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关学文库》历经八年，终于付梓，对于西北大学出版社这样一家地方高校出版社来说，运作这样投资大、耗时长、经济效益不太乐观的项目，的确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强烈的文化责任感。

百道网：首先对《关学文库》发布会和研讨会成功举办表示祝贺。《关学文库》的编辑出版工作应该说历经艰辛曲折，终于付梓，作为西北大学出版社社长，同时还是《关学文库》编委会执行副主任，您一定感触很多，期间有哪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

马来：八年确实不容易，也多有感慨，但是我们一路走来的感觉非常充实。当初我们在2007年组织社科专家进行选题论证，大多数专家都认为这是功在千秋的工程，意义非常重大。当时我们请张岂之先生做学术顾问，张先生说，宋以后还有没有关学，需要研究，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也是这套书在学术上的一大贡献。张先生当年是侯外庐的学术助手，他和侯先生一起编《中国思想通史》，其中讲到张载的关学，当时的观点认为宋以后张载关学就衰熄了，实际上这是就狭义的关学概念而言的。张先生后来做了编委会主任，写了总序，在总序中他也提到了这个观点。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学术史的考察不像我们一般的就事论事结论下得这么简单，它更复杂一些，张先生在文库总序里讲，关学在北宋是一个开始，绵延很长，和其他学术形态一样，不同的时代要融入不同的时代潮流，它就发生了学术转型和变化。宋代张载立派时的那个学术观念，已经内化到以后时代的学术体系里边去了。程朱理学，很多概念也是从张载那里来的，像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变化气质的伦理教化思想等，都不同程度地内化到不同时代的学术体系里去了。

把这个项目推动起来也真是不容易，前三年是文献藏存调研、学术摸底，还有诸多的走访调查，掌握编辑出版的可行性，进而搞出策划的整体方案。前三年的工作是在出版社主导下进行的。后五年开始项目实施。我们请来的专家学者有他们面临的问题，工作问题、学术评价问题、生活待遇问题等等。我们需要学术创新，但是专家学者的创新是有条件的，目前高校的学术评价体系还没有把我们这样的国家项目纳入进去，所以项目推动起来需要做很多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工作还是出版社主导着，我们要推着作者向前走，把他手头其他的事情放下来，同时尽我们所能为作者创造合适的工作环境，集中精力，把学术创新搞出名堂来，这确实不容易。现在我们把关学八百年的历史脉络以历史文献的形式呈现出来，对关学主要学人的学术思想以评传的形式阐释，把关学的精神、思想的历程、学术编年展示解读，圆满完成了这项学术出版工程。组织、推动、运行、协调，这些工作都是很费精力的。

百道网：这套文库从创意立项到编辑出版，历时8年，您一定很清楚这样的项目投资大，耗时长，投入的编辑力量会很庞大，但不一定有钱赚，作为一家地主高校出版社，你们坚持这一项目的动力是什么？

马来：张岂之先生是我们出版社首任社长，他是学术大家，对这个出版社很有感情，总在心里惦记着。出版社的发展过程中，走了一些弯路。后来学校出台了一个关于出版社改革的办法。我应聘到出版社以后，按照学校授权对出版社进行改革，学校明确了社长负责制，我也是从社会招聘来的。当时这在全国还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出版社都是意识形态的单位，面向社会招聘还是一件比较敏感的事，但是当时出版社确实比较困难了，学校果断面向社会招聘。我来了之后，经过几年改革，出版社的情况有些改善，经济状况好转了，就可以去考虑做一些更有文化建设意义的事情。

当然我们是清楚的，搞这个项目想要赚钱肯定比较难。当时我们请专家学者进行调研论证，赵馥洁等专家一致认为关学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有八百多年的历史，著名的汉学家丁韪良、李约瑟对其有很高的评价；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看，关学也是唐以后政治中心转移、陕西地域最具影响的学术流派，从文化传承上讲，它对这个地域人文素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不说文化自信，但当认识到这种程度后，你就会觉得脚下这片土地的分量和意义，你站在往圣先贤曾经活跃的这片土地上，他们在此“耕耘”，这里养育着你，不由得有一种冲动，为往圣先贤文化传承，做存亡继绝之事会使你浑身充满力量，你会激动的，它和你日常平铺直叙那些工作完全不同，这可能叫文化的感觉。

作为地方高校出版社，我们认为做这个是很有意义的。我们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后来又被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规划。当初我们申报国家出版基金的时候，申请的是1300万字的规模，国家给批了158万元，在我们开展过程当中不断地发现新的数据文献，就增加了1000万字，这个也是超出我们的预料。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很重要，也很有必要，文库就是要体现它的全面性、系统性。后来陕西出版局又给了我们140万元资助，出版局非常重视项目的开展。

项目实施整整五年时间，我们出版社与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紧密合作，为了保证《关学文库》编辑工作的顺利展开，我们单独设立了《关学文库》编辑部，除了社里的六个编辑，还从社会上请了一些退休老专家参与工作。时任陕西省人民政府省长的赵正永对这项文化工程非常重视，后来他转任省委书记，仍然关心项目进展，先后作出四次批示，要求发挥参事馆员作用，发挥西北大学优势，保证文库质量。现在，《关学文库》不仅出版发行了，省政府给了很大的支持，包括资金上给予了一些保障；我们社在古籍文献整理方面获取了不少的经验，也培养了我们的编辑，我们从事出版工作的价值也有一个实现，很满足！

百道网：《关学文库》的定价并不高，这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对于《关学文库》的未来市场，您有什么样的预期？

马来：这个项目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这对我们非常重要，最起码能保证项目的启动。国家出版基金也有一些要求，在定价上不能过高，要体现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

从另一方面来说，读者对书的定价是非常敏感的，这么多年来，我们的书价虽在变化，但物价的变化远远超过书价的变化。经济效益也是我们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书的发行量也是社会效益的体现，没有发行量，哪有社会效益？所以我们要在定价和发行量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一定要想办法去实现它的价值。

这个项目得到了陕西省政府的重视，第一批我们印了2000套，政府就订了500套。为中华文化根脉传承做贡献，对地方文化建设，对思想史哲学史学术研究进一步开展都有重要意义。政府订购了500套书，除了分发给参事馆员，还要作为对外交往的礼品赠送，这对地方文化也是一个宣传。

这套书的馆配情况很好，在前不久的青岛馆配会上订了近9万码洋。目前首印的2000套已经卖出去不少了。

百道网：除了《关学文库》之外，还有哪些正在运作的重大项目？进展如何？

马来：我们还有一个项目叫《史记研究集成》。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研究代不乏人。在《史记》的研究上，过去讲的是有两个里程碑，一个是《史记》传播至唐代，那个时代有刘宋与唐的三家注，有三个版本从不同角度去注解《史记》，那算是《史记》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是古代《史记》研究的里程碑。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学者搞了一个《史记会注考证》，日本学者的《史记》研究一直在持续着，这是《史记》研究的第二个里程碑。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才开始系统研究我们的传统，包括《史记》研究。到了九十年代初，陕西有一批学人，这些学人还有相当一部分在我们陕西师范大学，这批学人有感于日本学者“史记在中国，史记研究在日本”的言说，力图在《史记》研究上搞出点名堂，提出司马迁是陕西韩城人，汉唐的中国文明的辉煌在这个地方，我们能不能搞《史记》的新的里程碑？从古今海内外《史记》研究浩瀚的卷帙里，会通鉴别，辑补整理，汇注汇校汇考，所以从九十年代起他们就开始搞，至今已经二十几年了，不容易，把《史记》所有的研究成果集成出来。当年的这个队伍里面的专家中年的到了老年，现在有80多岁、90多岁的好几个，还有几个已经去世了。

要搞一个里程碑很难，从2012年我们出版社就开始接手，第一批成果是史记十二本纪研究集成，700万字，到现在还在改着呢。这个稿子我们应该在明年就可以出来，现在到了后期。实际研究集成全部要完成，可能得要三四千万字。

这个项目完成了，应该是作为《史记》研究的新的里程碑，《史记》研究的所有的东西，古今中外把它都集成起来，十二本纪的集成我们也申报国家出版基金，已经立项了，这个项目正在实施。十二本纪完成以后，我们准备申报第二批立项，这也是我们“十三五”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

另外，我们还在搞全唐文的笺校整理，这项工作已经开始了。全唐文是清人对唐代文人的文章的汇集，是清人搞的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但里边有很多问题，张冠李戴的、舛讹错漏的、编年系年错误等问题很多。人文社科我们还在做一些其他的项目，通过“十三五”，我们出版社社科人文的历史文化这个特色基本上就明晰了。

（本文编辑  瞿磊）

来源：百道网 2015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