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先生是个善于总结的学者，在新近的《公天下：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新民说系列）》一书中，吴先生便一边行文一边总结公式，甚至引入数学与几何学进行论证。对中国先秦时期的详尽的政治模式分析让人感兴趣，对汉以后的大略的分析也颇能说服人，虽然政治与历史是否真依照数学方式运行，我们可以讨论，但作者在其中发现的种种定律、公式让人颇为赞叹，所以作者自言“此书，朝成夕死可矣”。

　　吴先生也许在借古讽今，但论到“今”时，却早早刹住了车，借古是允许的，讽今却有政治风险，这倒也让人理解。其中，吴先生对“稳定”的分析让人信服，这一部分，他侧重率述了“稳定悖论”，在此不妨引述一下：

　　稳定悖论(一)是依附悖论(追求最大稳定，导致最大动乱)：为了稳定，让所有人依附土地，但由于马尔萨斯陷阱(人口快于粮食增长)，又导致周期性流民浪潮，并诱发动乱。稳定悖论(二)--大居正悖论：为了稳定，确定嫡长预立皇储制，结果，不肖子上位，为权蠹所用，祸乱天下，更加不稳定。稳定悖论(三)--内外悖论：用外戚抑制宦官以安朝廷，外戚篡权，如西汉；用内侍宦官抑制外戚以安朝廷，宦官作乱，如东汉。稳定悖论(四)--癌变悖论：为了稳定，必须依靠着庞大官僚机构，而官僚机构的加速膨胀和过度剥夺，则导致民不聊生、人心思乱。稳定悖论(五)--“世不过三”悖论：为了稳定，所有开国帝王都要集中并加强皇权，希望传之万世；但权力越集中越易于腐败，不过三世，便开始腐烂，等待被摧枯拉朽。稳定悖论(六)--外患悖论：冷兵器时代，要抗御蛮族入侵，自己必须野蛮化，如秦帝国；饱和统治和高压稳态导致罹患“肿瘤-痈疽-艾滋-瘫痪综合症”，被蛮族征服，被野蛮化，如元帝国。然后作者问“那么，中国到底有没有一条路，可以走出下行螺旋？”作者的答案是：“大公”天下。但基于某些顾虑，作进在此说得很泛泛，语焉不详了，于是，我们对作者如何看待与建议今天的局面，就只能猜测而不能明知详解。

　　我之所以对稳定这一主题有兴趣，因为此前看到的数据。据《201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报告显示，中国的军费开支增幅是12.7%的双位数增幅，为6011亿元；但另一方面，公共安全开支增幅达13.8%，无论总额还是增幅仍再次超过军费开支，为6244亿元。国务院总理当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称，要“建设现代化武装警察力量，增强执勤、处置突发事件和反恐维稳能力”。到了2012年，据《2012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预算安排情况》表显示，国防预算为6702 .74亿元，公共安全支出预算为7017 .63亿元。冒着某种“简单化”的风险，公共安全费用，一般被人们称为“维稳费用”。

　　巨额的维稳费用是不是在表明：稳定已成为当今的第一心头大患？甚至比国防让人紧张？

　　稳定的原意应该是平衡，跷跷板式的平衡。几乎不存在绝对的平衡，因为绝对的平衡只是一条线，线是没有宽度的，只能是大致的平衡，或者此高一些，或者彼高一些，但必须保持在几乎水平的倾斜度以内，否则其中一头就会压到地上而另一头跷起来。政治也是一块跷跷板，政府是A，民众是B，各在跷跷板的一头，当两头处于稳定状态时，也就是平衡之时，就会出现吴稼祥先生所言的“黄金时代”，诸如文景之治、开元盛世、贞观之治、康乾盛世。按吴稼祥先生所言，这是因为有多中心治理或者说凹面分权，对规模压力有所缓解，压抑了中央政府集权的最大化冲动和“四大偏好”(个人崇拜、资源动员、稳定、一元化也凝聚)。但目前中国对稳定的理解在政策上也许有误，不是将稳定理解为“平衡”，而是“现存局面”。所有威权国家都有将过渡性暂时策略变为既定政策，以维护某些阶层利益的爱好与冲动。应该说，中国政治社会尚未趋于党政与民众的平衡状态，在众多领域固定临时策略的偏好与实施，使得政治社会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党政掌握着跷跷板的角度权力，使得“现存局面”是民众被高高跷起悬在半空的危险状态。要保持这种状态，就是体现于社会中的“维稳”。“维稳”原意应为维系平衡状态，但实现意义却变成了维护现存局面。于是，因为“稳定悖论”在起作用，你越是维稳，社会越是不稳定，施与一个力量，必然也就承受着相等的反作用力，最大力量地维稳，结果一定是最大可能性地不稳定，因此，维稳变成中国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势所必然。

　　对稳定的偏好是建立一种历史乐观主义的假设上，这个假设是：历史可以在外力的作用下停止下来而不变化，如果变化，也一定是如执政者所愿地往想要的方向变化。基于这种可笑的历史认识以及荒诞的乐观主义，维稳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从未停止过，从夏桀到商纣王到元朝到清文字狱，都是在维稳，但都因为维稳而导致亡国或者严重削弱了国力，可以说，所有维稳都得到了相反的历史效果。那么，历史上不是可以在维稳的外力下不变化呢？有正常智力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抵挡住变化本身，变化是不是可以在外力的作用下如人所愿呢？答案是，要看这个外力是恢复平衡还是继续恶化非平衡，如果是平衡，可能会如人所愿，如果继续是非平衡，后果往往是被反弹的跷跷板弹出局。

　　当中国在维稳的开支预算上，超过国防之时，也许我们可以对照吴稼祥先生所论述的“稳定悖论”，大居正悖论与内外悖论，因为信息的不对称，我们无法判断，但众多悖论是存在的，比如农民工问题与户籍问题，比如官僚机构的问题，所谓的“和平演变”问题，以及“野蛮化”问题，这些都可以大致对应上余下的四种稳定悖论。但这些悖论如今并不并视为悖论，而是被视为可以用政策与武力解决的“问题”。悖论是不可解决的，但可以通过体制来消除，而问题是可以被搞定的，将悖论视为问题，以解决问题的方式去解决悖论，这就构成了某种“元悖论”，让悖论更加坚固。错误的看法与解决方式比问题更为可怕。按照吴稼祥先生的分析，在以人治为主的中国历史长河中，稳定悖论是难以消除的，除非要做到“大公”天下，而不是家天下、党天下，并且实行选票制，才有可能消除这些悖论。但《公天下》一书就在此戛然结束，留下无尽的阅读遗憾与无尽的对现状与未来的想象。

　　再回视历朝历代，多少依靠造反或篡位得来的皇权，最终都死于对稳定的焦虑上--稳定悖论真是历史隐秘的常识啊！



　　来源：东北网2013年03月30日http://publish.dbw.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