派常在北，言情一派常在南。六朝文家，南派言情为主，仍有一种类乎北派言理者。北派言理者多，仍有一种类乎南派言情者。唐代北方文盛，“四傑”、苏、李、燕、许以及萧、李、元、独孤以及韩、柳等，皆为其代表人物。宋初逆受西昆、“四傑”一派，肇自南方，反前代文风者则以北方文家为先导。自欧公出，宋文即大兴于南方。南渡之后，为永嘉、永康学派者，为文仍宗欧或宗苏门后学，朱子服膺南丰，故南派之文运宋末不亡。元代之文，亦有南北二派。北派始于马祖常，以先秦两汉为法，而务去陈言。与北派对垒者有南人集，法北宋之庆历、乾、淳，常讥弹北派。明代成、宏年间，南方文家最为活跃。永、宣以还，李东阳为李梦阳所讥，明之古文遂分两派。北派倡自李梦阳、何景明等，南派倡自王慎中、唐顺之等，代表人物有归有光。救李梦阳、王世贞一派之弊者，尚有南派中别派之三袁。救三袁之弊的鍾、谭，亦为南派之别派。

清代古文，当以侯、魏、汪等为开先之老宿，南派之文则以方、刘、姚为大师，而王悔生、姚石甫、刘孟塗、方植之、戴存庄、苏厚子、方存之等为後起。咸、同年间，自淮以南，上溯长江，西至洞庭、沅、澧之交，东尽会稽，南踰服岭，言古文者，必宗桐城。其中，恽子居、张皋文之阳湖派遥承海峰文脉，以文正为领袖的湘乡派直接姬传绪论，影响最大。光、宣两朝，与桐城文派迭出者，则有三种：一骈、散合一派，自嘉、道後犹相传勿替。一定庵之文与刘申受同源，辅以今文之学，及魏默深又参以海国之学。一译学既开，而文杂欧、和之习，风斯下矣。

从人性角度论文，有“文之总以地位者”。著者说，程子谓“语丽辞赡，此应世之文也。识高志远，议论卓绝，此名世之文也。编之乎《诗》、《书》而不愧，措之乎天地而不疑，此传世之文也”。是以“应世”、“名世”、“传世”三目区分文家品位，其他学者则多以山林、馆阁二目区分。“山林、草野之文，则其气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书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台阁之文，则其气温润、丰缛，乃得位于时，演纶、视草者之所尚也。”“台阁之文，拨劚治本，縆幅道义，非山龙黼黻不以设色，非王霸损不以措辞，而卒归于和平神听，不为矫激。山林之文，流连光景，雕镂酸苦，其色不出退红沉，其辞不离于叹老嗟卑，而高张绝絃，不识忌讳。”“山林体中，又有山林、市井之分；馆阁体中，又有朝廷卿士、庙堂公辅之分。”“居廊庙者长于台阁，守布素者长于山林，殆莫能相兼也。”或谓：“居馆阁而言山林可也，居山林而言馆阁不可也。何也？居山林而言馆阁，则慕富贵之心重矣。”

有“文之总以人者”。言为心声，文词于言，又为其精者，故由文可以知其人，由人亦可知其文。韩愈称欧阳詹，言“读其书，知其慈孝最隆也”，范仲淹赋《金在镕》，人谓有出将入相器，係由文知其人。冯时可谓“永叔侃然而文温穆，子固介然而文典则，苏长公达而遒畅，次公恬而文澄蓄，介甫矫厉而文简劲，文如其人哉”，刘煕载谓“周、秦间诸子之文虽纯驳不同，皆有个自家在内”，係由为人而论其文。亦有为文与其为人不肖者，如宋璟为相，人疑其有铁肠石心，睹其文却有清便富艳之《梅花赋》。与此相关，“有终身之文悉依傍他人者”，如扬雄“作文无一不摹仿前哲”，即是。又有“作人文，文即肖其人者”，如陈无己谓“司马迁作《长卿传》如长卿文”，欧阳修谓“退之为《樊宗师志》似樊文”，归震川谓“韩退之叙柳子厚则如子厚”，陈勾山谓“老泉《上欧阳第一书》行文七曲八曲，似摹欧阳子”，陆以湉谓“欧阳公作《尹师鲁墓志》即似尹之文”。正因论文可“总以人”，而“君子之文以不磨灭为幸”，故作者当慎于作文。不但“许人一文，当如许人一女，不可草草”（艾南英语），还应明白“文家有不必作之题，有不应作之文”（多指“应酬文类”），“又有一种属不可作文之地者，则居丧是也”。

有“文之总以气者”，所论有粗、精之分。其粗者，言气从作用入手，所谓“文中雄奇，以行气为上，造句次之，选字又次之。然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而气能古雅者，亦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气能雄奇者”（国藩语）。所谓“气不可以不贯，不贯则虽有英辞丽藻，如编珠缀玉，不得为全璞之宝。鼓气以壮势为美，势不可以不息，不息则流宕忘返”（李德裕语）。所谓“文能养气，可以拓文之量，吐文之焰，极文之峻，涵文之深，穷文之变化，使吾文能随物赋形”（宋濂语）。其精者，言行气从本体入手，或谓文以气为主，或谓文为气之所形，或将气与意，与理，与情，与词，与法等同列为古文本体之要素，而强调文家养气之重要。或谓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词为卫”（陈师道语），或谓“文之体正于此……从吾制作之用者，志也。充其体于立意之始，从其志乎造语之际，生之于心，应之于言……气也”（李方叔语），或谓“文以气为主，气以诚为主”（李格非语），或谓“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刘大櫆语），或谓“欲学古人之文，其妙在因声以求其气，则意与词往往因之而並显，而法不外是矣。是故契其一而其余可以绪引也。盖曰意曰词曰气曰法，之数者非判然自为一事，常乘乎其机而混同以凝于一，惟其妙之一出于自然而已”（张廉卿语）。

有“文之总以情者”。邓绎说：“明人之论文也，以至情孤露为本。”代表人物当为黄宗羲。黄氏尝谓“文以理为主，然而情不至，则亦理之郛郭耳。庐陵之志交友，无不呜咽；子厚之言身世，莫不凄怆。郝陵川之处真州、戴剡源之入故都，其言皆能恻恻动人。……而世不乏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皆以大文目之，顾其中无可移人之情者，所谓刳然无物者也”。清人言文主于情，有谓“知道者时时有忧危之意，其临文也亦然”者，有将多唱叹之词与能得“事外远致”同论者，有言“善言己情者斯能感人之情”而“情贵乎真”者，有言“适情之文必饶色泽、涵雅”者，有“言诗文中抒情也必兼声言之”者。而所说文之“情”，多出于畏天悯人之心，以“哀”为主。言文以情胜，论者多举《左传》、《史记》、柳文、欧文、归文为例。著者认为，除叙事文外，解释文、议论文亦有宜达以微婉之情者。

有“文之总以质者”，实以文风樸质为尚，所谓“大文弥樸”。“文虽工，不可掩素质。”“文不难于巧而难于拙，不难于曲而难于直，不难于细而难于粗，不难于华而难于质。”论者或以“古”字代“质”字，如谓“汉文，马、扬其文古。唐文，韩公外，次山近古，樊宗师非古。宋文，老欧、老苏、长苏，古作不多见。盖清庙茅屋谓之古，朱门大厦谓之华屋可，谓之古不可。……知此者可与言古文之妙也”。或以“质”指本色，谓“古今之人品诗、文，不定一格，大抵以本色为佳。夫本色，固不妨于纯驳互见。”或谓“质”即指“质语”，如“言《史记》、《左传》长篇只用一二语叙过，正是其妙处。须知质而不俚，只是叙此等如道家常，所以高耳”。“作文有当用质语者，少加润饰反失语气。”更有以古文之意为“质”者，如谓“古之善言者根于心……言道述功，故可尚也。……近世之言文者，妄谓有体，妄谓有法，妄谓有绳墨规矩。文必有质，今世求文之弊，尽失其质矣”。“古文之所以称古者，乃意义之古，非词句之古。”所言“道”与“功”，所言“古意”即文之“质”。而篇中注引论诗、文文、质关繫的文献极多，著者总而言之，则谓：“观诸家之说，曰‘工拙相半’，曰‘峭急无古气’，曰‘忌用巧太过’，曰‘不见刻削之痕’，曰‘浑然是全未用力者’，曰‘无高古气味’，曰‘无意造语’，曰‘因事陈辞’，曰‘只如人作家书’，曰‘好作奇语是文章一病’，曰‘全好难得’，其旨非主于文、质参半，即主于文不可没质；非主于不可太文，即在于以质为主。文家、诗家知此，而调剂用之，俾臻天人互凑之境，斯得妙矣。”

（五）文出于经、史、子之说

文出于经说，见于“文之总以经者。其说有二：一言“经之资于文者”，意谓经术和圣人言行的记述，须借助于文。二言“文之资于经者”，意谓文章原出五经，不但立论之本出于经，而且机杼、物采、规模、制度亦取于经。文之资于经，有融圣人之意而出之和引用经语的区别。

文出于史说，见于“文之总以史者”。文家论文、史关繫，亦有“史之资于文”、“文之资于史”两说。又有“文史合谊”之说，可以王世贞之说为代表。著者说：“弇州之意，以经、子、集皆统于史。记载有正、变，为史之体；告语有上、下，为史之用；著述有有韵、无韵，为史之实与华。由文之制体处，悉纳于史，其说如此。”

文出于子说，有“文之总以子者”。如前人说元次山文出自子书而不免弊，故其文碎；苏子瞻文出《庄子》而得其善，命意能超然独立。苏子由喜诵庄周《养生》一篇，欧文体有出自《孔丛子》者。又有说扬雄之书，退之仅好其辞，而介甫、子固则直以为学问根柢。包慎伯谓柳州以下，皆得之《韩非》、《吕览》，永叔、东坡所得尤多，恽子居甚至提出以诸子救文集之衰，皆为文出于子之论。其中，从立言角度说文资于子，则有资子必归于儒之说。所谓“人之立言，固由乎性所各近，然必以儒家为指归。韩以名家、法家而归于儒，欧以杂家、词赋家而归于儒，苏以道家、兵家、纵横家而归于儒。盖儒为六艺所统汇，舍儒言文，能不离经叛道乎”。

继论述文出于经、史、子之后，《总术篇》还依次列出了太史公、韩昌黎、柳子厚、方望溪、文正、吳挚甫为文所资之书。特别指出古今文家除取资于书外，尚有“资于文字之外者”。取资于外者，狭义言之，指“发挥文章象外之妙”，所谓“题外立意”，“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径之外”。广义言之，则“主于文外之性情”、“文外之学术”，以及人生特有的遭遇和对人情、物态的深入认识。

（六）“评论家之总术”

所谓“评论家之总术”，实即以阴阳、刚柔区分文类的方法。自朱熹以阴阳、刚柔之说论文之后，姚鼐又以阳刚、阴柔之象以论文，後来国藩又细论古文各品文境之美，谓“阳刚之美，莫要于雄、直、怪、丽；阴柔之美，莫要于茹、远、洁、适”。著者认为氏所言，乃“谈艺总要之术，百世不易之道”。至于本章之後所附《评定文艺之术》，介绍的是阮文达担任嘉庆四年会试总裁和李联琇咸丰四年担任福建学政评定时文的方法，虽于评判古文试卷有借鉴作用，却很难用到古文文学批评和艺术鉴赏之中。

五、关繫篇

本篇小序云：

言古文之本原，本于吾人学之所至断，而不以摹古与攻文断。以有物、有脊、知言、有故能，而非专恃有序、有伦、养气、成理事。故属天然者，则有才质先之；属人者，则有学思先之。才质有高下之殊，学思有浅深之别，岂数幅之言所可罄乎？然不能言其节目，未尝不可挈其大纲。不能汇编告语、记载、著述三者，详其立体、达用之所，宜未尝不可举三者属于情、事、理之质，观其周流、虚寄之用。郑君所谓“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于力则鲜，于思则寡”，近世储大文氏所谓“说一章，豁全部”者，殆此旨欤？故博也而约用之，歧也而壹统之。邠卿说《孟子》之揭章旨，元凯解《左传》之用释例，兹固学家之所贵也。岂文学独可废？用是举临文时属取材者虚悬之种种印合法，以因时附物而有所丽；又举临文时属取法者过去之种种结构法，以及成文后之聚合、分析诸法，以依事立则而成专编，其诸亦缀文者之所乐闻乎？作《关繫篇》。

本篇先说文家对古文写作的两种看法和三种究古文写作材料的重要方法，再逐一详论告语文、记载文、解释文、议论文的作法。

说文家对古文写作的看法，有“至难之说”和“至易之说”。著者认为：“凡文家主至难立说者，皆所以尊贵文之品位也。”“必视为至难者，所以申发文家精美之地位，使妄者不得而依託，鲁者不得而猝跻。必树立此盛大、优良之间，范其外，使无可溢；域其内，使有所守，千古盛业，非可贸居而劫夺也。”“言其易者，所以导文家入于空坦、平旷之塗，使孑孑者入之而大适，泛泛者望而知所归。既有至难之义极文家之尊，则不可无至易之义形文家之大。审知是义者，则幽美之境，不禁人以追探；光景之新，可悠然而坐挹。”

说研究古文写作材料的方法，则分“文中有关乎学术者”、“作文而搉论政治者”、“文有涉及事实者”三种言之。对“关乎学术”“文材”的究，著者主张“须先有求学术之预备”。“平日读书，各依类留心消纳散殊之理，及临文则举所已融合者，或分解出之，或举所分解者而融合出之。”赞成姚鼐义理、考据、词章三者缺一不可的说法，谓“本姚说推之，知义理、考据、词章，皆可归我古文櫽括之用也。凡告语、记载、著述，三门文字有关乎学术者，用此以究之，则事理都能确实矣”。

对“搉论政治”“文材”的究，著者认为有三种方法可用。一曰循环，即用循环论分析历代政治演变或一时社会形势变化的特点。二曰对待，著者说：“情势对待之用，有极偏之对待及鸠合之对待两种，又熟察政治之要法也。”三曰对照，即考古以知今之法，如“考求官制，先将《会典》删定，然后参以汉、唐之法，更出己见，参时之宜”。总之，“观今世之情势，则重对待；观古今之情势，又贵知对照矣”。

对“涉及事实”“文材”的究，著者说：“叙事实属过去者，只视同账簿（“史者，天下之一大账簿”）；属现在者，视同有机体（“统一民族，可如观一人之身；统一国，亦可以一人之身观之”），属方来者，更须求以循环、迭进之义（“欲知来，观既往”）。”“文中之事实，贵得其神而不贵溺于其器……故综述事实之时，其措思著眼内体，常被外象之印合。”“告语文涉事实者，告之以有精神之事实。纪载文之于事实，亦贵纪其有精神者。著述文之诠论涉事实，亦贵能发抒其有精神者。于过去以算账簿观之，于现在以管账簿观之，于方来以写账簿观之，则文中之事实，乃有合于文正所谓‘对于千百世，不知谁何之人言之’，及西人所谓‘历史、哲学之用’，而不为虚设矣。”

篇中所说四类古文作法，要点如下。

（一）告语文之作法

著者将告语文作法分为“二种作法”和“普通作法”两类。

所谓“二种作法”，是对告语文基本写法、基本风格特徵的概括。书中列出六家“二种”论，如焦竑“以披见情愫、志畅神美为正体，以竞于诋诃、诟戾为切为变体”。魏禧谓“陈词敷议，有以直切、刚果，使人动色、惊心为贵者，有以和平、朗畅、移人情志贵者”。章学诚说：“後之辑告语文者，但取议论晓畅、情词慨切，以为此文之佳也。”包世臣说：“给谏以言为职，言有三体：条列谋猷为敷议，匡弼主德为谏诤，掊击权要为弹事。”刘熙载将贾谊、陆贽奏议区分为“激昂辨析”和“纡徐委备”两类。国藩则以为作奏议，当求“明达、深透庶无格格不吐之病”。著者归纳诸家所言，曰：“告语文之有二种者，一确切深峻为一派，其源出于名、法家，观之犂然，有当于人心，凜然可兴人志意。一博大昌明为一派，其源出于纵横家，观之皆洞见垣方，陵轹一世。讲求告语文者，所宜效法也。”

所谓“普通作法”，即国藩说的“吞吐”、“喷薄”两种作法。氏有云：“诏令宜吞吐，而檄文宜喷薄；书牍宜吞吐，而论事则宜喷薄”。对此，著者引申说：“吞吐者，阴柔之美，近于奏议之深峻一种；喷薄者，阳刚之美，近于奏议之博大一种。则凡告语类中，举可以此两种概之矣。”

（二）记载文之作法

本节分十一个条目介绍记载文的作法。

一为“徐氏记载文之三种作法”，所说徐枋三种作法为：“一段落，二意气，三词藻。”

二为“方氏记载文之二种作法”，所说方苞二种作法为其论志铭之作法，所谓“志铭，宜徵实事，或事跡无可徵，乃叙述久故之亲，而出之以感慨。《马誌》是也。或别生议论，可兴、可观，《柳誌》是也”。言其“尚简自以为义”，则引其论《史记》之“洁”而明之，所谓“非谓辞无芜累也，盖明于体要，而所载之事不杂，其气体为最洁耳”。

三为“恽氏记载文之二种作法”，所说恽敬二法为叙事“前实後虚”和“虚前实後”。

四为“氏记载文之六种作法”，所说国藩六法，即氏所谓“志铭之文如神道碑，有于叙官阶逐段叙其政绩一法”，“有先将官阶叙毕，然後申叙居某官为某事一法”，“墓铭有先叙世系而後铭功德一法，有先表其能而後及世系一法，又有有誌无诗、有诗无誌二法”。

五为“韩文公、王荆公记载文单行、对偶二法”，所说韩、王二法，即“韩叙事尚单行，而王尚对偶”。

六为“黄本骥记载文六体、三体、二种书法之法”，“六体”指作传之体有六，即“一、盖棺论定，有事跡可纪，传示后人，如历代史书列传是也。一、其人已没，勋业烂然，私为立传，为異日入史张本，如诸家集中私传是也。一，其人现存，于史法不应为传，而言行有关于世道、人心，不可无传，如韩之《何蕃传》、苏之《方山子传》是也。一、本人自为作传，以写其闲居自得之致，如陶渊明之《五柳先生传》、白香山之《醉吟先生传》是也。一、借市井细人抒写己议，庄生之寓言，如韩之《圬者传》、柳之《梓人》、《宋清》等传是也。一、借物行文，仿乌有、子虚之例，如韩之《毛颖传》、苏之《黄甘》、《陆吉》等传是也”。“三体”指“《史记》列传之体有三”，即“一、据事直书，不论善恶，使后世阅者自知。如《史》自《管晏》至《货殖》等传是也。一、且叙且议而议多于叙，如《史》之《伯夷》、《屈原》等传是也。一、叙事居十之一二，而采文辞居十之八九，如《史》之《董》、《贾》、《相如》等传是也”。“二种书法”，即“传志之体，一人之事不可具书，有功业可述之人，则书其一二最大者”。“无功业可述之人，则书其一二最小者”。“事无大小，必有以異乎恒人而不詭于大道者，乃可传也”。

七为“张汉渡作记载文之详略二体法”，谓行述、行状之体记事宜详，志、表、碑、传诸体，据行述、行状以成文，记事宜略。

八为“何司直作记载文之五法”，所说“五法”实就家传写作而言，所谓“其为忠孝廉节者，奇行伟节，可惊可愕，吾必不待其请而传之。借他人之事实，成一家之言，然其人自是不朽矣。其次则知交，叙其交情之肫挚，笔语之如生，于文为别调。其三则为人乞作，而受其金帛以济贫乏也，亦起视其人，必无善、无恶而后可焉。至于叙次有善行可记而遗行可疵者，则择其善者书之，其疵者去之。有善行可纪而小失无碍者，则亦书之”。

此外，尚有“郝伯常类编金石文字之八法”、“潘苍崖例括金石文字之十五法”、“王止仲墓志铭书事之十三法”，皆就金石文字所记具体事实类目而言。

（三）解释文之作法

著者说：“此解释文，即近世合形体、音韵、训诂三种以成文之体。专言三种尚不成文，必合此三种附诸经典用之，而此解释文体始成。”解释文，就是“解释经典”的文字。所谓解释文作法，亦即著者所说的“考据文法”。而篇中所说“作法”，几乎全是治经之术。如前说五条，除“实证与虚造”强调解经应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做到立论必有证据、切忌虚造其事而凿空立说（或“以今时人之见识臆谓古人定当如是”）外，另外四条（即“墨守与異义”、“有墨守亦有異义”、“由墨守以诣異义”、“于墨守师授中仍存異义”）都是讲解经持论如何处理“墨守”（指“笃守本师之家法”或“树一人者为之宗”）与“異义”（指“各持所见”或“发心得”）关繫的问题。而“氏解释文虚实两尽法”、“解释文于空曲交会中求义蕴者”、“解释文以偏执、添设、臆决为戒者”，也主要是说如何领会经义和解释经义的问题。惟“陈氏解释文疑信並存法”与“解释文以简明、清豁为宗旨者”。一讲诸说有異，不妨並存，一说“断语尤宜简明、清豁，但求清心爽目，不在文笔苍老，亦不在气势纵横”，直接说到行文要求和方法。要之，解释经典贵在有识，提炼观点本为撰写解经文字的首要步骤，故著者将种种治经之术也称为解释文之作法。

（四）议论文之作法

本节列有十七位学者所说的十七种议论文作法。大抵邱邦士的“引申、消纳二法”（著者称其为“论理学之外籀、内籀二法”），相当于演绎法和归纳法。叶石林的“衍绎法”，是著者对叶氏“两字议论”所作的诠释和概括。他说：“两字议论之法，推之极可为作议论文要诀。吾常举‘体用、源流、異同、得失’八字为初学文者措思之範，作文者于一题入手，先设此八种方位一一观之，则一字中可生出无数议论。”同时，他还把陈继儒说的“一人递举数事、一事历举数人”和刘起风说的“当一事而以数事证之，一代而以历代参之”，以及何义门“论人必跡其事、彻其表里，论事必通其首尾、尽其变，论经时大略必本其国势民俗以悉其利病”，与叶氏“衍绎法”同论。魏叔子的“敛缩法”，是著者对魏叔子“作论有三不必、二不可”的概括。魏氏说：“前人所已言，众人所易知，摘拾小事无关繫处，此三不必作也。巧文刻深以攻前贤之短而不中要害，取新出奇以翻昔人之案而不切情实，此二不可作也。作论须先去此五病，然后乃议文章耳。”著者认为“议论文字，一忌苛，二忌多。去苛去多则自归敛缩。试取叔子所定五者以绳之，庶可少息目论耳”。熊海崖的“徵实法”，是指论史以徵实为议论，综覈断制，不以空腹高心妄论得失。彭躬庵的“课虚法”，出自彭氏所谓“读史有三要：曰设身，曰论世，曰阙疑。其高者尤能于无文字处得古人要害”。但魏叔子认为“古今好议论凌厉古人者，莫不求之无文字之中，而以其偏见私意为莫须有之说”，为惩“课虚”之弊，魏氏主张论人立说，当“使天下聪明才辨好学深思之士欲更立一说而无以为口实方得”。涂宜振的“比事法”，即魏叔子说的涂氏“为论曲尽一人之终始，比类旁徵，杂取以证其说而归于不可易”。

另外十一种作法，如程畏斋“作议论文不先看他人议论、不先立自己主意之法”，戴屏石“以史为案、以经为断之法”，李卓吾“攻君子之短、不没小人之长之法”，王敬斋“苛以论心、恕以论势之法”，黄远公“论史、论人必于其事，论事必于其时之法”，恽子居“以事断心、以心断事之法”，任午桥“审于经营、慎于辨证之法”，程拳时“取长见短、指短隐长之法”，李河滨“就一字搜其义而究其理之法”，梁茞林“考史由古逮今、由近溯远之法”，钱衎石“考史由一朝而上稽三代、下推后代之法”，诸多条目，读者睹其名即知其为论人论史的具体作法。著者认为作议论文的基本方法，应是《汉文正典》所说的七种方法，即“一、正论，基于正理以立论也。二、切论，剀切本事以立论也。三、泛论，扩张文题之理以立论也。四、玄论，究及至妙至极之理以立论也。五、比论，论本事引他事比较论之也。六、难论，辨难攻击以论之也。七、譬论，取譬事物以论之也”，並谓“泛论近课虚，亦近外籀。切论近徵实，亦近内籀。比论近比事。盖议论文之法，终不外此数者而已”。

六、义例篇

本篇小序云：

王文简论诗，谓观其标题得失即可得其诗之雅俗，吾谓文家亦有之，其义例尤广。故欲假他人最不齐文字或事实以厚集吾文之证佐者，则有种种徵引法；欲假最不齐之言语或事实于他人以尊重吾文之势力者，则有种种称谓法；欲假以确定吾文之标准与体裁，则有种种标题法与别集、总集编辑法。虽较乎内心而外象，依乎神理而粗跡，本乎定体而非变化，然不究其用，亦足以疵吾之文、淆吾之体，以渐远于清峻、安雅之风规矣。是故纵其纤曲而言之，累牍不能胜也，然独不可略区其雅俗与其利病乎？今撮举要例作《义例篇》。

本篇所说徵引法、称谓法、标题法与别集、总集编辑法，均为古文写作、文集编辑技术方面的问题。表述方法则是“撮举要例”以言之，列目为“引书例”、“称谓例”、“标题例”、“编别集例”、“编总集例”等。各类例目所举例子，既有通用作法，也有特殊做法。如“引书例”就既有“引书之易文与依文二法”，又有“词、赋、碑版中，前人亦有自作注之例”；“编总集例”既有“编总集严断限例”，又有“选诗、文及生存人例”。无论是通例，还是特例，都应该是治古文辞者的必备知识。

《通义》六篇，要义略如上述。从中不难看出，著者确实做到了“辑述文学本事，皆董理、整齐已往之跡”，既徵引从博，又“加以究”、“出以融贯”，“案以通义体制，不能不广加荟萃，出以清豁”。祇是援书作论，辐射面太宽，形如参天老树，枝枒不胜其多。自始至终，引据过于繁琐，归纳尚嫌粗疏；多形下之说，少形上之论。虽然如此，若以一持万，融会贯通，仍能看出究古文之学应从何入手，以及古文之学包括哪些基本理论。综览其说，细加?绎，至少从中可以鉤摭出古文本体论、古文文体论、古文主体论、古文格法论、古文创作论、古文批评论（包含鉴赏论）、古文流派论（包含作家论）和古文史论。我因常读此书，诸论要义及其说词（包括所引文献）在各篇中的分布情况，多了然于心，本欲逐一言之，无奈此文篇幅已长，祇好另作专论。

王葆心先生的《古文辞通义》自民国五年（1916）出版后，在大陆一直没有重版发行。1964年，经王门弟子徐复观（湖北浠水人）、成惕轩（湖北阳新人）努力，该书得以在台湾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由于两岸隔绝多年，《通义》在大陆仍处于湮没状态，以至前几年某书商弄得一本湖南官书报局出版的《通义》，竟在网上高价拍卖。虽然坊间《通义》一书难得一见，但它在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影响却长期存在。我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接触《古文辞通义》的，那时我正编撰《唐宋八大家文章精华》，经常向黄焯老师请教古文方面的问题，有一次，黄先生说：“你应读读《古文辞通义》。”于是便有了我和《通义》的频繁接触。起初，我是在校图书馆就室阅览，边读边记，后来复印了一套，读起来就更方便了。坦率地说，我究古代散文近三十年，许多观念的形成和究方法的运用，都受到过《通义》之“义”的启发。其实，在武汉大学中文系，受《通义》影响的学者大有人在。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王葆心先生就用《通义》作教材（现存武大档案馆、“国立武汉大学印”、“王葆心存”、“中国文学系一年级用”的教材《文学源流》，即由《通义》卷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汇编而成）培养了许多学生，后来系内专家讲授古文，也多将《通义》列为重要的教学参攷书（如1984年黄焯先生去世前一个月託王庆元教授送给我的《古文讲义》，不少见解和材料即出自《通义》所言）。中年教师（如周大璞、李健章、缪琨等先生）习古文，也多以《通义》为必修书，一读再读。可以说，王葆心既用《古文辞通义》构建其古文之学，又借助《通义》绵延不绝的影响在武大中文系形成了治古文之学的传统。我相信，只要国学不亡，这一学统必然长传不衰。

整理出版《通义》是我和诸多前辈学者的心愿，所以当武汉大学出版社同意我的要求，将《通义》纳入《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系列出版时，我非常高兴，主动请缨，担任标点工作。我标点用的底本，是武汉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湖南官书报局民国五年出版的本子。这个本子纸张成色差，印刷质量不好，许多字漫漶难识。我用作校勘、参验的材料主要有三种：一是湖北省图书馆收藏的湖南官书报局本，此本原为徐行可（1890—1959）先生的藏书，书末版权页上写有“二十七年五月十四日时徐州告急治”字样，很可能是徐先生的读本。徐先生为著名藏书家，又在辅仁大学教授韩愈古文，深谙古文之学，因而他在读书时随手作的句读标识和字词勘正很有价值。二是湖北省博物馆收藏的《古文辞通义》原稿。原稿实为《高等文学讲义》四册之合订本，几乎每页都有塗抺处，凡天地左右以至字里行间都写有新加的文字，另外不少地方还夹有用零碎纸头写就的或长或短的段落。原稿对校书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我校读《通义》产生的不少疑惑，就是靠王先生的原稿解除的。三是各种文话、诗话、词话、文论以及包括总集、别集在内的诸多典籍。《通义》立论，主要靠引用他人的言辞说话，书中引据材料极多，校勘，标点，自然不能不读原著。要说明的是，王先生引用他人论述，固有“依文”而引者，但也爱“易文”而引、“省文”而引和以己言概述他人文意，不少引文字句与原著有出入。校勘中，除对部分与原著出入甚大（以至错字迕意）的地方加以订正外，一般未作改动，所以我对《通义》的整理，只能算是标点，而不敢称为点校。因此，我也提醒读者诸君，若取用《通义》中的引文，请务必查明引文出处，加以覆覈。

我整理《通义》，费时甚久。连续作业，就有一年。初次标点之後，又作过四次校改。费时虽久，工作兴味却有增无减。何以如此？因为我有意将整理《通义》的过程，变成了琢磨古文之学要义的过程，深知此书对治古文者釐定古文之学，构建既切合古文创作实际又具有时代特色的批评话语系统、深入究古代散文极有帮助。使我倍感欣慰的是，每当我向师友们说到校读《通义》的体会时，总能引起他们的共鸣。几年来，对整理《通义》给予具体帮助的，有湖北省文史馆馆长朱雷教授、馆员谈瀛究员(王葆心先生的弟子)，以及多年从事王葆心著作整理工作的刘成松先生；对整理工作关心、支持或加以鼓励、督促的，有谭家健、王水照、罗立乾、阮忠、徐正榜等先生。另外，吾妻倬珍女士和两个女儿书尧、书兰也为整理工作顺利完成提供了多方面的帮助。在此，特向诸位先生和家人致以谢意。

二〇〇八年九月七日〖〗是年武汉大学中文系纪念建系九十週年

来源：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24日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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