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再版的《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沈从文谈艺术与文物》,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资料片)

　　1949年是沈从文一生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他是名作家；在那之后,他转而进行文物研究,研究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换而言之,至1988年去世之前,沈有将近40年时光,是在研究“花花朵朵、坛坛罐罐”。

　　沈先生的改行并不是没有准备、没有条件的。其弟子汪曾祺曾在文章中介绍过沈先生与文物的渊源:

　　……他对文物的兴趣比对文学的兴趣产生得更早一些。他18岁时曾在一个统领官身边做书记。这位统领官收藏了百来轴自宋至明清的旧画,几十副铜器及古瓷,还有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这些东西都由沈先生登记管理。由于应用,沈先生学会了许多知识。无事可做时,就把那些古画一轴一轴地取出,挂到壁间独自欣赏,或翻开《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来看。

　　而在历史博物馆迁址之前,沈先生曾有10年时间,在故宫午门楼上和两廊的文物陈列室做解说员。正因为这样过眼经手数十万的“坛子、罐子、绸子、缎子”,而非埋首故纸堆,造就了文物研究专家沈从文。

　　去谬求真

　　在沈看来,“老一辈‘玩古董’方式的文物鉴定多不顶用,新一辈从外来洋框框‘考古学’入手的也不顶用”,而他的方法,就是文献必须结合文物,才能实事求是,得出真知。在今年4月再版的沈从文著作《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中,无论谈铜镜、陶瓷、刺绣、花笺,还是论述上古的服饰和宋元的时装,沈都一再强调这一原则,其间多有去谬求真的论证,以下试举几例:

　　绘画、戏剧和影视创作中的屈原形象常常手持三足的爵,但实际上,屈原时代的人喝酒根本不用爵；他们用的是“羽觞”:一种椭圆、浅腹、平底、两侧有半月形双耳的酒器,看起来像长了一对“翅膀”的半个鸡蛋壳。木制的羽觞漂在水上,就是“曲水流觞”的好道具。

　　玻璃窗这种东西,本来在两千年前就应该出现了。中国人至少在战国末期就已经掌握了成熟的制造玻璃的技术,而非像一般认为的,玻璃是舶来物。但因为后来绢一类产品优质且低廉,用来糊窗子、糊灯笼,比玻璃便利许多,所以也就没“玻璃窗”什么事儿了。

　　再说说衣服。如果你在一座元代的墓里发现墓主穿的是元朝的衣服,而奴仆殉葬俑穿的却是宋朝的官服,不要觉得时空错乱,这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因为按照传统,各朝为了表示对前朝的凌辱,通常会将前朝的最高品级的服饰,规定为本朝最低贱人的服饰。

　　胡子问题

　　最有意思的是“胡子问题”。语言学家王力曾经在一篇题为《逻辑和语言》的文章里说,古代的汉族男子必须留胡子,而且,只要胡子长得好,大概就可以称为美男子。沈从文则在《从文物来谈谈古人的胡子问题》一文中予以驳斥。

　　沈说,殷商、春秋战国出土的玉雕、铜器、彩绘、陶俑都表明,有身份的男子并不一定留胡子；而长沙的战国楚墓出土的木俑显示,即使留有胡子的文武官员,胡子也多半是“威廉”式的——其实就是八字胡,唇上一横,两端则微微上翘(想想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鲁迅的胡子)；下巴处要么只留一小撮,要么没有。从这个角度来看,屈原的胡子也多半不是“山羊”式的,不需要这长长的胡子来平添他问天的惆怅和愤懑。

　　汉魏之际,从更丰富的石刻、壁画、漆画、泥塑和铜铸来看,打猎、捕鱼、耕地、熬盐、舂碓、取水、奏乐的群众以及好些在厨房切鱼烧肉的大师傅之中,留胡子的也很少见。倒是另一些下等人,如门卫、侍仆和荷戈前驱的伍伯(类似小队长这样的角色),可能留有大胡子。

　　到了魏晋时期,胡子就更不受重视了,原因之一是贵戚和宦官得宠专权,另一原因,则是清谈之风太盛,社会审美日趋病态,“何郎敷粉,荀令熏香”,男人们以柔媚为美,换做今天来看,就是以“娘”为美,蓄须当然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倒是唐太宗李世民,如果从阎立本的画作及极具写实性的敦煌220窟“听法群众帝王行从图”来看,的确是天生虬髯,长着一脸的蜷曲连鬓的络腮胡。

　　　 


　　来源：重庆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