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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整体研究
——评《元祐词坛研究》
2003-04-03 10:03:07  来源：  
 
　彭国忠的博士学位论文《元祐词坛研究》最近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我看来，本书的最大特色就在于作者在研究上有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以及由此得出的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我们固然不能无限夸大研究方法的功能，但忽视研究方法同样是不对的。据我的理解，研究方法并不是某一种外在的“技”，而是体现了一个人观察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它固然是一种方法，但更体现一种科学精神。我欣赏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所说的话：“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研究方法因此必须与被研究对象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显示出其特殊的意义，才能更好地阐发被研究的对象，真正抓住内容的“灵魂”，洞彻内容的“概念”。

　古典文学研究界在谈论研究方法时讨论得比较多的是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理论研究与文献考索(考据)，近年来又比较喜欢谈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但无论是宏观研究的观衢路，还是微观研究的照隅隙，无论是理论研究的思辨，还是文献考索的穷究，也无论是历史研究以展示逻辑、验证逻辑，还是逻辑研究以显现历史、说明历史，不管哪一种研究方法，
如前所说，必须与研究对象相契合方有意义。这正如西方有各种主义、各种理论，自有其可取之处，但若不顾我国文学的实际，不顾民族心理与思维方式，不加鉴别地套用以研究我国文学，则难免有削足适履之讥。

　彭国忠的《元祐词坛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既非宏观的，又非微观的，既非纯理论探索的，也非纯文献考索的，更不奢谈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它是一部扎扎实实的关于元祜词坛整体研究的书。诚然，作者在写作中固然有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但并没有在书中明确提出整体研究的研究方法，然本书实际体现的就是整体的研究方法。整体研究乃是本书写作的灵魂与总则。作者在本书的(前言)中说：“本书选择的则是‘分而合之’的研究方法，即
不对单个词人作全面研究，而是在通读他们的全部作品的基础上，将他们词创作中的一些现象，分解成一个一个的‘因子’，再找出其他几个或更多词人的类似或相同的‘因子’，将这些‘因子’集中起来，作为一个‘新’的文化现象或词学现象看待，通过对这些‘新’现象的考察，进一步描述元祜词坛的总体面貌，揭示元祜词的特质及其成因。”作者所谓由“分”到“合”，“进一步描述元祜词坛的总体面貌”，这事实上就是一种整体研究的研究方法。诚然，整体研究并不是全体研究，即不分巨细地研究被研究对象中的每一个问题，而是以“整体思维”的方式去研究被研究对象中的最重要的一些问题。

　整体研究与个体研究相对。上一个世纪以来古典文学界个体研究可以说极为发达，人们熟知的那种“时代背景+作家生卒年+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的研究模式便是典型的个体研究。这种个体研究中偶然也有整体研究思维的火花，但在总体上是不自觉的，有局限的，因而也是不成系统的。个体研究看似对某个被研究的作家所进行的研究可以是十分深入的，但由于研究主体将研究的目光过于集中在某一个被研究作家的身上，较缺乏横向的共时比较与纵向的历时考察，因此便会忽视某些重要的文学现象，甚至会误解某些重要的文学现象。而一旦进入整体研究的视野，这些文学现象便能得到充分的重视与合理的阐释，彭国忠的《元祐词坛研究》在此方面便取得了可喜的收获。

　如果按照个体研究的思维方式，则元祐词坛研究很可能被简化为苏轼及其门人的研究，尤重在突出苏轼。这样，本书可以探讨的问题便很有限，要想有重大突破也便很困难了。因为，有关苏轼及其门人的研究多有研究专著问世，很多方面已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长期以来，对苏轼及其同时代作家的研究，总是孤立进行的，人们强调的是词人之间的‘异’，而忽略他们之间的‘同’，从而也就看不到‘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所谓“孤立进行的”，体现的正是一种个体研究的思维方式。本书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与此相反：“不以词人为纲”，“将苏轼作为一个普通的词人还给他那个特定的时代，让他回到当时的人群中，然后，通过研究，指出他与其他词人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再从人流中指认出他”。而这，正是整体研究的思维方式，即研究苏轼不是苏轼作为作家个体地展开，而是在群体研究中凸现苏轼，确认苏轼。

　 惟是之故，在整体研究思维方式观照之下，苏轼的成功就不显得那么神秘，即苏轼的横空出世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时代的必然：“在他(苏轼)同时代人的词作中，我们就可以发现有许多这样那样的词学因素与他的作品相似或相同”，“苏轼之所以成为那个时代的代表作家，是因为时代印痕在他的词中表现得更为集中，更为鲜明”。这就合理地阐释了苏轼之所以成为苏轼的历史成因。若以词人为纲的个体研究的思维方式去观照苏轼，我
们很容易将苏轼的成功归功于历史的偶然，即归功于苏轼的天才，而忽视了苏轼成长的整个人文环境。

　在整体研究思维的观照之下，有关被前人误解了的文学现象亦能得到合理阐释。即以苏轼而论，时人评苏轼有“以诗为词”之讥。然纵观整个元祐词坛，则发现“‘以诗为词’绝非个别词人的个别创作现象，而是元祐词人的集体行为，是元祐‘作品群体’的共同倾向和共同特征”。则苏轼“以诗为词”无足深怪；“‘以诗为词’是词体发展的必经之阶，也是时代思潮使然”。由此，我们对苏轼的“以诗为词”得到一种令人信服的全新的认识。另一方面，此种整体研究显然能发掘出个体研究所不能发现的问题。如苏轼、贺铸
的悼亡词，如果独立研究，则并不能有什么特别的发现，“我们采用‘作品群体’这种特殊的眼光加以考察，则可以把它们与其他词人有关描写自己妻子的词作联系起来，得出元祐词中出现‘新’女性这个新的看法”。所谓用“‘作品群体’这种特殊的眼光”毫无疑问正是采用整体研究的视野与方法。如此等等，类似的运用整体研究的方法而得出的新见在书中尚有不少。

　本书整体研究的研究方法诚然不仅仅体现在上述若干成功的“个案”之中，更体现在全书整体框架的谋章布局之中。本书的章节设置即出于整体思考的结果，与个体研究的布局大不相类。如以章论，全书共九章，第一章为“元祐更化与元祐词坛”，第二章为“元祐党争与元祐词坛”，第三章为“元祐学术与元祐词坛”。上述三章可以建瓴的学术眼光探讨主要影响元祐词坛的三大外界因素，勾勒出元祐词坛格局形成的历史的、政治的与文化的或者确切地说学术的因素。第四章始进入对元祐词的本体研究。第四章为“元祐词人的词学观念”，此可以说从整体上研讨了元祐词坛之认知词的最核心的词观念问题。此章不设，“元祐词坛研究”之“元祐词坛”一说就难以真正成立。第五章为“‘以诗为词’”，第九章为“风格的多元并存”，此实揭出元祐词坛的大貌。作者在第三章第二节中曾有如下断语：“盖元祐词坛的总体风貌有两大突出的表征，其一曰‘以诗为词’的共同倾向，其二曰风格的多样并存。”显见，此亦是对元祐词坛特征所作的整体思考所得出的结论。第六章为“元祐词人的词学生活”，此是展示历史上“活”的元祐词坛，下设
三节：第一节是“西园雅集”的意义，第二节是“《坡门的西州唱集》的启示”，第三节是“平等、自由的词学批评”。作者谈元祐词人的词学生活，决不局限于史料的陈列，轶事之探寻，而重在从整体上探讨这些词人的词学生活在词学史上的特殊意义。如作者在考察了“西园雅集”之后便总结说：“那么，‘西园雅集的词史意义何在呢?概括起来，约有四端。”这就在整体上把握了元祐词人词学生活在词学史上的特殊价值。下面两节的写法亦然。第七章为“主题的变奏”，第八章为“形式的意义”，亦是从整体上把握元祐词坛的主题与词学形式，其“节”的安排其整体观照的特色亦甚为显著，如第一章第三节“士节与词格”，第二章第一节“词人的升沉与词学中的转移”，第三章第二节“元祐学术
精神与元祐词坛风貌”，第四章第四节“元祐词的词人意识”，第五章第一节“‘以诗为词’的共同倾向”，如此等等。总之，本书在章节设置上看不到那种作为个体研究的具体的作家论，而本书亦确实没有全面地探讨某一个具体的词作家。惟是之故，本书是元祐词坛整体研究的一部总纲，它虽然不具体研究某个词作家，却很好地把握了元祐词坛总的风貌，勾勒出了元祐词坛最为本质的层面。存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遗也；若只研究其“小
者”，则其“大者”往往被疏忽，容易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遗憾。例如，我们若只关注研究具体的词学作家，忽视对元祐词坛的整体把握，我们就未必能恰如其分地概括出元祐词坛总体风貌的两大特征。而作者因为倾心从整体上去把握，则自能洞彻其大要，对元祐词坛的总体风貌有清晰的认识。尤其是作者第五章“‘以诗为词”’的论述，可以说是
对元祜词坛“以诗为词”现象所作出的很好的阐释。如果采用个体研究的方法，则很难有此成绩。

　诚然，我们无意于否定个体研究。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个体研究与整体研究的关
系，正如哲学上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并不是一个深奥的命题。任何形式的整体研究必须以个体的研究为先导，没有个体研究的整体研究是无法成立的。我们反对的是始于个体研究而又终于个体研究，提倡在个体研究的基础之上上升到整体的研究，然后在整体研究的视野之下再去观照个体的研究。这应该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规律的。本书所进行的是整体研究，但本书作者是在“通读他们(按：指元祐词坛作家)的全部作品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整体研究，因此本书所得出的结论是扎实可靠的。另一方面，本书作者固然重在整
体把握，但也没有绝对排斥个体的研究，只是本书作者所作的个体研究，如上所说，是在整体研究视野观照下的个体研究，如作者在第二章第二节中说，抒发了人生感触和贬谪之叹，实际也是苏门乃至整个元祐词坛创作的一个共同主题。如上节所述，党争波及几平所有主要词人，必定对他们的心态和词作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因为各个个体的具体遭遇及其对待不幸的方式有所不同，所以，他们词作中反映出来的这部分西乡感情，在相同相似中，又有着这样、那样的区别，体现着个人的风格。作者相对具体地讨论了苏轼、黄庭坚、秦观、晁补之、贺铸等党争风波中其“政治抒情词”的不同风格。如此等等。   

　本书作为整体研究的一部力作也有可以更深入开掘的地方，例如作者在本书末所指出的
元祐词与宋代文化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整体研究固然应从整体上把握所有进入研究视野的作家，但整体研究不应局限在文学的视野之内，同时也应关注文学与历史、哲学、政治、社会习俗、民俗心理等文化方面的因素，诚然，这是更大的一个整体，但惟有如此，才能对被研究对象作更深入透彻的阐释。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在相当程度上探讨的就是文学与社会习俗、社会心理的关系，就是一种在更
大范围内的整体研究，它的成功因此决不是偶然的。即如本书作者在《前言》中引述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所说的，“某种艺术是和某些时代精神与风俗情况同时出现，同时消灭的”，这对整体研究来说，实亦有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诚然，全面研究元祐词坛与宋代文化的关系，是一个不小的题目，需要专书去完成。作为一本博士学位论文，本书并没有
完全忽视文学之外的文化因素，但着重从文学的角度去阐释元祐词坛，其所做的研究工作已经相当到位了，对于以后研究元祐词坛、研究北宋后期词的学者，本书当是他们值得一读的参考书。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03.3.28
本版责编：孟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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