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安二十多年来一直是精神病院的护士，以致于疯子的故事某种程度上成了她的故事。

　　2010年，一个叫小安的人开始在《南方人物周刊》写专栏，叫“疯子的故事”，我一篇一篇地追着读，越读越喜欢，尤其一篇《甜蜜蜜》，写一个叫丽九的女疯子，喜欢唱甜蜜蜜，最后跳了青衣江。文章很短，我数了一下，一共706个字，故事简单得要命，句子和词语也都简单得要命，但是行文中的节奏、语感和意味，怎么说呢，实在太让人意外了。成都出产的文字和文人我都熟悉，或绮丽或麻辣或幽默或颓废，就像川菜那样刺激多变，可是小安不一样，她的文字简单，平淡，直接，没有任何迂回和铺陈，像落在雪地上的雪，或者像无色的笔写在白纸上。《甜蜜蜜》的结尾小安是这样写的：

　　天亮了，到处都是她的歌声，甜蜜蜜，甜蜜蜜。头发里衣服里，地板上。我坐上火车，歌声跟着我，唱到成都来，二十年，甜得要命。

　　这些都是再平常不过的成都话，可是组合在一起，地域性就神奇地消失了，气象万千地从字与词之间跑出来，像是有一股雾气升起来，扑进眼睛里，让人有流泪的冲动。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个疯子，她也爱唱歌，不过她唱的不是《甜蜜蜜》，而是《妹妹找哥泪花流》。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川南农村很常见的故事。一个叫小芳的村姑一夜之间发了疯，因为和她相好过的成都知青说走就走了，坐上大卡车一溜烟就消失了，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小芳的疯症有两种，一种是骂人，另一种是唱歌，她坐在自家门槛，坐在山头，先是骂人，见了一个人就骂，甚至一条狗从她身边经过也骂，骂到声嘶力竭，然后唱《妹妹找哥泪花流》，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唱到肝肠寸断，最后就在村子里游荡，傻笑。妹妹找哥泪花流，歌声跟着我，进了城，离家几千里，但只要我读到悲伤的诗，看到悲伤的场景，就会想起小芳揪着辫子哀哀吟唱的样子，妹妹找哥泪花流，流了三十好几年。我跟小安的记忆如出一辙。

　　有关精神病人的文字和影像总是能扯住我的眼球，莎士比亚、帕斯卡尔、尼采、弗洛伊德、福柯、加缪、卡夫卡、海明威、梵高、戈雅、拉斯·冯·提尔、吕楠、小说、电影、戏剧……但是谁都没有像小安的文字那样引起我最直接的反应，或者说他们谁都不像小安那样写得直接和动容——四川话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小安二十多年来一直是精神病院的护士，跟一群疯子朝夕相处，耳濡目染，她写疯子，完全没有距离，没有评判，没有隔膜，有的是平静的觉察、平静的体会和平静的接受，以致于疯子的故事某种程度上成了她的故事。

　　我忐忑不安地追看小安的专栏，仔仔细细地咂摸她笔下的故事，生怕有一天会戛然而止。果然不出意外，小安的专栏只持续了不到二十期，就默默地中断了。作为一个多年来被驯养得中规中矩的编辑和麻木不仁的读者，我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想到做一本关于疯子的书。而且，我跟小安还不算真正认识，我只是在成都的某一个饭局上见过一个叫小安的诗人，据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非非诗派的著名诗人，出版过一本诗集，叫《种烟叶的女人》——我看到的是一个漂亮的成都女人，烫着大波浪，涂了口红，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这个小安和那个小安是同一个人吗？我对自己摇摇头，不像。

　　出书的念头冒出来是在一年以后。有一天我在随园书坊跟朱赢椿（编者注：著名书籍设计师）聊选题，说起一本养蜂人的书。他随口说了一句，“养蜂，还不如疯子呢，如果有一本疯子书，我一定特别有感觉。”我脑子里“轰”的一下，小安和她的疯子故事在我心头刷刷地窜出来，像疯长的野草。往成都打了好几个电话，每个人都告诉我，“是的，小安就是那个漂亮的女诗人；是的，小安在精神病院工作，她也写疯子”，“小安文字极好，人单纯，但就是不把自己当回事，朋友们都希望读到她的疯子故事，等你给她做出来哈。”

　　于是给小安打电话，可是没有人接，一遍一遍地打，打了一个礼拜，始终没有人应。成都的朋友又给了一个号码，说是她的单位电话，拨过去，只听见一阵欢声笑语，有人问：“找哪个？”

　　“找小安！”

　　“没有小安，快说，到底找谁？”

　　“我找安学蓉……”安学蓉是小安的本名。

　　“没有安学蓉！哈哈哈……”电话那头迸发出一声大笑，挂断了。

　　两个号码都是对的，可是一个没人接，一个人不存在。我彻底迷惑了，有一种迷失在精神病院高墙外的感觉。成都的朋友似乎见惯不惊，又给了一个号码。这回终于有人接了。是小安。

　　“出版我不懂，好几家都来问过了……都没下文，你觉得可以的话，就拿去出嘛。”电话那头小安的成都话淡淡的，跟我印象中涂了口红抽烟的卷发女子不像是同一个人。我补充了两句关于出版社和设计师的事宜，她只“嗯”了一声，并不关心。

　　小安的选题在“理想国”很快就通过了。大家的想法一致，都认为小安所写和她的写作方式有一种深刻的独特性，是一本好书，但是需要准确定位，赋予它美好的形式感，总编刘瑞琳给我写了一封郑重的邮件，嘱我如何把一本厚重的书做轻，又如何把一本轻书往厚重里做，以达到完美的平衡。

　　但小安的《疯子故事》却不是轻和重可以简单概括的，它看起来很轻，却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小安触碰了一个沉重和古老的话题，却自觉地过滤掉了其中的沉重和古老，她用轻松活泼的笔调刻画与自己朝夕相处形形色色的精神病人，为读者打开一个陌生有趣的疯人世界：光怪陆离、诡谲奇幻，同时又简单淳朴、天真烂漫。小安无意中把疯癫从医学现象和社会学现象抽离出来，还原成为一种美学现象和日常生活现象。

　　小安把书稿发过来，才不到七万字，从分量上来说，我也觉得轻了，或者毋宁说是觉得可惜了——天底下的小安这么一个，既是作家，又是精神病院的护士，这种百年不遇的题材，如果她不写，就没人写，如果她不好好写，永远不会有人好好写，她完全还可以再写，写得越多，分量就越重。我又给她打电话，让她再写点。小安没有推脱，她竟然用三个月时间，补足了十万字。后来我才知道这事情有多么破天荒，因为疯子的故事小安已经断断续续写了五年，却怎么都写不完，朋友鼓励没用，恐吓没用，专栏悬在头顶也没用，结果倒是一纸出版合同逼得她再也没有任何借口。

　　（本文作者为《我们这儿是精神病院》编辑。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4）

　　歌唱比赛。书的封面画。小安绘。

　　在设计师朱赢椿的建议下，最终书中全部采用了小安自己画的插图。小安说她“从来没画过”。

 
　　被放弃的插图，胡晓江绘。（左）

　　编辑说：“颜色、造型和意思都对，就是过于沉重和黑暗了，而小安的文字是轻盈的，飞扬的。”

　　被放弃的插图，李奔绘。（右）

　　编辑说：“李奔的画五彩缤纷，奔放、热烈、奇异，可好归好，跟小安的文字也不搭，小安的世界是安静的，朴拙的和伤感的，以不变应万变。”



    来源：YNET.com 北青网2013/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