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花落谁家的消息呼之欲出，经济学领域的最高桂冠见证了这个迷人学科发展过程中一个个令人兴奋的理论突破。但理论创新与实践检验哪个先行？在西方主流理论盛行而其经济稍显式微的今天，中国的经济成就能否滋养独树一帜而影响深远的经济学思想？

　　作为“中国最有希望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竞争者”，林毅夫教授做出了勇敢而坚实的尝试，在新版《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的序言中，他真诚披露了这一发展经济学最新理论的诞生之路。

　　年少时，我总认为西方发达国家能够有其现在靓丽的发展成绩，必然是因为它们拥有一部能让一个国家摆脱贫困实现繁荣的“真经”。只要求得这部经，带回来真诚地实践，就能够贡献于祖国的繁荣昌盛，帮助祖国人民过上和西方发达国家人民一样的富足生活。我有幸在1982年到当代经济学的圣殿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86年取得学位后，到耶鲁大学又做了一年博士后，1987年满怀着信心和希望回到国内工作。

　　回国后我发现，我国政府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推行的各项政策，基本上都违背了我在芝加哥大学博士课程中学到的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应该有的基本原则。当时经济学界的共识是，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应该执行根据新自由主义所形成的华盛顿共识，以休克疗法的方式一步到位地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消除经济中政府各种不当干预所形成的扭曲。当时还有一个共识，渐进的、双轨制的转型不仅会导致资源错误配置，而且还会滋生腐败、恶化收入分配，是比计划经济还要糟糕的制度。我国推行的却是这种被学界认为是最糟的转型方式。

　　我是应该像众多国内外经济学家那样，以现有的主流理论为依据，把转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都归咎于中国政府过度干预，未能彻底地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一次性地消除所有的扭曲？还是应该放弃现有的主流理论，以开放的心态把中国政府当作是一个以实现稳定和发展为目标而面临各种现实的约束条件的理性决策者，构建新的理论体系来分析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和出现的问题？我选择了后者。

　　构建或学习理论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不容讳言的事实是，现代的主流理论基本上都是由生活在发达国家的学者根据他们所观察到的发达国家的现象和经验构建的。但是，从1987年回国后的切身体验以及对西方主流理论演进史的学习，让我认识到发达国家其实并不存在一本“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真经。为什么呢？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是，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前提条件的相似性，发展中国家由于条件和发达国家有差异，即使在发达国家适用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也不见得适用。更何况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就像时尚一样，不断被新的理论所扬弃，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理论即使在发达国家也不见得总是适用。倘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企业或个人根据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来作决策，经常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遗憾。这个认识让我幡然醒悟，为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两百多个发展中国家为了追赶发达国家也和我国一样都做了许许多多艰苦卓绝的努力，但是尚无根据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制定政策而取得经济发展成功的例子，少数几个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的政策在推行时从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则是错误的。

　　2008年6月我到世界银行任职，在去世行之前我是以中国的经验为切入点去反思主流的经济发展和转型的理论，世行的工作给了我一个更高、更广阔的平台去观察和了解其他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的经验，检验我根据熟悉的中国和东亚经验所形成的理论体系的适用性。经过一年的碰撞切磋更坚定了我对过去二十多年来的研究在理论上的意义和在实践上的价值的信心，因此，借用2009年6月我到世行工作一年时一个内部讨论会的机会，把我的研究正式定名为新结构经济学，作为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侧重于政府作用的结构主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侧重于市场作用的新自由主义之后的第三版发展经济学。2011年3月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邀请我去做著名的库兹涅茨年度讲座，我借此机会以“新结构经济学：反思发展问题的一个理论框架”为题作了演讲，向经济学界正式宣告新结构经济学的诞生。

　　新结构经济学以企业自生能力为微观分析基础，以每一个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为切入点，提出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变迁过程，需要依靠“有效的市场”来形成能够反映要素稀缺性的价格体系以诱导企业按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从而形成竞争优势，也要有“有为的政府”来解决结构变迁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外部性问题和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一个国家只有同时用好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才能实现快速、包容、可持续的增长。

　　新结构经济学和传统的结构主义的区别在于结构主义把不同发达程度国家的结构差异认为是外生的，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新结构经济学和一般新古典经济学的差异在于一般新古典经济学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同质化，没有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业和技术的差异。前两版的发展经济学都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要发展中国家去发展发达国家拥有而自己缺乏的产业（结构主义的进口替代）或要发展中国家去采用发达国家能做好而自己做不好的各种制度安排（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新结构经济学则强调经济发展要从发展中国家有什么（也就是要素禀赋）和能做好什么（也就是比较优势）着手。政府的作用则是为在市场竞争中能做好的产业消除增长瓶颈，帮助企业把这些产业做大做强。

　　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来自对中国自身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和转型成败经验的总结，这个理论体系来自对过去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期盼能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未来发展和转型的实践能够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更期盼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以及“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时代的到来能够有所贡献。

　　《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是林毅夫教授的最重要著作，系统阐述了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经济发展和转型的理论，首版荣获中国出版领域最高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修订版新收入了韦森、余永定、张曙光、黄少安、张军五位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对新结构经济学的精彩评论，多角度解读这一全新理论，另附作者详细回应，更多思想碰撞，全面破解“新结构经济学”密码，更富中国视角，更贴合中国读者的阅读兴趣。另收入一篇作者早年的经典文章，重点阐述读者普遍关心的制度分析内容，全面剖析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制度变迁问题。
 


　　来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