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冬著：《韩邦奇评传》，西北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1月第1版，2016年3月第2次印刷，定价48.00元［订购］）

　　韩邦奇是明代中期卓有成就的关中理学家，字汝节，号苑洛，陕西朝邑（今大荔朝邑镇）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五年（己亥，1479）秋八月十二日，卒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乙卯，1555）十二月十二日夜半的关中大地震，年77岁。是关学家中为数不多的学问涵盖易学、乐学、书学、礼学、文学，兼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地理诸多领域的当世大儒。

　　韩邦奇30岁中进士，步入仕途，历官吏部考功司主事、浙江按察司佥事、山西布政司左参政、四川提学副使、南京太仆寺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韩邦奇生于成化年间，为学成长于弘治年间，出仕从政、交流学术于正德、嘉靖年间，一生出入仕途长达50多年。居庙堂之高，尽心国事，劲节自持，风骨刚直；处乡野之僻，授徒讲学，述圣立说，省身孝悌；考绩政府官员，禁绝夹带，不留情面；处置边镇哗变，胆略过人，深谋远虑，可以称得上是能官干吏，国之重臣，直声闻于朝野。

　　韩邦奇早慧，从专治宋代蔡沈《尚书》学的父亲那里得到学问真传。为诸生时即有所著作。19岁时，据《尚书▪禹贡篇》经文并全部采用蔡沈传文，编撰地理学著作《禹贡详略》，对全国各地山川、河流、泽薮、郡邑、交通、土壤、物产、贡赋等加以详细考证与注释，希望后学能够“本其说以研经义，考其图以穷原委”。

　　25岁，作《易学启蒙意见》（通称《启蒙意见》），代表了他早期的易学思想，是对朱熹易学思想的阐明，也是对邵雍易学思想的进一步推演。

　　26岁，作《律吕直解》，对宋代蔡元定的《律吕新书》进行注解，认为蔡氏所作“理虽显而文隐，数虽著而意深”，但不便于初学者。书中详细叙述了候气、五音、黄钟、度量衡以及律声产生、声律和谐与古今声变等制器、生声、正音、转化问题。依照自己的研习心得，试图解决根据“三分损益法”生律十一次后不能回到出发之律上的问题。认为音律本于自然，天地自然之气是与律吕相通的。

    37岁，作《洪范图解》，以图文结合的方式，解说宋代蔡元定之子蔡沈《洪范皇极》所创立的“演范之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是编因蔡沈《洪范皇极内外篇》复为图解，于每畴所分之九字系以断语，俾占者易明。其揲蓍之法与《易》之蓍卦相同，所言休咎皆本于《洪范》，亦与《易》象相表里，盖万物不离乎数而数不离乎奇偶，故随意牵合无不相同云。”可见，《洪范图解》一书是韩邦奇力求贯通《书》《易》之学的潜心力作。

　　作为学术大家的韩邦奇，除了对宋代理学家朱熹的《易学启蒙》、蔡元定的《律吕新书》和蔡沈的《洪范皇极内篇》三部书进行推演发挥外，能够表明他在学理上属于关学一派的，是他对张载思想学说的体认和发挥。韩邦奇于正德十三年（戊寅，1518）步入40岁时完成《正蒙拾遗》一书，此后经过长达20余年的充实完善。嘉靖二十一年（壬寅，1542），门人、福建道监察御史樊得仁重刻韩邦奇的《性理三解》时，以《正蒙拾遗》代替《律吕直解》，与《启蒙意见》《洪范图解》一起，构成此后《性理三解》一书的固定篇目。

　　青年学者、《韩邦奇评传》一书作者魏冬教授认为，韩邦奇基于对张载之“道”是感而遂通、流行发见的真知灼见，对张载在中国思想史、关学思想史上的地位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韩邦奇曾经说：“自孔子而下，知‘道’者，惟横渠一人。”又数曰：“横渠灼见道体之妙”，“横渠真见造化之实”，“横渠灼见性命之真”（以上具见《正蒙拾遗•太和篇》），如此之评价，远远高过宋儒如朱熹等人，确立了张载及其关学在“道”论史上极为重要的地位。不仅如此，韩邦奇对张载之道论更做了进一步的推阐，他承接张载思想，在“性道一物”的基础上阐述了“性”“道”两者“存之于心”和“发之于外”，“寂然不动”和“感而遂通”的特性，提出“形而上之谓‘道’，气而上之谓‘性’”的命题，辨析了张载哲学中之“太和”“太极”“太虚”与“道”“性”“气”彼此相应的基本内涵。其“循环渐变”的演化论和注重《东铭》的修养论亦是张载关学崇实学风的时代再现。其门人白璧言之：“（韩邦奇）论道体乃独取横渠”，正是韩邦奇对张载思想最为突出继承之精确表述。

　　在前面列举的几种著作之外，韩邦奇还有《易占经纬》《卦爻三变图说》《易林推用》《苑洛志乐》《苑洛集》《苑洛先生语录》行世。这些著作广泛涉及经学、理学、音律、兵法、天文、地理、诗词、歌赋等内容，对研究明代中期政治、经济、军事、边防、马政、文化教育、人才选拔、社会生活等方面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韩邦奇不特以旨归于张载开创的关学思想名世，还以其为官从政时的关心人民疾苦、嫉恶如仇、刚直不阿而声闻当世、垂范后代。他一生奔波仕途凡五十余年，五次黜陟，五次起复，对朝局政事和社会环境的感悟与认识，远在尸位素餐、饱食终日的昏官庸吏之上。他的种种经历与遭遇，在历代关学家中都是很少见的。

　　据王学谟《续朝邑县志》卷六《人物志》记载，武宗正德六年（辛未，1511），韩邦奇奉命考察都御史，“都御史私袖小帙窃视，邦奇曰：‘考覆公事，有公籍在，何以私帙为？’乃掣其帙封贮不检，都御史为逊谢。同曹郎皆缩项失色。寻调文选司。太宰托意为官择人，欲发视缺封，邦奇执不可，曰：‘发则有私。’诸曹咸依阿，邦奇执愈厉，卒不更。太宰衔之。”对徇私舞弊、弄权坏法、结党营私的都御史、太宰（吏部尚书）等人没有留一丝情面。

　　在浙江提刑按察司佥事任上发生的两件事，再一次显示了韩邦奇的政治敏锐性和对社会问题的深刻洞察力。一件事是忠于朝廷，数次压制裁抑宁王朱宸濠的谋逆行径。据《明史·韩邦奇传》《明儒学案》、冯从吾《关学编•苑洛韩先生》等史志记载，武宗正德九年（甲戌1514），36岁的韩邦奇迁浙江按察佥事，巡两浙。“时逆厮钱宁以钞数万付浙易银，当事者敛馈恐后，先生檄知县吉棠散其敛，卒不馈。宸濠将举逆，先命内竖假饭僧数千人于杭天竺寺，先生立为散遣。濠又以仪宾托名进贡，假道衢州，先生召仪宾诘曰：‘进贡自当沿江而下，奚自假道？归语尔王，韩佥事在此，不可诳也！’后三年，濠果通镇守欲袭浙江，赖前事发，奸不竟逞。”

　　另据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九〇记载，武宗正德十一年（丙子，1516），朱宸濠仍不死心，企图拉拢韩邦奇投效。宁王“遣门客宗元和尚见邦奇，以示拉拢之意，其曰：‘一天新星象’，心意明矣。邦奇以二诗答之，以示不改节操之意。”韩邦奇所答两首诗，亦见于《苑洛集》卷一一，题作《梅/答宗元》《竹/题宗元画轴》。其前诗云：“凌霜傲雪不凡才，直到严冬烂漫开。不为春光便改色，莺莺燕燕莫相猜。”后诗云：“劲节虚心本自奇，四时常见绿猗猗。笑他江上罗浮树，只放寒花三两枝。”以诗言志、明志、存志，不为奸人的说辞所诱惑，据此可见韩邦奇为人之正直，对朝廷之忠贞不二。

　　明代中后期，矿监税使、缇骑厂臣四出骚扰地方，搜刮民脂民膏，引起东南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社会动荡不安，潜藏着深重的统治危机。作为地方官，韩邦奇直言不讳，敢于触及明武宗聚敛贡物做法的要害之处，并“数裁抑”皇帝的额外需索。这是第二件事情。
武宗正德十一年（丙子，1516），韩邦奇上《苏民困以保安地方事》疏，大胆揭发镇守太监的诸多恶行，反映老百姓的疾苦，主张停止从民间搜刮皇帝私人的贡项。在奏疏中，韩邦奇说：“镇守太监王堂、市舶太监崔珤、织造太监晁进、督造太监张玉，各差参随人等在于杭、严二府地方催前项进贡，固已勒要收头银两，而不才有司官吏及粮里人等倚是贡物，无敢稽察，任意科敛，地方被害，人不聊生。而肆太监伴贡之物，动以万计。是陛下所得者一，而太监即所得者十，参随人等所得者百，有司官吏所得者千，粮里人等所得者万。利归于私家，怨归于朝廷。上供者一而下取者万，况此等之物品不甚竒，味不甚美，何足以供陛下之用哉？及照建、富等县地方，地瘠民贫，山枯乏樵猎之饶，江清鲜鱼虾之利，兼以近年以来，水旱相仍，征科肆出，军民困瘁已极，故前岁流民相聚为乱，一呼千百，几生大变，幸赖无捕而安，今尚汹汹未靖。往事在鉴，实可寒心。伏望陛下敕下该部，将前项贡物特从停止，仍行巡按御史并按察司及该道分巡官揭榜戒谕，今后敢有指称进贡名色，在于各地方需索财物，骚扰为害，应参奏者奏请究治，应拿问者径自拿问，庶民困可苏，而地方可保无虞矣。”奏疏简短有力，观点明确，对“陛下所得者一，而太监即所得者十，参随人等所得者百，有司官吏所得者千，粮里人等所得者万”弊端的概括，一针见血，振聋发聩；对“近年以来，水旱相仍，征科肆出，军民困瘁已极，故前岁流民相聚为乱，一呼千百，几生大变”，“今尚汹汹未靖”危局的分析，放眼全局，高屋建瓴，鞭辟入里。

　　不仅如此，韩邦奇还作了一首《富阳民谣》，形象地反映了加在老百姓身上的沉重负担。其词曰：“富阳江之鱼，富阳山之茶。鱼肥卖我子，茶香破我家。采茶妇，捕鱼夫，官府拷掠无完肤。昊天胡不仁，此地亦何辜！鱼胡不生别县，茶胡不生别都！富阳山，何日摧？富阳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鱼始无。山难摧，江难枯，我民不可苏！”《富阳民谣》后半部分的悲怆呐喊，与“时日曷丧？予与女皆亡！”《诗经•国风•魏风•硕鼠》中的“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具有同声相应、异曲同工之效，两相对照，从中可以看出韩邦奇对解决百姓沉重负担的焦虑迫切心情。令人唏嘘不已的是，奏疏上达天听，忠心换来祸殃。朝廷不但没有采纳韩邦奇的铮铮谏言，反而听任奸佞之徒借机构陷，将其械系京师，投入诏狱，而后将其削职为民。在归乡里居的日子里，韩邦奇仍保持自身节操，以讲学授徒，著述撰文为职事；并与其弟侍奉双亲，至亲孝悌，声名传之乡里。在他身上体现出关中学人崇尚气节，注重操守，敦善厚行，注重践履，为士人先，为世人范，为社会树立道德标杆的高尚人格和可贵品质。

　　韩邦奇是明代中期与马理、吕柟并立于世的关学思想家，他所做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值得我们今人很好地加以发掘和利用，以期推动对绵延七八百年的关中理学传承、演变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过程的深入研究，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有益的借鉴。

来源：西北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