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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人”教授洪子诚的“怯懦” 北京大学出版社“洪子诚学术作品集”（8卷）， - 学术专栏 - 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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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人”教授洪子诚的“怯懦” 北京大学出版社“洪子诚学术作品集”（8卷），
罗四鸰
2010-07-19 10:53:51  来源：北京大学出版社 
 
　说来惭愧，知道洪子诚教授只是几年前而已。那时，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开始接触当代文学，由此才知道了洪子诚教授以及他那本著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这本文学史的学术价值无需赘言，不过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其学术价值并不能领会，其话语方式以及平淡的语言反让我感到陌生，及至后来再读了一些他的文章后，我才渐渐习惯了洪子诚教授的话语方式和语言，这让我第一次想起课堂和老师，没有了敬畏感与压迫感，却能感受到一种向上与向善的力量与勇气。为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总是琢磨这种力量与勇气从何而来。

　若与“著作等身”“声名显赫”的教授们相比，“没有担任过什么职务，没有受到什么惩处，没有得过什么奖赏”的洪子诚教授可谓是如今学术界少有的“素人”。对于自己的文章，洪子诚教授曾抱怨太长，“主要是出于显示‘学术分量’的考虑，并能获得较多的稿酬的考虑。”此次，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洪子诚学术作品集”，将其曾经的著作与文章几乎全部收入，厚厚薄薄一共七本半（其中一本是合著），这与他的同辈晚学，乃至徒子徒孙相比，都似乎略显“单薄”。与太多“刀枪不入”“言之凿凿”的著述相比，洪子诚教授表现出的“犹豫不决”“胆小困惑”以及时不时流露出的“不自信”，似乎更是少了一份大家风范。然而，洪子诚教授却是如今众多研究现当代文学学者中我唯一愿意尊为“先生”的人。

　福柯曾说：“话语的真理性不仅在于它说什么，而且在于它怎么说，换言之，话语是否被接受为真理，不仅与它的内容有关，而且还与话语使用者的意向有关。”洪子诚教授似乎便如此，其话语的力量不仅来自于他的内容，更来自于他的话语方式。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他说话的姿态与方式，让他始终保持一份清醒与理性，让他得以跳出同代人的局限，用朴素干净有节制的文字将欲理还乱的当代文学剖析得技经肯綮而又游刃有余，不置臧否却豁然而解。

　在重写文学史的热潮中，避免用一种“二元”的简单方法建构文学史，避免用“政治/文学、正统/异端、压制/驯服、独立/依附等历史叙述模式”建构历史似乎是众多学者努力的目标，但遗憾的是，似乎唯独洪子诚教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摆脱了上述种种叙述模式，“将对历史评述的道德问题，转移为不那么道德化的学术问题”。对于当代文学的发生，他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将“断裂”的当代文学追溯到延安时期的文学体制，乃至“左翼文学”；而对于新时期“幸存者”的言说，又始终保持一份警醒，避免加上一层天然的“道德审美”因素；虽然自青年时期便对诗歌抱有热忱之心，但他却能清醒认识到如今诗歌的边缘化与尴尬处境，并为90年代后“一些诗人那样强烈甚至畸形的‘文学史意识’”、夸张神化诗歌的浪漫主义幻觉纳闷不已。对此，洪子诚教授解释道：在“文革”的整个过程中，立场、站队、表态成为精神生活的最重要内容，构成我们紧张的畸形心态的根源。因而，在走出“文革”之后，我有一种类乎“本能”的对“站队”、“立场表态”的抗拒。我尽量回避需要表明“立场”的场合，也不会把文学史研究作为表达鲜明道德立场的载体。自然，换一个角度看，这也是性格怯懦一面的表现。

　因而读洪子诚教授的文章，面对的仿若不是一位高高在上的“启蒙者”，而只是自己的朋友，他会用温和的眼光看着你，然后会毫不隐瞒自己“怯懦”的一面：他会坦诚自己选择当代文学史，是“不断明白做不了什么事之后的结果”，而诗歌研究是自己“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之一；作为当代文学研究专家，他会承认面对日本学者的提问，自己竟然说不出有喜欢的当代作家，甚至承认自己可能没有兴趣和耐心再去面对“当代”大量的诗歌与小说文本，“当代文学研究也已难有作为”；作为上了一辈子课的教授，他还会承认自己至今面对讲台依然惴惴不安，讲稿非要一字一句写好否则就乱成一团，而文章写好后还要向自己的学生再三确认是否还可以……

　或许，正是这份认真而诚实的“怯懦”，让洪子诚教授显得似乎有些“不识时务”的天真，甚至是有些“迂”：在本应该含糊的敏感地方，他的论述却异常地直接而尖锐，如其对毛泽东文学思想与50-70年代文学规范形成的论述，从意识形态角度揭示出当代文学“一体化”的本质，从而确立了“当代文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而在本应“立场鲜明”的地方，他的论述又变得含糊不清却又让人心悦诚服，如其对浩然小说、天安门诗歌、“复出”作家、知青作家等几乎所有作家的评述，在同情加理解的基础上，细致而精辟地进行辨析，温和而又不失锐气地进行褒贬，而自始至终贯穿其著述的是其平实、理性、清醒而有节制的文字，以及文字背后隐含的一份“担当”的勇气与一份“适度”的理想。

　我常常好奇，究竟是这种“怯懦”的性格让他看到历史的复杂性，因而从学术立场出发而不是从“启蒙立场”出发进行自己的当代史论述的呢？还是与之相反——因为充分意识到了历史的复杂性，所以始终保持一份理性、警醒与谦卑，从而得以用一种“怯懦”的态度进入历史，努力返回到历史情境中，“返回现场”，去呈现历史的复杂性？亦或是两者互为因果？

　或许，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洪子诚教授让我见到了一种“怯懦”的话语方式和一种未受污染的文字。《复归的素人》作者徐干生在其文章《共同语言》中说道：“自从四五千年前，人类创造言语文字以来，第一次，历史在这方面发生危机：我们彼此沟通心灵的传递物，突然崩溃了。”“我们中间，有些人还很年轻，此刻却不得不借助于一些空洞、伪善、僵死的哲学来表达心灵。”这位经历了从四十年代抗日战争到九十年代“后文革”的文化人，痛苦地发现，他年轻时代那种“文明、优雅、美丽、富有教养、生气勃勃”的汉语已经死去，“文革”时使用的汉语“是一种僵化、粗鄙、野蛮、丑陋、噩梦一般的语言，除了仇恨和暴力，便是自虐和屈辱”。

　对于这条被污染的肮脏的语言与精神河流，徐干生在文章中悲怆说道，我们明明知道永远洗不了澡，却不得不仍在这条河里洗下去。而对于在这条河流中泡大的、习惯了“启蒙”与“被启蒙”、习惯了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习惯了仇恨与暴力的后辈们来说，更是值得悲哀。由是观之，洪子诚教授的“怯懦”不仅是一个奇迹，更是一种值得学习的智慧：人不仅需要认识到自身的局限与渺小，还需要一种理性的宽容与警醒，以及诚实。

　或许是为了能回到少年时代所熟悉的那种优雅的语言，晚年的徐干生不再写早年写的新诗，反而写起旧体诗词，并称自己为“复归的素人”。对于“素人”，其儿子徐贲在其父亲这本著作的前言中定义为“一个自由自在的平常人”。若以此为标准，“怯懦”的洪子诚教授亦可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素人”。(本文由《独立阅读》杂志提供)

　“洪子诚学术作品集”（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至5月，306.00元

　来源：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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