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世纪初，盛极一时的大唐帝国轰然崩塌，中国古代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入了历时近4个世纪的剧烈震荡期，拥有不同历史积淀、不同社会形态、不同生活方式的民族共同体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与冲突，中原汉民族政权羸弱无力，边疆民族政权分立迭起，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契丹、女真等北疆民族凭依外力控制的弱化与自我族群结构的革新，利用充足的时间与空间成功地实现族群分化与政治整合，最终完成帝国体系的建构，以辽朝、金朝之身份主宰了中国古代多民族国家历史的走向与进程。故此，追问契丹、女真等族群如何通过族际互动来调整社会结构关系乃至完成政治整合，“变家为国”，主宰中国古代历史进程，当然就成为学者关注并倾力研究的课题。新近出版的孙昊先生新著《辽代女真族群与社会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以下简称“孙著”，凡引文只注页码者均出自是书）即属这方面的著作。读罢是书，总有见微知著，“发潜阐幽”[1]之概叹，总体说来，是书完全摆脱了辽金史研究领域旧有的传统思维定式，形成了思考辽代女真族群的分化与变迁的一些基本“预设”，不完全套用社会演进理论的一般概括模式而叙史，而是运用跨学科的族群理论将辽代女真族群的分化与变迁置于历史与社会互动语境之中进行“独辟溪径”的解析与阐释，令人耳目一新。

　　研究辽代女真族群的演进贵在运用恰当的学术理论与方法，云大教授李杰先生说：“不同的理论与方法之间存在高低不同的层次，它们的价值是不完全相等的，这反映在它们对事物概括的深度和广度上，能对事物进行较大范围的概括和较深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具有较大价值，反之则只有较小的价值。”[2]孙著于学术理论与方法上不囿传统，推陈出新，予辽代女真族群的分化与变迁以全新阐释。回顾以往的辽代女真族群研究，国内外学者也多将精力集中于辽代女真的微观之史实考证辨析与中观之民族发展路径上，与孙著的学术理路与史学观念并无二致，但却存在诸多误区，如微观研究上虽厘清了辽代女真族群的相关事件、史地名物，使辽代女真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一步，然鲜有重视辽、宋、高丽、金四方之传世文献所记述的主观背景、知识体系以及自我认知间的差异与联系，当然更少有学者动态地审视辽代女真族群之族际互动与政治整合的嬗变；中观研究上虽自觉地运用理论与史实相结合的研究模式，推动辽代女真研究的不断深入，然更多的是将中原汉族士人之文献记录的女真社会结构依据经典理论之论断，按照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的发展模式，机械地进行“孤岛式”的理解，这种脱离历史语境与地域背景的考量，势必忽略女真社会自我认知体系的阐释与研究，使辽代女真社会研究趋向单一化、简单化，导致辽代女真社会的族群问题自然也就被遮蔽了，很难清晰地透视女真族群在族际互动与政治整合过程中向次生国家形态演进的内在动力与路径。孙著最大的不同在于，突破了以往女真史研究中单一的民族――政治体之传统研究模式，从辽代王朝中心与东北边疆区域社会的政治互动的视角，借鉴族群识别的类属、分类方法，重新审视见于辽、宋、高丽、金四方自我认知的文献中所记述的识别标准，审视辽代女真诸族群间出现的政治、社会背景，尤其关注辽朝对东北边疆区域的政治经略与女真社会的族际互动与政治整合，主张“中心――边缘互动视角是理解女真族群分化与变迁的关键”，“综合分析这些（辽、宋、高丽、金四方文献）多元认识系统，整合各异的族群识别范畴与标准，力争梳理出多层次的族群变迁史，而不是孤岛式的民族发展史”。（第22页）“只有对契丹、女真民族内的族群关系、社会状况有清晰的认识，才能对辽金王朝的一些重要政治与社会现象给予合理解释。”（第1页）孙著在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及其研究理念上无疑为契丹、女真等北疆民族在族际互动与政治整合过程中向次生国家形态演进的方式与路径提供了新方向。正如吉大教授杨军先生在“序”中所言：“此种研究思路，不仅是非常新颖的，也是非常正确的，更是推进北族社会史研究的必由之路”。（第2页）

　　准确把握学术史是一部成功史学著作的前提且必要条件，既体现著述者治学态度与学术功底，又是著述者问题意识产生的动力源泉与阐释内容的创新刻尺。北大教授荣新江先生说：“对今人的研究成果有充分的把握，那样既可以很快判断新出的论著是否需要参考，同时也可以从前人的研究中找到问题点，并且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进步”。[3]此论确实表达了当今史学研究的基本趋向，无论是规模宏大之鸿篇钜制，还是引经据典、阐发幽思之学术论文，学术史的梳理与研究均构成研究的内容。孙著在研究辽代女真族群的分化与变迁之相关问题时很好地贯彻了这一学术理路，使之史论紧密结合的21万言增加了无形的厚重感。孙著不仅在“导言”中分“辽代女真史事研究”、“辽代女真各支族群的专题研究”、“辽代女真社会研究”等三个领域对以金毓黻、张博泉、孙进己、关树东、王民信、（日）池内宏、（日）松井等、（日）三上次男、（日）津田左右吉、（韩）金渭显、（韩）李东馥、（韩）金光洙等为代表的中外学者的辽代女真研究成果做系统梳理，而且在具体问题的探讨上也尽可能地从史源学抑或学术成果上给予准确把握，既提高了学术质量，又不掩他人之功，如讨论“阿穆尔女真文化”时，对马一虹、乔梁、冯恩学、谭英杰、赵虹光、孙秀仁、干志耿、（俄）涅斯捷罗夫、（俄）奥尔洛娃、（俄）麦德维杰夫、（俄）季娅科娃、（俄）沃罗比约夫、（日）爱新觉罗·乌拉熙春等前贤的论点给予充分利用；讨论“三十部女真早期记事”时，对孙进己、王可宾、韩世明、（日）小川裕人、（日）池内宏、（韩）李东馥等前贤的论点给予着力强调，总体说来，孙著在讨论具体问题时总是述前贤论点的基础上阐述著述者的研究心得，这几乎是贯穿全书的基本特色。

　　在实际操作中，制约辽代女真族群的分化与变迁研究的最大“瓶颈”是文献记述舛误与史料阙如断裂，难于展开辽代女真族群诸问题之向纵深推进，此或许为至今尚未有该领域专门著述问世的症结所在。严耕望先生说：“新的稀有难得的史料当然极可贵，但基本工夫仍在精研普通史料。”“真正高明的研究者，是要能从人人能看得到、人人已阅读过的旧的普通史料中研究出新的成果”。[4]北大教授邓小南先生说：“‘材料（史料）’与‘议题（问题）’，是历史学家终日涵泳于其间、终生面对且尽心竭力处理的对象。从某种程度上说，研究水平的高下，正是取决于论著者对于‘材料’与‘议题’的把握方式。”[5]在史料记述舛误与不足征的情况下，要求著述者应具备丰厚的文献学功底与解读史料的超强纠错能力，不仅要完全汲取直接史料之确切信息，还要尽可能解读史料所隐含之间接信息以及对史料舛误做必要之考辨，这必定要求著述者之史料搜罗范围应更宽更广，在此基础上再将获得的信息置于学术理论与方法之上，置于当代学术研究成果之中，以超强的智慧进行深度剖析与全新阐释。在孙著中，著述者的史料剖析解读之功、重视微观与宏观相结合以及学术理论与学术成果相结合的治学理念是相当突出的，确实做到了以“人人已阅读过的旧的普通史料”中嗅出新的“议题”、新的“成果”。如在辨析女真来源之后指出：“学界目前对靺鞨、渤海到辽代女真的族群发展史的研究并不清晰，无法从学理上证明女真是由黑水靺鞨发展而来，反而追随古人的民族史观，进入传统民族史史料的陷阱，在没有坚实证据的情况下使用迁徙叙事，阐释特定历史时空内出现的族称。”（第35页）在辨析“黑水靺鞨与‘阿穆尔女真文化’”之后指出：“在时人观之，黑龙江中下游的族群为五国部，女真人导地在其西南。五国部文化是由黑水靺鞨发展而来，与辽代女真族群无涉。”（第49－50页）如在论及女真始见时间之二说并存时，著述者从史源学的角度仔细梳理古文献《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裔夷谋夏录》、《松漠纪闻》、《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记述上的差异，辨析正误，认识到宋人对女真的认识存在北宋系统与南宋系统，北宋系统以《宋会要辑稿·蕃夷·女真门》为代表，其文本于宋天禧年间陈宽所上《高丽、女真风土朝贡事仪》，将三十部女真事迹泛化为整个女真的状况，这是女真早期历史研究陷入一定误区的主要原因。（第127页）在辨析“三十部女真非‘黑水’后裔”之后指出：“女真人与黑水人存在亲缘关系，但两者并非像学界通说所认定的那样，属于同一族群的不同名称。10世纪渤海灭亡前后，女真人才占据了高丽东北部原黑水人的地区。三十部女真应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登上历史舞台的，其早期历史应从9世纪末开始，但因相关文献匮乏，已无法了解三十部女真兴起的详情。”（第122页）在具体而微观的史实辨析基础上，孙著还在理论与史实相结合的中观层面有所创见，如明确区分了女真社会自身的族群与部落观念，指出部落属于地域政治单位，提出“女真的部落存在部落、村、里三级结构，每个层级都有相应的酋长存在，但是这样的层级结构仅是地域意义上的，并非上下隶属的科层式等级”的新观点，同时还指出：“部落能够独立决定自身的政治行为，不必受制于族群内的其他部落。”（第134-135页）再如通过11世纪生女真政治体按出虎水完颜部的剖析后指出：“按出虎水完颜部在穆宗盈歌时期已经形成地域控制的等级性结构。其内部结构主要由核心部、直辖区、征服区以及保留一定传统关系的区域而构成”，姻亲与宗族两种血缘关系实际上属于“地缘政治关系的产物，属于政治支配的手段，与传统部落社会的血缘组织有着本质区别”，经过区域政治整合之后的“生女真的政治体已具备早期国家的基本特征”，（第112页）进而否定了学界视辽代女真社会为血缘氏族社会的一般认识，进一步强调对社会理论中的国家衍生与历史中的王朝建国两个不同的范畴进行区分的的观点。（第236页）类似于此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史论互动之辨析，在孙著中随处可见，正如吉大教授杨军先生所评价：“不仅穷搜旧史、网罗遗闻，还对西方有关国家起源的诸种理论精研深思、辨析批评，试图以西方的新理论排比中国古史资料，以中国独有的史料验证西方的理论，以期在此基础上，修正西方相关理论的偏颇，对中国北族国家起源的过程做出全新的理解。”（第2页）这不能不说是孙著的又一闪光之处。

　　总之，孙著能够运用传统考据学与实证的方法探讨社会理论的研究对象，为辽代女真族群与社会基本单位进行定性，纠正传统观点存在的误区，能够借鉴民族学族群理论的研究成果，敢于对学界已深入讨论的传统议题进行再研究，这应为是书的核心要素，也是令人最为推崇的。然而，作为一部成功的史学著作，是书还是留下了些许遗憾。就是书的整体内容而言，其核心内容当为（1）“女真先世的叙述与历史”、（2）“始见之女真及其变迁”、（3）“生女真的区域分化与政治整合”、（4）“三十部女真的族群变迁”等四个部分，除（1）部分对传统的“肃慎族系”的划分进行检讨、重新释读女真的来源及其社会关系外，余者部分实际上可视为三大地域的女真族群的分化与变迁研究。以地域观之，难免给人以个案研究之嫌疑，尤其是著述者在“后记”中所作的三个“预设”（其一，“国家起源或形成的研究是遵循发生学方法进行的，其关注点在于思考当代国家的构成要素在古代的表现形式和起源问题”；其二，“中国北族社会并非孤岛式的独立演化，而是在与周边民族、国家进行频繁互动与交流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一过程具有独特的时空特征，不能完全套用社会演进理论的一般概括进行叙述，但能够在长时间上印证社会演进理论阐释的一般趋势”；其三，“11世纪的女真社会是被汉文文献全程记录的，由部族向国家转型的古代游民社会。汉文文献的编撰者是按照自身的政治背景与认识水准对女真族群与社会发展进行梳理、解读的，与现代理论语境中的基本概念存在一定的距离”。（第235－236页））及其论述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著述者之史观相较，是书的遗憾便是在见微知著、“发潜阐幽”的基础上，需加强（2）（3）（4）个案的整体整合，以是书的（1）（2）（3）（4）内容为研究基点，更多地阐释不同地域的女真族群的社会结构关系与政治结构整合，最终形成完整的“辽代女真族群的分化与变迁”之理论体系构建。正如吉大教授杨军先生所言：“研究女真族建立之前的社会历史演进过程，无疑非常具有代表性。以此典型个案为突破口，体现出孙昊的学术敏感度，而我更为期盼的是此个案研究之后的宏大理论体系的成熟。”（第2－3页）诚然，建立起北疆民族的基本研究范式，建立起北疆民族“由家变国”的理论体系或许是著述者将来的既定目标。

　　众所周知，契丹、女真为中国北疆历史上的东胡族系与肃慎族系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两个相当典型的个案，契丹代表北方游牧族群的发展面貌，而女真则代表森林地带之渔猎采集族群的发展面貌，是书作者择取契丹统治下的女真族群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历史学、民族学、政治人类学、历史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探究女真族群在崛起过程中的不同女真族群的政治整合与族群关系的区域分化，诠释辽代女真族群的分化与变迁，尤其是个案研究在北疆民族中的典型性，代表性，更值得学界引起高度重视。

　　——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辽金历史与考古》第6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版，第378–382页。

　　[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0页。
　　[2] 李杰：《史学方法论问题域探析》，《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第153页。
　　[3] 荣新江：《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2页。
　　[4] 严耕望：《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5] 邓小南：《永远的挑战：略谈历史研究中的材料与议题》，《史学月刊》2009年第1期，第50页。

来源：兰州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