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召开的音像电子出版管理工作座谈会上，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管理司司长吴尚之又一次强调音像电子出版单位必须在年底完成转企改制工作。从2009年下半年至今，新闻出版总署已5次强调改制时间底线。然而，一些音像出版社却在叫苦连天。

　改制面临政策缺失

　李延是北京一家音像出版社的内容总监，2004-2009年，他所在的出版社连续6年亏损了300万元。“今年估计还要亏！”李延无奈地表示，尽管其所在的出版社已经完成了改制工作，但效果远未及上级大型的图书出版社改制效果好。他表示，政策方面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改制后的音像出版社发展。

　在他看来，音像出版社的改制工作已经成为出版社的“面子工程”。“政府让我们改，我们就不得不改。但是怎么改才能让我们有新的发展前景？6年亏了300万元，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音像出版社在市场中的地位。内容方面，绝大多数的内容资源已经被民营音乐商抢占，虽说我们控制着发行渠道，但也只能依靠卖版号赚点钱。”

　李延认为，音像出版社的改制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是没有在内容资源上得到一定的发展；第二是政府审定的政策比较笼统。

　“总署在提出音像出版社改制时，基本是照搬了图书出版社的改制模式，但这套方案对音像出版社并无很好的效果。”他表示，“钱从哪里来，人往哪去，对我们是个无解的问题。尽管地方财政能解决一部分钱的问题，但大部分资金还必须由出版社自筹，这对于连年亏损的出版社来说根本无法完成”。

　内容瓶颈何时能解？

　改制过程中，李延所在的出版社首先想到的就是利用民营资本。“当时有很多家民营音像公司来找我们，其中还不乏大牌。但他们开口便是收购，而政策要求我们不许把多于51%的股份出售，结果合资建立公司的事就只有不了了之。”

　“民营资本进不来就只能靠自己。”李延说。为了今后的发展，出版社领导曾不知开了多少次会议。最后发现，跨地区收购可能会为他们开拓出更多的市场。当时他们甚至说了句玩笑话，“收购其他地方的音像出版社怎么也能让我们多卖些版号出去吧”！

　就这样，李延和他的领导们靠着从上级图书出版社借来的500万元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公款旅游”。最终，他们选定了一家云南的音像出版社。

　李延表示，这家出版社已经濒临“解散”的边界，年亏损在150万元左右，甚至连员工的工资都已开不出来。但即使这样，它也没有任何出售意图。“我们看中的几家出版社就是这样，究竟它们为什么宁肯亏损也不出售？”

　记者了解到，融资难和跨地区重组已经成为困扰音像出版社改制的两大难题。“由于前期的高额亏损，如今大部分音像出版社已经步入了收入锐减——无能力投资获得版权——收入持续萎缩的恶性循环之中。前端，是‘无米之炊’的尴尬；终端，则是在盗版和网络冲击下名存实亡的渠道，虽说可以继续依靠上级主管单位‘输血’，但是上级集团资金有限，需要‘转企改制’的公司又不止一家，对于像音像出版这样历史包袱沉重的公司来说，一两百万的‘输血’甚至不足以解决转企后带来的人员身份转换问题。钱花光后，接下来的发展又该怎么办？”上海一家音像出版社负责人表示，要想在改制过后能获得资本的青睐，内容上的瓶颈必须得到解决。

　不能总为他人做“嫁衣”

　“音像出版社改制后的发展核心其实就是内容！”一位业内分析人士表示，长期以来，音像业都是得内容者得天下，仅作为光盘的制作商和发行商很难得到内容版权之后衍生产业的支持。这位分析人士以电视剧《蜗居》为例，内容制作方拥有内容版权，音像出版社惟一能参与其中的就是帮助其制作DVD并进行发行，由于受到盗版等问题的侵扰，音像出版社能从这部红火一时的电视剧中赚到的钱可谓少之又少。

　如同这位分析人士所说，目前全国范围内惟一一家获得中宣部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单位的音像出版社——厦门音像出版社就依托“内容资源制”获得了新生，年销售3000万元以上的销售额让它成为第一家从转企改制中“尝到甜头”的公司。

　“在改制后的最初几年，以‘生存’为头等大事的音像出版有限公司，在业务选择上一直处于来者不拒的状态中——做光盘的时候是音像制作公司，做活动的时候身份一晃变成文化传播公司，接到动画单子就变成了动画公司。”用厦门音像出版社总经理詹朝晖的话说，就是“东撞撞，西撞撞，什么赚钱干什么”。

　“由于资金有限，无力撬动大的内容制作项目，我们是从承揽一些企业的产品说明、企业广告片、宣传片的光盘制作开始自己的发展之路的。”詹朝晖表示。

　此外，厦门音像出版社也在依托着帮电视台译制节目逐步涉足内容产业。“未来的方向肯定还是以闽南文化为基础的内容制作，因为出版社没有自己的产品，永远都是虚的。”詹朝晖说，“按照我们的计划，音像出版有限公司将把发展重心转向闽南文化的开发、制作、推广，并在未来5-10年内，成为中国闽南文化内容产业制作基地”。（刊登于北京商报）

　转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0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