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全集》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 

　　马克思讲：真理是燧石，越打越发光。

　　那么，作为表述真理的语言文字呢？应当说，也是燧石。好书不怕评。评好书，对好书横挑鼻子竖挑眼，是促进好书更严密，使其日臻完善。

　　读书必然伴随着“评书”。不读不能评，不评不是读，至少不是认真读。我自1980年以后，大约写了三百多篇书评。其中，有评书的，有评报刊的，还有评报刋上某一个栏目的；有评学术著作的，还有评文艺作品的，当然更有评社会学著作的；有评辞典的，也有评通俗读物的；有评院士的，还有评少年儿童的；有评在世人物的书的，也有评逝世人物的书的。我评过陈望道、严景耀、周瘦娟、夏征农、金性尧的书，还评过叙述逝世人物生平的书，像马叙伦、张静江等人的传记。

　　我写书评，一般是借题发挥，用时髦的话说，叫“借船出海”。

　　就拿《邓伟志全集·书评卷》目录中的《姜椿芳等组成诗社自费出版〈野草诗辑〉》来说，这篇文章不像书评，是“评介”。在评介中也是“评”的成分少，“介”的比例多。为什么这么写？大家知道，现在撇开出版社去自费出书的人不少，包括管过出版的人也离开出版社自费出书了。可是，在1980年以前，中国视自费出书为非法读物，没有谁敢自费出书。这无疑不利于活跃思想，不利于广开言路。姜椿芳能自费出版，是因为他那个诗社里的人有很多是“老出版”。他们能把握住出版事业的规律，懂得离开出版社自费出书是对出版社的补充，是大势所趋。但是这个认识当时并未为所有领导接受，因此，只能多“介”而少“评”，寓评于介。

　　八年前，我在《北京日报》上发了篇《回忆录的楷模》。赞颂传主尊重历史，尊重事实，赞颂传主“过往己身揽，功往人身推”。评价优秀的书，是为了批评差劲的书。现在有些回忆录，有些传记欠真实。比如有位大人物在1976年“批邓右倾翻案风”时，揭发邓小平。“四人帮”把他的揭发材料印发全国。这么大的事，他的传记里却不写。难得有一本传记提到这件事了，可马上补一句：“没实质性内容”。“没实质性内容”，“四人帮”为什么印发？“四人帮”再怎么样坏，从来没有人说过“四人帮”智商低。“没实质性内容”，为什么在邓小平复出时揭发者不敢见邓小平一面？因此，我见到好传记就评，见到不好的传记不便单刀直入地批评，也要用好书为其树立榜样，就像上面说的那样，不指名地进行批评。这也是环境使然。

　　1990年我在评北京的　《民主》杂志时，用的题目是《民主办〈民主〉》；2006年评《人民政协报》的《民意》专版时，用的题目是　《民意四溢的　〈民意〉》；2006年载入《夏征农文集》的一篇　《重读夏征农同志两篇论民主的文章》，着眼点还是民主；1998年评电视的一个儿童节目时，用的题目是《〈童言无忌〉节目好》。民主啊！民意啊！“无忌”啊！是我写书评时要大加发挥的“兴奋灶”。

　　1997年《新视角看世界》一书收了我写的《愿〈文摘〉杂志长寿》的短文。为什么强调“长寿”？从小处讲，是因为这本哲学社会科学《文摘》在“文革”中停刊过。而我从它1958年创刊起就是它的热心读者，从中吸取过知识养料，正像《书评卷》中另一篇文章所说的那样，我是“以刊为师”。因此我对《文摘》过去的停刊感到痛苦，像断了粮一样的饥饿。这是近因。远因，从大处看，杂志的长寿与否是观察社会稳定程度的一个角度。我们既然十分强调社会稳定，那就要让我们的报、刊、出版社成为“百年老店”，千万不能动不动就更换门庭。文化是积累的。积累还应当是有序的，延续的。报、刊、出版社的寿命越长，文化积累得越高。

　　中国每年出书数万种，堪称“出书大国”。出书大国理应成为读书大国才是。如今我们全国人均读书的数量还太少，仅为好书之国的几分之一，十几分之一。这应当引起我们的严正注意。同时也应当看到，我国有些中等城市人均读书数量远远超过世界上人均读书数量最多的国家。这说明我们读书的潜能还有待进一步释放。为了引导中国成为读书大国，愿我们更上一层楼，尽快成为世界“书评大国”！

　　（本文系《邓伟志全集·书评卷》之《卷首语》，标题为编者所加）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13年09月13日 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