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下午，由东方历史评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历史学人、高和分享协办的沙龙座谈“自由，是如何发明的，以及它为什么如此重要”，在北京彼岸书店牡丹园店举行。在本次沙龙中，知名学者刘瑜与《自由的基因》一书译者徐爽，就“盎格鲁圈”传统中“自由”这一文化基因的产生与演化及其对于中国的意义，展开了一场高水平的讨论。

　　本次沙龙的主题就是围绕英国学者丹尼尔•汉南的著作《自由的基因》一书展开的，该书是广西师大出版社的文化品牌“新民说”推出的新书，刘瑜在沙龙中表示，这本书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作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近现代史很大程度上就是英国史的全球化过程”。

　　刘瑜在谈话中结合自己在英美国家的经历与见闻，并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对“盎格鲁-撒克逊”的民族性做了深入的剖析，强调了地方性自治以及小共同体的自由传统对于英美政治文化的塑造意义。同时也表示，“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基因，在近几百年内通过各种形式走向世界，即使是一些看似与英国没有关系的地方，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由英国发展出来的价值观。

　　同时，刘瑜也对比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圈与世界其他文化圈的不同。她生动地比喻道：“英国今天它的政治文化如果说它是一棵杨树的话，一千年前可能是杨树的种子，但毕竟也是杨树的种子。而今天中国的政治文化更像一个槐树，这两者间是一个质变的不同。”这一点正是《自由的基因》的书中所主张的，文化的基因根植与各个民族的传统中，民族国家采取的政治制度仅仅是表象，寄存在传统之中的基因谱系才是根本。

　　而本书译者徐爽则进一步讨论了“英国式自由”的独特性，她表示，这主要体现在“所有权人对物的绝对的、排他的占有和支配”上。即英国传统里，自由是基于对个人财产的绝对保护之上的。徐爽提到，《自由的基因》的作者曾经在欧洲议会担任议员期间，负责起草过一个法律文件协调全欧洲的继承法，而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英国的继承规定与欧洲其他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欧洲许多国家的遗产继承人只能继承财产的三分之一，而在英国，除了相对较小比例的遗产税之外，剩下的部分几乎全部由遗产继承人自由支配。也就是说，在英国人的传统中，自由的实质是一种个体自愿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力，脱离财产权的自由对传统式的英国人来说是很奇怪的。

　　之后，刘瑜则指出，近些年来，英国的自由文化也走上了一个“十字路口”。她认为“英国从一个所谓的古典自由主义国家变成了一个现代自由主义的国家。”，也就是所谓的“消极自由”走向“积极自由”。基于财产权的古典式的消极自由逐渐被较为激进的“积极自由”取代，具体体现就是战后“福利国家”的兴起。刘瑜表示现在越来越多的英国人把“福利国家”看成是一种骄傲。对于本书作者汉南这样的秉持古典自由的保守主义来说，目前的现状是一种传统的沦丧，因为其实质就是英国政府被授予了无度的征税权，实际上这是对古典自由的背叛。

　　在谈话中，刘瑜和徐爽也讨论了英国与中国各自的“文化DNA”和其相应塑造的“盎格鲁圈”与“大中华圈”之间的关系。刘瑜认为，现在中国社会日益多元化，实际上也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到底这个多元化走多远，并带来怎样的变化和影响，现在还不好说。而徐爽认为，《自由的基因》一书是一个英国人以其自身视角构建的一套史观，是以“盎格鲁圈”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体现。而中国自身的文化基因的特质，导致了中国式的史观与英美史观之间的巨大差异。因而，如果不能了解英国传统之下的史观与认知格局，我们对未来的预判可能就会有偏差。而这本书的意义就是“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可以去认识或者是去思考的一个思想资源”。

　　在最后的提问环节，刘瑜和徐爽与听众们展开了亲切的交流。从“自由的细节”到“启蒙与公民素质”，两位嘉宾对听众们的问题作了细致的解答。

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