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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出版社《南京大屠杀全史》评介
荣维木
2013-09-04 10:02:36  来源： 教育部中国大学生在线网站  
 
　　在纪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75周年之际，经过3年精心研究，由著名民国史专家、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所长张宪文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撰写的《南京大屠杀全史（套装上中下册）》（上、中、下三册，以下简称《全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顺利出版。全书除导言外，共分14章，近110万字，是继大型史料汇编72册《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张宪文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国内学界抗日战争研究特别是南京大屠杀研究领域又一重大成果。笔者曾作为审稿专家，有幸先行拜读，以为同以往南京大屠杀专史相比，该书有下面三大特点。

　　一、研究范式：从求证到求实

　　众所周知，国内学术界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是从1980年代才起步的。其起因是1982年日本右翼势力掀起教科书事件，开始公开否定对华侵略和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为了回击日本右翼势力的谬论，维护历史事实，在广大市民的强烈要求下，由南京市政府发起成立了编史、建馆、立碑筹备小组，组织南京地区相关学者展开对南京大屠杀资料的调查，并于1985年编辑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1987年，在南京大学历史系高兴祖教授编辑的油印本《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1979年南京大学历史系内部交流）的基础上，出版了17万字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其后学术界也开始日益关注南京大屠杀研究，许多学者针对日本右翼学者的谬论，进行专题调查，撰写许多批驳论文。总体上而言，这一时期发表的南京大屠杀论著，其总体思路是为了证明南京大屠杀的事实，重点是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特别强调侵华日军屠杀的规模和屠杀的残暴性。由于受史料的限制，这一时期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并不全面，也不够深入，在论述的过程中民族主义色彩较浓，政治化、情绪化和对抗性均较强，有些论文主观判断多于史实判断，以论代史。1990年代中后期随着史料的进一步挖掘，国内学术界上述研究现象有所改变，其中以1997年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孙宅巍研究员主持编写的一部55万字的《南京大屠杀》（北京出版社1997年）为代表。近十余年来，由于围绕南京大屠杀核心档案资料《南京大屠杀史料集》（1—72册）的陆续公开出版，再加上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交流，极大地拓展了学术研究视野，国内学界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范式出现了质的变化，逐渐摆脱日本右翼学者的牵制，开始突破政治式的对抗思维，从求证思维转为求实研究，在学术层面上从被动走向主动。

　　通观《全史》，全书不再围绕日本右翼的荒谬观点展开，而是立足历史事件本身，以学术理性的平实文字，客观真实地再现这一人类史上极为罕见的暴行真相全貌。在甄别使用资料时，正确运用记事不一致的史料。如关于日军碇泊场司令部毁埋尸体情况，学术界长期以来充分肯定运用太田寿男在1954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供词，太田寿男供称：“南京事件中处理的尸体总数，南京碇泊场承担数约10万，进攻南京部队处理数约5万，估计15万。”但最近学者们发现与太男寿男同一部队的另外一名士兵梶谷健郎的日记和回忆中关于处理尸体的时间、数量以及参与者安达少佐等情节，同太男寿男的供词均相互冲突，作者没有轻易摒弃梶谷健郎的日记，而是将两者史料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并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学术评述。作者提出“相信学术界今后对太田供词的利用与定位，必然会更加慎重”。又如，在论述崇善堂埋尸数字时，作者在注释中特别标注：“对于崇善堂总共埋尸112266具之数据，因系形成于战后，其在册工人只40余人，较难实现日均数千具尸体之掩埋，故学术界对此存有岐见。对该堂的埋尸活动，尚待进一步发掘档案资料，深入进行研究。”上述论述，如在传统求证思维下根本很难想象。

　　关于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与以往南京大屠杀专史最大的不同是全书没有刻意去专门论证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而是在第二章，十分详细论述日军攻占南京过程中和攻占之后所进行的集体和分散屠杀暴行；在第十一章全面深入地介绍了大屠杀期间和之后各大慈善团体、市民组织、伪政权和日军部队掩埋尸体的情况；在第十三章南京审判和第十四东京审判中引述了法庭的判决书的内容。作者摆脱了传统的求证思维，而是力图通过论述暴行事件本身，让读者通过阅读，认知南京大屠杀的性质、规模，淡化人数之争，从而引导读者从更高的层次思考南京大屠杀这一人类悲剧的教训。

　　二、研究视角：从单一到多元

　　以往南京大屠杀专史研究由于受到单一档案史料的限制，研究的视角相对较为集中单一，而《全史》则是在拥有大量史料基础上的最新研究成果，其研究视角多元开放。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1980年代，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只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这两本史料集，其资料大都来源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南京市档案馆，而且主要是中国受害者方面的资料。1990年代，有关南京大屠杀史料搜集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中最具重大影响的是一批当时留在南京西方人士的日记、书信等文献资料的发现，如1997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的《拉贝日记》，1999年章开沅编辑出版了《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2000年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持翻译出版了金女大美国教授明妮·魏特琳的《魏特琳日记》。另外，日本老兵东史郎的日记也由江苏教育出版社翻译出版。进入本世纪以来，史料搜集整理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在南京大学张宪文教授的精心组织下，南京地区学者们搜集了大量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档案文献，并于2005年开始陆续结集出版，到2010年底出版了72册大型史料汇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全套史料集约4000万字。许多珍贵资料如东京审判庭审纪录、社会调查统计、幸存者调查口述、日军文书及官兵日记等在国内多为第一次正式公布。由于《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陆续出版，为撰写《南京大屠杀全史》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作者不仅使用了受害者方面的史料，而且大量运用了加害者日方和中立国档案文献、西方人士的日记书信和口述资料。多元史料的运用，不仅提高了叙史的凭信度，也极大地提升了该书的学术价值。

　　《全史》研究团队均为《南京大屠杀史料集》（1—72册）的编者，丰富而多元的史料极大地拓展了作者研究的思路。《全史》除导论外，正文共有14章，从5个方面论述了这一人类悲剧。第一部分内容主要介绍了南京大屠杀前的南京，包括第一章战前南京和第二章首都保卫战；第二部分全面论述日军占领南京后的屠杀、强奸和抢劫纵火与破坏等暴行，即第三章的震惊中外的日军大屠杀、第四章的大规模的性暴行、第五章的日军的抢劫纵火与破坏；第三部分主要关于南京大屠杀期间和沦陷初期难民社会日常生活，包括第六章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救援、第七章日军控制下的南京（诸如伪自治委员会、南京难民的社会心理等）和第十一章遇难尸体的掩埋与处置；第四部分则用3章内容讨论了中方、国际社会和日本方面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后的反应与应对；第五部分是战后对南京大屠杀的社会调查、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审判。从全书结构来看，《全史》至少从3个视角论述了南京大屠杀事件：一是加害者暴行的历史，二是受害者生存抗争的历史，三是透过留宁西方人士设立南京安全区、国际社会的反应和战后盟国对战犯的审判等论述了国际社会对南京大屠杀的应对。

　　由于研究视角多元，全书有许多内容都是第一次进行专题讨论。如第四部分的3章内容即中方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与揭露、国际社会对南京大屠杀的反应，日方对南京大屠杀的反应与对应都是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第七章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居留民”、南京难民的生存与社会心理等问题，也因以往学界较少关注而凸显新意。关于日军对南京城市的破坏，作者则从自然生态的视角进行了多方位的探讨，令人印象深刻。

　　三、研究观点：从传统到创新

　　经过30年的研究，学术界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已相当深入。但由于《全史》建立在大量新史料基础上，而且研究视角十分多元，因此，《全史》在许多方面的研究都有较大突破，提出了许多新观点。

　　《全史》特别注重历史细节的研究。如以往专史中对南京保卫战中牺牲的将领并无准确论述，而本书作者经过认真核实查证，确认中国守军在南京保卫战中，共牺牲9名将军和17名团长以上指挥官，详细罗列了他们的姓名、身份和军职。又如作者设立专目论述了国际检察官围绕南京大屠杀案分三批前往中国实地进行的调查活动。即1946年3月以莫罗、萨顿率领的调查小组前往中国进行了历时5周的调查取证，会晤了31名证人，撰写了调查报告。同月下旬总检察官基南也在中国副检察官的陪同下进行了为期2周的调查。1946年5月底萨顿再次前往中国调查并带证人到东京作证。另外，作者在论述过程中还大量引用了日军官兵和西方人士的日记、书信以及受害者的口述实录等，不仅使历史细节更加深入，而且使历史更加生动真实。

　　在占有丰富史料的基础上，《全史》在许多问题上都提出了新观点、新认识。如作者在评论西方传教士在最为恐怖的日子里也未放弃传播基督福音时，认为“对无助的难民而言，信仰上帝在一定程度上能给他们的心理带来安慰”。关于日军“慰安妇”的认识，该书指出：“慰安妇”是从日本角度而言的，而受害国妇女大多为被诈骗或强迫而沦为日军发泄性欲的对象，因此所谓日军“慰安妇”实际上是日军的“性奴隶”。长期以来，人们很少了解中共传媒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与关注，本书作者通过研究，发现中共的《救国时报》（巴黎）、《新华日报》（汉口）、《新中华报》（延安）等对南京大屠杀均有揭露与评论。又如关于印度法官帕尔在东京审判中所持的不同意见，作者分析后认为：尽管帕尔对相关证据提出了质疑，但他在判决书中仍承认“日本武装部队的成员对其占领的领土上平民以及对战俘所犯下暴行的证据是压倒性的”，“日本士兵在南京的行为是残暴的”，并非如日本学者所称帕尔主张“日本无罪”。

　　另外，本书附录部分，不仅列有大量相关参考文献，更重要的是同国际接轨，对重要人名、地名、事件和作战部队做了索引，十分方便读者检索。

　　《南京大屠杀全史》是由南京地区长期从事南京京大屠杀研究的专家学者集体合作的成果，每位学者在南京大屠杀研究方面都各有专攻，但由于是一项集体合作项目，该书也不可避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其中较为明显的是史料引用问题。不同作者在不同章节中使用了不同的版本史料，如有关西方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有些章节资料来源于章开沅编译的《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但有些章节使用的则是《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4册《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章开沅编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虽然作者均为章开沅，但后者出版时有所修订，这导致全书引用不够统一。作者在引用《拉贝日记》和《魏特琳日记》的资料时也有类似情况。另外，关于暴行主体论述的部分，与讨论各国对南京大屠杀的反应及相关新闻媒体的揭露，其讨论的内容虽然角度不同，但所使用的史料却有少量重复。

　　历史是人类发展进步的智慧源泉，但同时也会成为人类前进的思想包袱。西班牙著名哲学家桑塔亚纳说：“忘记历史的人将重蹈历史覆辙！”“以史为鉴”才能“面向未来”，客观公正的历史研究是构建历史共识的前提和基础。今年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75周年，我们希望《南京大屠杀全史》的出版，能够推动世界各国特别是中日两国爱好和平的学者，以学者的睿智，理性研究，寻求共识，化解仇恨，推进中日关系真诚友好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宁。

　　作者简介：

　　荣维木，男，1952年出生，祖籍山东省宁津县，其父为知名近代史学家、史料学家荣孟源。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执行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秘书长、中国口述史研究会副秘书长。主要著作有：《炮火下的觉醒——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解放军史话》、《日本教科书问题评析》(合著)、《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合著)、《抗日战争热点问题聚焦》(合著)等，发表论文50余篇，其中《谁在制造诺言——评日本右翼的军国主义史观》，获中宣部第八届“五个一工程”理论文章人选奖。



　　来源：教育部中国大学生在线网站 2013-08-30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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