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鸣西应记》，王鼎钧编著，南京大学出版社，定价：32.00元（订购）

    本书回顾了王鼎钧在大时代中跌宕的文学之路，汇聚了他多年来积累的人生智慧和写作经验。
  
    本报推荐：王鼎钧被誉为当代华文“文坛常青树”、“一代中国人的眼睛”，他的散文和回忆录在两岸出版后影响巨大。

    问：您的四卷本回忆录在大陆出版，引起大陆读书界的热烈反响。对于八年抗战和国共内战，您的回忆录给大陆读者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最后一册《文学江湖》将台湾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这十年人在台湾的生存状况作了细致入微的刻画，这对大陆读者来说，是相当新鲜的内容，您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大陆的读者见过大场面，读过大文章，他们的见闻阅历大大地超过我。可是，“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那些年，我觉得他们怎么好像装在一艘很大的潜水艇里，深入海底，自给自足，与外界隔绝。一旦这艘潜艇浮出水面，外面的一只海鸥，一叶浮萍，都值得他看，都应该有人指给他看。

    我和他们活在同一时间，另一空间，一旦能够交通，但愿互诉衷肠。我并没有甚么奇迹，甚么秘密，但是，我司空见惯的，他们也许惊叹诧异；我理所当然的，他们也许不可思议；我百思不解的，他们也许早已成竹在胸了。这是两个世界叠合过程中必经的阶段，我的书可以有一点小小的贡献。

    论选材，我比同时代的回忆录作者更注意具体细节，这是文学训练使然。少年时代，苏格拉底的一件小事深深地影响了我。有人和苏格拉底谈勇敢，这是一个相当抽象的词，两个人展开对话：甚么是勇敢？作战不退是勇敢，要是上级下命令撤退呢？这就到了细节的层次。军队攻击的时候，百步比五十步勇敢；军队撤退的时候，五十步又比百步勇敢。在《赵氏孤儿》的故事里，程婴卖友偷生，抚养孤儿，是勇敢；公孙杵臼舍生就死，掩护孤儿，也是勇敢。

    我写回忆录，时时提醒自己不要综合，不要概括，不要论断，“勇敢”越少越好，“五十步或百步”越多越好。细节中有真相，有特色，有人性，“小”可以见大，“大”反而空洞。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芝麻绿豆里都能见天国，文学训练使我知道怎样选择。

    我和大陆上的读者娓娓而谈细节，细节之中有趣味，有思考，细节可以进入茶余酒后，街谈巷议，可以一语惊醒梦中人，可以使“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至于为了文章组织而不得不加的“总而言之”，算是技术性的收获吧，他们可以当做层次条理、章法结构的参考。
    问：您曾经说过，自己一生“四世为人”，离开故乡，离开大陆，离开台湾，从未再回去。与此同时，您又在想尽一切办法寻找故旧，接续以往的因缘，这是为什么？

    先说台湾。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台湾和大陆完全隔绝，地理上的隔绝，政治上的隔绝，文化上的隔绝，还加上历史记忆的隔绝，我称为真空包装。1949以前，我们读过的书有问题，接触过的人有问题，到过的地方有问题，服务过的机关名称部队番号都是问题，我称为背负原罪的初生婴儿。我们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无祖之裔。我们都只知有神州，不知有故乡，只知有亿万同胞，不知有至亲好友。

    八十年代，中美建交，大陆对外开放，我和大陆亲友通信，那些亲友和我谈未来，谈故乡建设，谈子女留学，我告诉他们，我是看看自己的前生，我不修来生。我说我是望乡台上的鬼魂。故老相传，人死后，牛头马面把他的灵魂领上一座高台，让他眺望他以前生活的世界。我说我像毛姆，来拣前生留下的脚印。那些切断了的神经血管，一根一根又接通了，像大手术一样，我受到极大的震撼。我用一本散文记录震波，那就是《左心房漩涡》。

    那时，经过三年饥荒，十年割资本主义尾巴，大陆亲友非常贫困，有人从海外寄给他们一点钱，对他就是很有用的接济，海外的人给他一点点温情，对他就是很大的安慰。而且海外关系一经开始，地方上的领导就会看重他，照顾他。想不到阴差阳错，我有了这么片刻的优势。

    我要趁此机会还前生欠下的人情债。除了母恩难报，抱恨终天，我在颠沛流离中得到的帮助，都可以作出一些补偿。对方非常惊喜，他没想到当年无意中的一宿一饭，竟是不灭的因缘。他也没想到他教过的千百学生中，他带过的千百士兵中，他治过的千百病患中，居然有人在三十年后念念不忘。统战部门因此怀疑过我的动机，那是他们的职责所在。我呢，求个心安，我也希望有些人因此不会丧失对人性最后的信心。

    本文摘自《东鸣西应记》

来源：《新华书目报》2015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