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明清时代的女性，多数人头脑中首先反映出来的莫如鲁迅先生笔下祥林嫂那木讷、灰黯的经典形象。明清女性真的遭受着深重的压迫么？近代的历史大转折真的如我们已经熟知的那样推翻了对中国女性的压迫，给她们带来了全方位的解放、自由么？自从1990年代中期高彦颐、曼素恩出版《闺塾师》、《缀珍录》以来，类似问题已经被部分否定了。明清女性阶层阻隔之重，妨碍了她们成为遭受祥林嫂式压迫的群体。高、曼二人关注的中上阶层的女性更是跳脱出了“压迫深重”的窠臼，成为家族中的掌上明珠、闺秀才女，跨越性别界限的闺塾师，或德才兼备的女诗人。
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历史系李国彤教授新著《女子之不朽：明清时期的女教观念》一书在高、曼等学者重新描绘的明清女性画卷上又添加了一笔。李著指出，男性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中追求不朽，女性则在“女教”和“女学”中追求着自身的不朽。更有甚者，“女教”和“女学”中伸展出来的抱负通过“教子”、“训夫”间接地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而明清女性追求“不朽”的理想和实践，成为近现代转型时期女性启蒙运动的远因。近代以来追求解放、自由、不朽的知识女性就是明清同类女性的现代回响。 李著主要分为三大部分：女教篇、女学篇、妇女启蒙篇。前两篇是该著的核心篇章。第三篇则是对晚清以来否定女教、女学的再深思，并试图寻找近代中国历史断裂中的延续。 女教篇包括两种女教文体的讨论：一为明清以来的女教书，二为明清时期文人为女性写的墓志铭。作者发现明清女教书有几个特点，明代初期，官修女教书兴盛，而中后期私修繁盛；明清女教书以告诫体和传记体为主要体例，但告诫体逐渐式微；女教书呈现越来越通俗化的倾向。整体而言，明清女教书逐渐普及化、通俗化、歌谣化、图像化，引经据典的官方告诫体让位于生动反映现实实践的民间传记体。作者特别突出了明中期以后女教书重视“母道”的趋势，认为这是明清妇女文化对正统观念的修正。因为明清时代强调“母道”可以超越“女道”、“妇道”，甚至与“父道”相提并论，并对“从父、从夫、从子”的后两“从”进行了大胆的修正。作者的这一观察切中肯綮。明清士族家庭男性因为仕途等原因，经常缺席家庭事务，女性因此承担起了家庭的大部分责任，乃至“父道”。 “母道”上升与“父道”平齐，正是墓志铭中突出的女性品德。李著将墓志铭也归入“女教”的范畴，实为创见。墓志铭留存在文人的文集中，也留存在家谱中，对后代女性起到了指点、教导、训诫的作用，诚为“女教”。作者认为，墓志铭中母亲在生产、理财、人情交往方面的持家之道和教子之道既呼应了女教书中母道的教条，又超越丰富了教条，给了母亲宽阔的施展才华的空间。而更有点睛之妙的，是明清女性在操劳一生、实现“母道”的人生终点，“但求片石志吾墓”的描写，令人动容。“但求片石志吾墓”的背后，不仅仅是向后代女性传承“女教”，更是希望平生之志，永恒不朽。一来突出了女性“不朽”的主题，二来也强调了明清女性对儒家父系制度的认可和参与。墓志铭中次于“母道”的“妇道”主题却在作者的笔下展现另一幅景象。与“母道”描写母亲的才德不同，“妇道”并没有跳出窠臼，虽然殉夫让位于抚孤，但归根结底并没有跳出男性文人维护父系制度的狭隘心理。作者对于墓志铭中尼冠的处理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女性通过宗教寻求不朽符合著作主题。但正如作者所言，士大夫认为“尼冠影响女教”，女性所孜孜追求的宗教上的不朽恰恰成了士大夫反对的实践。是否有可能厘清明清“女教”观念在宗教问题上的分歧？如果说女性在“母道”和“妇道”上都和男性文人持统一战线，那么他们在“尼冠”上是否确实有了性别差异？ 通过考察明清女作家群体著作中的责任意识和不朽观、女作家的家庭和交游情况，以及福建闺秀才女的王朝历史想象三个章节，李著的女学篇成功阐述了明清才女立言以不朽的愿望和实践。首章责任意识和不朽观最直接探讨了中国妇女长久以来积淀的报国济民的经世观。咏史诗词直接抒发了她们对历史上创造绩业的女性的崇拜和向往，而寄外、教子诗词通过扶持、劝导丈夫，或者抚养、教育儿子，又间接地把她们报国济民的思想传达出去。作者延续曼素恩有关清代恽珠“德才兼备”的女诗人身份认同，意识到女诗人始终在为自己立言的冲动和“内言不出阃外”的训导中游移。作者的独特之处在于，她虽然不否认晚清女权主义的兴起和西方思想的传播有关，但她也看到明清女诗人的立言冲动和积压的责任感在晚清得到了释放，成为了女权主义在近代蓬勃兴起的一个重要本土因素。 本篇第二章讨论才女的家庭和交游情况如何影响了明清女教观念。作者通过方氏姐妹、商景兰一家、柴静仪－朱柔则婆媳、王凤娴教女、沈宜修母女五个例子说明家庭范围内良好的教育互动关系不仅培养了出色的才女，还稳定、和谐了家庭氛围，继而更有利于使女教观念深入人心。有意思的是，蕉园女诗人的结社和以男性为中心的随园诗社却远远超越了女教观念，尤其是后者，时评已经颇多抨击。李著认可了两种结社对女学的贡献，但没有明确考察两者对明清女教产生的不同影响。袁枚随园诗社的存在是否引起了女教训诫的反弹？明清女学虽然接纳了女教，但女教始终没有接纳女学。明珠暗投的才女缺乏家庭的有力支持，无法施展其女学，只能专心持家，却正好符合了女教的要求。所以，女学和女教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定的张力。 福建闺秀的王朝和历史想象一章把对理论的探索和史料的分析融为一体，既显示出作者文学评论和史料分析的功底，又体现出她长期受北美学术界影响，深谙理论的优势。此章试图超越安德森对“想象的共同体”——作者称之为“邦界”的定义，认为明清时期的福建闺秀在羁旅、返乡和居家等诗作中，借风土景物、亲属网络等，把自己想象成前现代的王朝“邦界”内的一分子，进而认同、赞美并效忠远方的朝廷。此章单成一篇颇为完善，但与整本论著却有不协调之处。虽然它极好地论述了福建闺秀的女学成就，却离女教主题较远。 李著的最后一部分妇女启蒙篇涉及的议题相当多，既谈到了明清女教与女学产生变化背后的士人思想启蒙，也论及晚清以来跨文化冲击下生发出来的启蒙运动，最后还叙述了历经启蒙而后自省、自立的现代知识女性的转型轨迹。作者依循零碎的明清启蒙、晚清的深刻启蒙、女性的启蒙实践三个由浅入深的层次安排章节，颇有深意。其最具洞见之处在于，她指出，陈宏谋等士人把女教、女学和国家的“王化”结合起来，与梁启超试图开创女学以兴民族国家实则异曲同工。女教、女学的内容或许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其目的却展现了惊人的历史延续性。另一个重要的历史延续性，在女性本身。无论是明清的才女、相夫教子的妇女，还是接受了晚清民国启蒙思想的知识女性，深切的社会责任意识、政治意识和追求不朽的理想使她们成为历史长河中前赴后继的浪花。不过，作者并没有把知识女性仅仅看作是明清才女的延续，她更高度认可了前者在接受现代妇女启蒙思想后的华丽转型，并赞扬五四以来的自由婚恋观为知识女性提供的发展平台。然而，作者把五四女作家遇到的实际婚恋问题归咎于男女两性之间仍然存在的不平等，认为男女两性的平等合作能带来美满的婚恋体验。这种看法未免过于淡化人性本身的弱点。 与高彦颐、曼素恩的明清才女研究不同，李著在分析明清女教和女学时，特意将之置于明清零星的、无系统化的士人思想启蒙之下。高、曼二人则注重从政治、经济、社会的角度分析女学的兴盛。李国彤在此基础上添加了一个角度，将明清非正统女教和女学兴盛的思想背景与精英阶层妇女观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更丰富了分析的思路。 李著对史料的选取和把握游刃有余。例如，她在女教书章节中，从《皇朝经世文编∙家训类》《丛书集成》《丛书集成续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部备要》以及历代家训丛书中，选取了明清时期上百种家训和女训。在墓志铭章节中，选取了明代文人集中百余篇女性墓志铭。另有对诗词的大量解读，如《闽川闺秀诗话》《国朝闺秀正始集》《清代闺阁诗人征略》等，分析鞭辟入里。这些并非是新发现的史料，但如何从普通、平凡的史料中读出新的理解，却是作者的理论修养所决定的。 《女子之不朽》一书的缺憾在于，作为一本专著，章节的编排有比较明显的论文集的痕迹。 女学和妇女启蒙篇章中的一些章节明显和全书的主旨“女教”有一定的距离。结构相对松散，时间跨度也比较大，无法把所有议题都囊括到明清“女教”中去。 瑕不掩瑜，正如曼素恩在《女子之不朽》的序文中所说，妇女史学者对中国历史上的女教传统和成绩“尚知之甚少”，李著在开启明清女教的研究中走在学术前沿。她不仅仅为明清女性之追求不朽作传，也为自己在学术史上的不朽地位跨出坚实一步。
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