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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中的“规范认识”

邓正来

2003-01-17 08:55:24 来源：

　《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
　朱英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定价：三十元

　长期以来，近代中国研究的主要讨论，若从支配性的解释模式转换的角度来看，基本上可以被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具支配地位的，乃是“传统的停滞的中华帝国”论；第二阶段的支配性论点形成于对上述论点质疑的讨论中，它认为中国自身的历史逻辑表明它始终处于不断地向资本主义的变迁之中，其发展与西方国家的近代早期相类似。

　在第一阶段的讨论中，论者基于不同的问题结构而大体上形成了三大学术解释模式。一是所谓“士绅社会”。该模式认为，中国拥有一个在文化上同质的精英：士大夫，他们与帝国紧密勾连，因此守致这一统治阶级具有了一种不曾断裂的延续性；而他们所具有的保守性质，也使他们成了阻碍中国实现技术现代化与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终使中国处于停滞状态。二是所谓“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近代社会，而中国社会则是一个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缺乏自身发展的动力。因此只有经过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冲击，中国传统社会才有可能在回应这种冲击中逐渐摆脱困境，获得发展。三是中国史学界于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封建主义”解释模式，认为历代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无变化的状态；明清生活方式的特征乃是家庭农业与小手工业的紧密结合，而这种因素阻碍了先进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

　这些论断由于种种原因，在各自的学术脉络中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和批判。但是如果我们并不满足于这种不同模式的论辩，而对其相同方面进行追究和反思，则可能发现它们有可能实际上依据的是同一个“规范认识”。如一学者指出的，由于“封建主义”及“西方冲击—中国回应”都将“停滞”与前商业化相联系，而于上世纪80年代颇具影响的“资本主义萌芽”论及“近代早期”模式则更强调近代化与商品化的正面相关性，所以这场论辩贯穿着同一个“规范认识”，即商品化会导致近代化。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正是对这种支配不同解释模式的“规范认识”的意识，近代中国研究者才有可能揭示出具体模式论辩背后的具体规范认识，并通过对近代中国材料的实证研究，证明这种规范认识的危机和指出解决问题的出路，形成多元规范认识的局面。这可能是知识增长或学术提升的一种路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知识论的角度有可能打破那种所谓“探寻历史真实”的史学观与“依外在观念”规范史料的史学观之间的人为的割裂状态，进而清醒地意识到人的知识的限度。朱英先生的这本书，在我看来，便是关于近代中国的知识增长或学术提升路径的一种努力。这是因为该书所设定的主题乃是从近代中国商会出发，对中国转型时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作出历史透视，而探寻商会史料所依据的则是市民社会解释模式。我们可以从中洞见历史研究的一个基本理由，即有关人类事务的一切可靠知识都要立足于已经成为历史的种种事件；社会结构与社会进程并非突生性的，而是时间意义上的历史过程，因此，对相关历史的探究成为必要。

来源：光明日报2003.1.16

本版责编：孟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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