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为什么说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我国在税收问题上有什么明显的欠缺？纳税人应当拥有哪些基本权利？国家应该怎样征税，税收怎样影响中国人的生活？为什么减税应当成为国策？对这些与百姓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作者都做了深入浅出的探讨和研究。

经济学家陈志武说，“李炜光教授是我最尊重的财政学者之一。”李炜光是天津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市场经济中的财政政策》《中国财政史述论稿》《魏晋南北朝财政史》《税收的逻辑》《李炜光说财税》《漫话我们的经济生活》等。其《大家的财税学》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来，备受好评。陈志武教授评价说，“他的这本著作给我们展示，宪政问题在抽象层面主要表现在政府权力与民间权力的平衡上，但在具体层面上则表现在私人产权保护和财政税收上。中国知识界以前对宪政的关注，以抽象的政治权力为主，以为只要有权力制衡架构，即成。李教授的研究告诉我们，实际不然，一国的具体财政才是决定宪政是常态还昙花一现的基础。学习李教授的著作，是掌握宪政具体基础的第一步。” 自今日始，我们将陆续发布本书的书摘连载。

精彩书摘：

政府力量对商业发展是双刃剑

有学者认为，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是一种自发的演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是不需要政府行为的。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末期，代表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政府不可能去扶持市场经济的生长点，反而恰恰构成对新生市场因素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威胁（廖进球：《论市场经济中的政府》，第41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想当然式的理论推理，历史证明不是这样的。

在市场经济成为支配性制度之前的漫长岁月中，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极为艰难，并且经历着两种不同的道路。一条是从汪洋大海般的自然经济中逐渐演化出行会等市场组织，借以保护和扩大商品交易的规模，我们可以从中外历史上找到许多几乎完全相同的例子；另一条道路是政府推动商业的发展。在和平时期，统治者出于自身财政目的，往往视商业为“财源”，推行一些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政策。这也可以从中外历史上找到许多例证。遗憾的是，无论沿着这两条道路中的哪一条道路演进，都走不到我们所说的支配性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因为，商品交换活动的扩大需要有三个条件：一是安定的市场环境(中外历史都证明，一旦发生战乱，商品货币经济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二是商人的财产权得到承认和保护；三是保证商人之间的合同履约，违反者应得到处罚。这三个条件都属于公共产品，商人自己是无法提供的，也就是说，市场在这里是“失效”的。商人自发的行会组织固然也可以在合同履约方面提供一些服务，但受行业、眼界、利益、地域等条件的制约，这种服务无法做到公正、公平和具有全国性，商人之间的道德自律和相互监督也无法确保合同的履行，这就需要有第三方出面，这第三方就是政府。

一方面，政府与生俱来的强制力，是交易双方认同并自愿接受的东西，缺少这种强制力，交易活动就无法顺利完成。所以，对于市场失效的领域，政府非干预不可，舍此市场经济就难以正常运转。从另一个方面看，完全依靠政府力量推动商业发展也是行不通的，因为政府的直接目的是财政需要。既然君主们为了财政需要而鼓励商业发展，那么，也可以为了财政需要在旦夕之间毁掉商业。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国明朝初期朱元璋对商人实行“三十税一”的轻税政策和明朝中期发生的“矿监税使”案。市场的发展虽然需要政府的某种介入，但不能完全依靠政府力量的推动，在充分竞争的市场活动领域，政府不应该插手其间去直接取代市场的作用，其活动范围只能局限在市场失效的领域。

因此，市场经济离不开国家公共财政和市场运行的双边互动，提供合格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支持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也就成为人类社会需要政府存在的理由，甚至是唯一的理由。这是公共财政必须承担和完成的历史使命。（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移动官网）

来源：百道网 2016年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