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次第来袭所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已不可避免地对当今世界以及个人产生深刻影响。危机之后，中国首推4万亿刺激计划，而目前PMI数据，始终低于50的荣枯线。美国为摆脱危机，继QE1和QE2 之后，再推QE3计划。欧盟各国为救助方案、财政契约和银行监管框架喋喋不休。日本央行将再投入10万亿日元，把整个量化宽松政策（QE）的投入扩大到90万亿日元……各国经济政策制定者为应对这场旷世危机，竭尽所能。而这些层出不穷的政策背后，究竟是改变危机运程的水晶球，还是潘多拉的盒子？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

    要从这样纷繁复杂的背景下，厘清这场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的脉络与趋势，就不得不溯本清源，对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作一探究。在当下众多“危机”读本中，《大博弈：中国之危与机》一书提供了一个全球博弈下的比较全面的视角。

　　从危机的性质看，可以区分为“内生性危机”与“外生性危机”。本轮经济危机的本质，无疑可以从华尔街的投机文化与金融投机市场中，找到源头。华尔街的成长史，就是美国的崛起的一部缩影。通过南北战争，美国消除了“路线分歧”；通过第二次工业革命，华尔街确立了金融中心的地位；而两次世界大战，则让美国奠定了世界霸主和美元霸权的地位。

　　如果说，上述的路径反映的是美国崛起的话，那么，华尔街背后的世界经济游戏规则，则是美国强权的维系纽带。《大博弈：中国之危与机》将这些游戏规则，归纳为“经济、贸易强权”、“资本强权”、“科学技术强权”、“舆论强权”、“政治、军事强权”。西方的逻辑出发点有两个——资本的逻辑和政治的逻辑。这两个逻辑的共同点，在于利用上述的五种强权，保有世界发展利益的绝大部分，并以统治世界的姿态强化其所得。譬如，从2005年开始的人民币升值，由于中国持有两万多亿美元资产，人民币兑换美元共升值超过30%（若加上通胀率超过40%），带来的损失以万亿计。同时，由于汇兑损失，直接导致中国大量中小企业在出口贸易上亏损。其中，2008年，中国有6万~7万家中小企业倒闭。2010年，奥巴马在接受澳大利亚媒体采访时，曾通过电视镜头向全世界公开宣称：如果10多亿中国人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一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

　　中国如何在现有国际规则下，实现“大国崛起”，近年来人民币升值的经历带给我们太多警示。中国一直是国际资本市场转嫁危机的最重要目标，这一点尤其提醒我们，中国在国际上的利益可能陷入的危机保持高度的警觉。

　　而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在IMF份额的增加等，可以视为中国介入游戏规则制定的一部分，而最近“合和基建”作为首只境外上市的人民币股票，成为上述进程的一个最新注脚。因此，美国之于中国的正面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个成长的路径，一个占上世界舞台后如何主导自身利益的范本；而其负面的教训则是，如何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间保持平衡，避免实体经济的空心化所导致的恶果。这样的恶果，从本文起始提及的流动性泛滥，可见一斑，亦可从中发现各国的政策取向。美国旨在以泛滥的流动性修复其失衡的资产负债表；俄罗斯则力图打破美元石油定价体系，获取能源的高溢价；欧盟则因其内部对于克服危机究竟是采用紧缩还是扩张性政策争论不休，今年第三季度，西班牙失业率再创历史新高，达25.04%，失业人口578万！中国通过巨额财政投入，对内拉动投资、刺激消费，对外则对冲汇率上升带来的出口压力和财富损失。但作者认为，世界经济硬着陆给中国带来的最大风险，集中在居高不下的房价上，如何避免中国房地产价格泡沫破裂重创中国经济，是我们面对的艰巨挑战。

　　当然，这场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影响，必然是长远的。对中国而言，欧美经济的式微，以及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完善的工业和银行体系、强大的制造生产能力，以及当前尚属低层次的消费水平，都使中国有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潜力。而展现这样潜力，亦有赖于收入分配方式的改变、经济结构转型、降低内贸成本，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实现。

　　让我们再回首20世纪30年代的那一幕：当欧美经济在大萧条中风雨飘摇的时候，1938年，苏联工业总产值超过英国、德国和法国，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二战后，千疮百孔的苏联经济快速复苏，到1950年，工业总产值比1940年增加73％，农业总产值恢复到1940年的99％。就在这一年，苏联重新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后……

      居安思危，外部调整可以转化为内部调整的动力，进而加速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面对“危”与“机”，中国尤可为！



　　来源：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