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于颠簸流离中弦歌不辍的，不仅是西南联大。可后人谈论"大学精神"，或者抗战中的学术文化建设，都会以西南联大为例证。作为史家，我承认此例证很有说服力；但同时我更想强调，还有很多同样可歌可泣的"大学故事"。战火纷飞中，中国大学顽强地生存、抗争、发展，其中蕴涵着某种让后人肃然起敬的精神。

　　同济浙大中大河大都有步行队，但记载都很简略

　　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南方日报》刊文为中山大学"抱屈"："前后7年，颠沛流离，几度迁徙，三易校址。先迁云南，复迁粤北，三迁粤东仁化、连县。抗战八年，不少中国人记住了西南联大，殊不知在广东的国立中山大学，师生们在国难面前也经历着民族个人的深重磨难，在流离中坚持学术理想，在动荡里坚持抗日救亡，在历史上留下一所名校沉重而充满精神的一笔。"是的，"在流离中坚持学术理想，在动荡里坚持抗日救亡"的，不仅仅是中山大学，也不仅仅是西南联大。我要追问的是：为何联大的故事广为传播，且更深入人心，乃至成了"中国大学"理所当然的"代表"。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一，学术实力超强，这当然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可除此之外，还牵涉一些别的问题，比如"故事"的传播与更生。就以"湘黔滇旅行团"为例，校歌里提到的"万里长征"，由北京、天津而暂住长沙，这一段不稀奇；第二年转赴蒙自、昆明，三路人马中，湘黔滇旅行团独领风骚。约三百名师生组成的旅行团，3500里长途跋涉，历时68天的"小长征"，无论当时还是日后，都一再被提及，且作为联大精神的象征。

　　正如胡适在纪念联大九周年集会上说的："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可其他大学也有类似的举措，为何长期湮没无闻？1938年7月，同济大学第四次内迁到广西贺县八步镇："这次迁校，从赣州到桂林一段，大多数同学组织了赴桂步行队，每队十一二人，坚持每天走五六十里路，充分体现了同济大学同学吃苦耐劳、共渡时艰的奋斗精神。到桂林后，沿漓江乘木船经阳朔至平乐，转程至八步，前后花了两个月的时间。"1938年9月，浙江大学从江西泰和转往广西宜山，"学生方面，为锻炼体质，沿途采访计，另有步行团之组织，计分两队，共有陶光业……等二十人。以九月十九日出发，校长当赠以地图表格等件，以示鼓励。"这次"经行千里，费时四十余日"。1939年初，中山大学辗转撤往云南澂江，据说有几百学生，"分别结队从连江西行，长途跋涉，徒步赴滇，历经粤、湘、桂、黔、滇5省，最后赶到澂江复课"。1939年5月，河南大学师生员工"在王广庆校长的率领下，徒步北越伏牛山，经方城、叶县、宝丰、临汝、伊阳、伊川，行程六百余里，终于抵达嵩县县城"。为何其他大学的"步行队"声名远不及湘黔滇旅行团？作为"事件"，中大校史的说法相当含糊，同济则是半个世纪后的个人追忆，浙大有二十人名单，属于记录在案，可也就是这么两句话，哪比得上西南联大校友的连篇累牍、声情并茂？

　　联大步行团事迹被校友长篇累牍记录、追怀

　　湘黔滇旅行团指定了丁则良等三人为日记参谋，全面记录旅行团活动，写成了约二十万字的日记，寄到香港交商务印书馆刊行，只是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不幸失落。即便如此，也有诸多书写刊行，如外文系三年级学生林振述（林蒲）的《湘黔滇三千里徒步旅行日记》（1938年春发表于《大公报》副刊《小公园》）、中文系二年级学生向长清的《横过湘黔滇的旅行》（1938年10月发表于巴金主编的《烽火》）、政治系二年级学生钱能欣的《西南三千五百里》（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以及生物系助教吴征镒的《长征日记--由长沙到昆明》（《联大八年》，1946年版）。上世纪80年代以后，有心人士积极整理资料，征集照片，引导校友追忆往事，加上中外学者的介入，湘黔滇旅行团的故事因而相当完整。读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你很容易明白，为什么同济大学的"赴桂步行队"等会失落在历史深处。

　　同样是长途跋涉，湘黔滇旅行团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除了旅程长，还因为旅行团中有教授闻一多、李继桐、曾昭抡、袁复礼等。张寄谦在《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的序言中，除概述湘黔滇旅行团的组织及行程，还提及此旅行团如何"出人才"--截至此书刊行的1999年，旅行团成员中日后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屠守锷、唐敖庆等十一人，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有陈力为等三人；至于著名人文学者，除了序言列举的任继愈、马学良、王玉哲、刘兆吉、唐云寿等，作为后学，我还可以举出查良铮（穆旦）、季镇淮、何善周、丁则良、孙昌熙等。这也是此旅行团格外吸引人的地方--如此藏龙卧虎，确实了不起。

　　此次"小长征"，影响了这三百旅行团成员，也影响了这所大学的性格。确实如美国学者易社强）所说，经由一遍遍的言说与书写，"长征的现实夹杂着神话和传奇的色彩"。"这次长征是一次艰苦卓绝的跋涉之旅，此后是八年患难，它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才能的象征；因此，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和文化持续不辍的象征。"

　　一个事件或人物，能否被后人追怀不已，除了自身的历史价值，还与有无动人的细节相关。中央大学濒临长江，内迁重庆最为顺畅，也最为便捷，本没什么好说的。可校长罗家伦很会讲故事，抓住一个细节，让你永志不忘。1937年10月底，中央大学大部已搬迁，罗家伦到南京三牌楼农学院实习农场和职工道别。校长走后，农场职工认为畜牧场的这些美国牛、荷兰牛、澳洲牛、英国猪、美国鹅、北京鸭等都是饲养多年的良种家畜，决定把这些家畜家禽搬迁到大后方去，于是推举王酉亭为负责人，经过千辛万苦，历时一年，于1938年11月中旬到达重庆。罗家伦1941年"于重庆警报声中"撰写《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称："我于一天傍晚的时候，由校进城，在路上遇见牠们到了，仿佛如乱后骨肉重逢一样，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绪。"这故事实在太动人了，以至于日后讲述抗战中的大学内迁，很难遗漏中央大学。

　　联大师生的湘黔滇旅行团，也是因为有大量的细节，才显得如此丰满，且神采奕奕。旅行团从一开始就注意搜集资料，专人记录日记，沿途采风问俗，顺便做社会调查及文化考察，甚至还留下了《西南三千五百里》（钱能欣）、《西南采风录》（刘兆吉编）这样的作品。此外，像抄录玉屏县县长刘开彝具名的布告，沿途拍摄各种照片，以及围绕闻一多教授的一系列故事，所有这些，都是湘黔滇旅行团之所以不朽的重要原因。

    本文摘自《抗战烽火里的中国大学》，陈平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
 

　　来源：腾讯文化2015-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