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关学文库》是“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是我国第一部对历代关学文献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的大型丛书。它以继承、弘扬、创新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宗旨，以文献整理的系统性、学术研究的创新性为特点，其出版在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我校政治经济学院刘学智教授、西北大学原校长方光华教授为该丛书总主编。2015年11月15日，陕西省参事室（文史馆）、西北大学出版社在北京举行了《关学文库》首发式，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为大会发来贺信，著名历史学家张岂之教授在大会上做了主旨演讲，编委会副主任赵援洁教授、组委会副主任徐哗先生在大会上做了主题发言。会议邀请著名学者张立文、陈鼓应、葛荣晋、陈祖武、陈来、杨国荣、李存山、林安梧、舒大刚、廖可斌、林乐昌、王美凤等学者参会，学者们就关学、关学精神、张载及关学的思想特征、关学的历史地位和学术贡献以及《关学文库》的编篡价值、学术价值和出版意义发表了许多精辟的意见和看法。这里选登部分专家学者的发言，以飨读者。

 
　　“关学文献”与《关学文库》的编篡价值

　　张岂之

　　两宋的理学一开始是以地域文化的面貌出现的。朱裹在《伊洛渊源录》中将张载的关学与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的“洛学”并列加以考察。明初宋濂、王祎等人篡修《元史》，将宋代理学称为“濂、洛、关、闽”四大学派，它们各有特色。清初黄宗羲草等撰《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强调不同地域文化的特点，认为如果把它们看成一个样子，“以水济水”，那就不是“学问”了。
中华传统文化由分到合，由异到同，反映了连绵不断、生生不息的特色。研究地域文化是必需的，“百花”中的一花——“关学”自然也不可或缺。

　　对于关学的文献整理与相关研究，不仅是中国思想学术史的重要课题，也是体现陕西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举措。《关学文库》的编篡和出版，就是这一举措的具体体现。但是《关学文库》的编篡有一定的难度。1984年，侯外庐、邱汉生先生和我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上卷出版。关于“关学”，我们是下了功夫去写的。其中有这样的话：“张载的思想，在关中地区影响很大，从学者甚众，一时门生云集，颇有声势，以他为中心，形成了理学史上最大的四个学派之一——关学学派。”（第92页）至于关学学派在元、明、清时期是否有所传承，在书中缺乏论述。我记得，这个问题在写书时曾经提出，终因“找资料困难”而暂搁。

　　事实上关学文献遗存丰富，但是长期以来却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和整理，除少量著作如《正蒙》《泾野先生五经说》《少墟集》《元儒考略》等在清代被收入《四库全书》之外，大量的著作仍以线装书或抄本的形式散存于陕西、北京、上海等地的图书馆或民间，其中有的已成孤本或残本。即使晚近的刘古愚、牛兆濂等人的著述，其流传也稀世罕见。民国时期曾有宋联奎主持编纂过《关中丛书》，但该书所收书籍涉及关中历史、地理、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内容驳杂，基本上不能算作关学学术视野的文献整理。

　　在《关学文库》没有上马前，当代学者也已开展了关学的文献整理和相关的研究工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华书局将《张载集》《蓝田吕氏遗著辑校》《关学编（附续编）》《泾野子内篇》《二曲集》等收入理学丛书出版。陈俊民所著《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也已对关学的学术源流及其思想作了系统的梳理。赵馥洁、方光华、刘学智教授等以及一批青年学子在研究关学思想、内涵方面也提供了不少可供参考的成果。这些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对于推动关学研究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关学文库》的编纂和出版做了应有的准备。

　　在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馆）和西北大学出版社的精心策划和鼎力支持下，在省内外多位学者和出版社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经过近5年的艰苦工作，《关学文库》终于出版问世，这是值得庆贺的一件事，也是陕西省一项重大的文化建设工程。

　　在《关学文库》的编篡过程中，曾经遇到过不少的困难。除了要克服文献搜集的困难之外，我们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才能使《关学文库》在文献整理这项专门学问上站住脚。最后，经过学者们的精心研究和努力，加上许多文献整理专家的悉心指导、认真审稿，再经过作者们一而再、再而三的修改，我们认为《关学文库》可以面世了。

　　现在出版的《关学文库》由两部分组成，共40种，47册，2300余万字。一类是文献整理类，即对关学史的重要文献进行搜集和整理（标点、校勘），其中涉及关学学者29人，编订文献26部。还有一类，就是关于关学思想的研究。这一类中的《关学精神论》《张载思想研究》《关学思想史》《关学学术编年》等，对张载思想特质、关学宗旨、关学精神和关学发展脉络都有较为系统而深入的阐述。《关学文库》的出版，是关学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上的盛举，凝聚着众多老中青三代学人的智慧和心血，为推进关中思想文化研究、培养学术后备力量、突出陕西区域文化特色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为表示对相关领导和专家学者的感谢，这里我献上绝句一首：“百折千回鸣脆响，/横渠活水泛新光。/太平日里读关学，/四句教中觅续章”。

　　（本文作者：西北大学、清华大学教授，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关学文库》编委会主任）

 
　　立心、立命、继绝以开太平——贺《关学文库》出版

　　陈鼓应

　　我想就关学精神及其现代意义说几句话。

　　第一，关学精神，它为往圣继绝学。我很欣赏这一点。在历史上，陕西不仅是政治的中心，而且是文化传承的发源地。几年前与刘学智兄谈到对《周易》的研究，我认为《周易》中有很多名词和用语是属于陕西的。他给我讲了两个例子。陕西是《周易》的发源地，张载继承了《周易》的思想。翻开《易经》，可以看出它充满了人生丰富的哲理，有太多的面向。如果你读履坎卦及囤井卦，你会觉得如果不能了解中华民族的多灾多难，你就不能了解文化深层的内涵。张载艰苦卓绝的思考，自成一个系统，正合于《周易》生生不息的精神，后者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代表。其次，张载继承先秦诸子，以儒学作为基本，又吸收了老庄思想。他继承孟、庄，特别是庄子的理论建构，《太和》是最重要的一篇。“太极”不是孔孟的概念，是来自庄子的，张载做了创造性的转化，把庄学融入其思想传承中。“万物一体”的观念也是庄子的，不是孟子的，孟子是从个体扩充之，这点钱穆先生一再辨析过。张载心胸宽广，把老子“有容乃大”和庄子齐物精神吸收过来，然后加以融合。张载的思想有他的历史渊源，有他的时代环境和时代使命，他主张士人必须要有社会的责任，有社会的担当。《关学文库》非常好，大家花这样的心血，只有以关学的开拓精神来做事，才能汇成这样的成果。

　　第二，理学的开创者应当是张载。有一种成见，说张载的思想受二程的影响才形成。但据我们的研究，张载哲学的一些重要议题和重要命题，绝大多数都是启发了二程。我准备写文章论证。另外，我在《哲学研究》上有专文论证，理学的开创者根本不是朱熹讲的周敦颐，我还注意到我的老师方东美先生好多篇文章都在批评周敦颐，他认为周敦颐那套从根本上说是道教的，“理”的概念在他那里没有出现过，而张载的书中出现了几十次“理”的范畴，张载才是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到四川，和道教人士成立逍遥社，可见他与道教联系密切。说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创者，这是有问题的。我认为理学的开创者应当是张载，我将来会有更多论证。

　　第三，张载和关学的现代意义、现代精神应不断发扬。因为受方东美先生的影响，所以我一直对宋儒有成见。不过，我后来多次读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6卷本，透过侯先生讲张载的思想，才改变了我的想法，并对张载很有感情。张载“继绝学”那种文化传统，“为天地立心”的视野，深刻影响了我。我主张在联合国的门口应该挂上张载的“四为”。联合国要以地球村的视野来看待问题，处理问题。“为生民立命”，要把关学的精神放到一个地球村里面去理解。当我看到难民潮，我们就要想到整个世界的灾难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西方列强导致的。“为万世开太平”，我们真的是要对话，要和谐地发展，最后像庄子的齐物精神，要体会每个民族精神都有它的独特性和它个性的地方。

　　（本文作者：北京大学人文讲习教授、道家研究中心主任）

　　“关学”的精神

　　陈 来

　　“关学”指“关中之学”，一般特指宋明儒学在今陕西关中地区的发展。关学也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如宋代道学主流的“濂、洛、关、闽"，其中的关学就是专指北宋时期的关学。一般认为，北宋中期的张载及其思想是关学的代表形态。张载讲学时便常常谈及”关中学者”，他与河南的二程论学，多介绍关中学者的看法。二程自视甚高，但对关中学者很为推重，他们说“自是关中人物刚劲敢为！”二程盛赞张载的《西铭》，说“须得子厚（张载字）如此笔力，他人无缘作得!”意思也是说关中学者的刚健力量才能做出《西铭》这样的大作品。

　　《宋元学案》序录说“关学之盛，不下洛学”，这是指北宋中后期。又说永嘉诸子“兼传关学”，这是讲南宋时关学仍有传承之绪。《明儒学案》三原学案也用“关学”之称，以描述明代关中之学。关中是一地域观念，故关学的说法表达了重视地域地理的因素。关学的特点，黄宗羲曾说“关学世有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而这一特点人们多认为与关中“风土之厚”有关。古代研究关学的学者认为，“关中之地，土厚水深，其人厚重质直，而其士风亦多尚气节而劲廉耻”。
　　
　　半个世纪以来，对关学的了解，往往从“以气为本，以礼为教”去凸现其特点。这种理解突出躬行实践，但却忽略了价值和境界。其实，我认为更重要的还得从“横渠四句”和横渠《西铭》去了解张载和关学的精神及其贡献。换句话说，对张载或关学的认识绝不能离开我们对宋代儒学主流，对宋代道学总体的认识和评价。照二程说，《西铭》是北宋道学最重要的文献，代表了道学最高的精神追求。而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开显了儒家的广阔胸怀，即为世界确立文化价值、为人民确保生活幸福、传承文明创造的成果、开辟永久和平的社会愿景。《西铭》是哲学的、伦理的，四句更是社会的、价值的，二者有不同侧重。四句突出了道学的价值理想，《西铭》指引出道学的宇宙意识，而张载的思想、整体是把高天和厚士结合←起，顶天立地、天人合一，故横渠四句和横渠《西铭》是关学对宋明儒学主流精神与核心价值的主要贡献。四句的意义在宋代还不甚突出，但在明代以后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其影响直至当代中国，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志向和心胸。在这个意义上说，横渠四句和横渠《西铭》构成了关学对中国文化发展的突出贡献。

　　《西铭》把古代的仁孝思想大大延伸，把孔孟的孝亲、仁民、爱物、事天一体贯通，发展了“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思想，扩大了仁爱的范围；《西铭》把孝亲、仁民、爱物、忠君都看作对天地父母、对天地大家行其大孝，从而大大提高了对道德行为的觉解，使人们从天地宇宙的角度理解个人的道德义务和穷达死生。《西铭》是以万物一气的思想为其基础的，后来张载弟子吕大临提出“凡厥有生，均气同体”和“物我兼体”，发挥了张载“视天下无一物非我”的万物一体境界。物我兼体即物我一体、万物一体，这些主张与二程洛学的“仁者与物同体”思想是完全一致的。相比起来，二程的“仁者与物同体”境界固然突出了博爱精神，但联系人伦日用不直接；而《西铭》境界高远，却联系着人伦日用，从更高的层次去理解人伦日用，体不离用。这也应是为什么朱子对二程的同体一体说有所不满，但对《西铭》则无间言的理由。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关学的精神就是《中庸》所说的“极高明而道中庸”，既追求博大高明的价值境界，又密切联系人伦生活的日用实践。

　　《西铭》经程门的表彰，其地位在南宋前期已经几乎与四书中的《大学》比肩，南宋儒学各家都把《西铭》视为经典，给予高度肯定，以至于后人称《西铭》为“有宋理学之宗祖”。正是《西铭》成为道学的经典及其影响的扩大，也引起了南宋淳熙年间反道学人士对《西铭》的攻击。他们批评时人“尊《西铭》而过于六经”，批评《西铭》把君主说成与一切人同出于天地父母，使君主和人民成了兄弟，是“易位乱伦”，意味着《西铭》消减了君主的绝对权威，缩小了君臣间的距离。其实这些对《西铭》的攻击，恰好证明了《西铭》在当时的重要地位和在政治思想上涵有的进步意义。

　　不仅北宋与张载同时的二程以及他们的后学对《西铭》推崇至极，而且宋代道学的总结者朱子大力推崇张载“心统性情”的思想，认为这个思想与二程“性即理也”的思想同样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在道学体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朱子还高度肯定张载的“气质之说”。可见，我们论及关学的思想文化贡献，不能只就张载论张载，就关学论关学，更要看主流道学对关学的认识、评价、吸收、肯定。道学的宇宙论、心性论、功夫论、境界论都有取于张载的学说，而且不是一般的吸取，是作为重要的核心命题来吸取的，这些证明张载思想对道学具有的发端和奠基的意义，张载本人也属于道学的创立者群体，宋代的关学本身就是两宋道学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我们研究关学不可忽视的两方面。

　　《宋元学案》的横渠学案说张载“其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的，以礼为体，以孔孟为极……循古礼为倡……于是关中风俗一变而至于古”。又说“关中学者郁兴，得与洛学争先”。明道学案“关中学者躬行之多，与洛人并”。可见当时多以关学、洛学并提。二程当时亦称关中学者为“关中诸公”“陕西诸公”。在宋代，关学与河南的洛学关系密切；在明代，关学与山西的河东之学关系密切，可见与其他一切有地域特色的学术一样，关学的发展也总是在与其他学术体系互联互通中实现的。北宋嘉祐、熙宁年间，形成了以二程、张载为核心的北宋道学的交往网络，而程张的思想主张共同地形成了北宋道学的主流。目前学界多关注把张载作为关中学派的代表，这是无可非议的。但也要指出，若只把张载定位于此，无形之中可能会只突出了张载关学对地域文化的贡献，成为地域文化的代表，而容易掩盖、忽略了他对主流文化——道学的贡献。我们把张载作为道学创立者之一，把张载与道学联结起来，而不把他限定在关学文化，正是为了突显关学对主流思想的贡献。关学在历史上的不断发展不仅是对以往关中学术的传承，也是对全国学术思想的吸收、回应和发展，积极参与了各个时代主流思想的建构，是“地方全国化”的显著例子。

　　儒学的普遍性和地域性是辩证的关系，这种关系用传统的表述可谓是“理一而分殊”，统一性同时表达为各地的不同发展，而地域性是在统一性之下的地方差别，没有跳出儒学普遍性之外的地域话语，也不可能有离开全国文化总体性思潮涵盖的地方儒学。不过，地域文化的因素在古代交往还不甚发达的时代，终究是不能忽视的，但要弄清地域性的因素表现在什么层次和什么方面。如近世各地区的不同发展，主要是各地的文化传统之影响，而不是各地的经济一政治结构的不同。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承认不承认地域性的因素，而在于如何理解和认识、掌握地域性因素对思想学术的作用。

　　近几十年来，与其他省份多侧重“文化”的展示不同，陕西非常关注“关学”的总结发掘。换言之，其他省份多是宣传展示广义的地域文化的特色，包括人物、历史、风物、民俗、诗文等，而陕西的“关学文库”工程更多关注的是学术思想史意义上的地域学术的传统。这是很不相同的。

　　《关学文库》是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内容包括两大系列，即文献整理系列和学术研究系列。文献整理系列含二十几位历史上关学学者的文集整理，学术研究系列含十几种研究的著作，两个系列共40余册，洋洋大观。文集的整理不仅细密精审，而且以文献的研究为基础，如新编《张子全书》，其中的《补遗》收入了3种供书以及其他相关文献，与通行本张载集28万字相比，增加到50多万字，成为最完备的张载著作集。《关学文库》不仅把关学的主要资料全部收揽其中，而且通过研究著作系统展示了当代关学研究的新成果、新水平。因此，这一工程的完成是中华文化传承创新的一项重大贡献，值得祝贺。正如张岂之先生在总序中所指出的，《关学文库》以继承、弘扬、创新中华文化为宗旨，以文献整理的系统性、学术研究的创新性为特点，是我国第一部关于绵延800余年的关中思想学术的基本文献整理与全面研究的大型丛书。这项重点文化工程的完成，对于完整呈现关学的历史面貌、发展脉络和鲜明特色，彰显关学精神、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作者：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弘扬“关学精神”的里程碑

　　陈祖武

　　《关学文库》是“十二五”规划期间国家的重点图书出版项目，份量厚重，影响深远，刘学智、方光华二位教授率领陕西省内外专家组成的学术团队，经过5年的艰苦努力，出色地完成了繁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任务，承西北大学出版社精心编辑、精心印制、精心出版，才有了这样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精品问世。

　　《关学文库》上起北宋中关学开派宗师张载及其高第“蓝田三吕”，中经明清间吕柟、冯从吾、李颙诸大儒承前启后，下迄清末民初刘光蕡、牛兆濂诸关学后劲，系统完整，浑然一体。800年间关学中人的代表著述，原原本本，荟萃一堂。源远流长的关学传统，一脉相承，后先辉映。全书寓创新于继承之中，不惟有《张子全书》一类功力深厚的基本文献精心整理，而且推出了当代学者的11部专题研究论著。其间，既有《关学史文献辑校》《关学学术编年》等用力甚勤的文献佳构，又有极具开拓价值的《关学思想史》和《张载思想研究》等等力作。2300余万言的《关学文库》，将文献整理与专题研究合为一体，对关学史进行了一次深入系统的成功总结。在中国学术史上，历史的经验业已证明，每一次学术文献的成功总结和整理，都必然会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毋庸置疑，《关学文库》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也必将成为深化关学研究的新起点。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作出这样一个乐观的估计，在未来5—10年间，陕西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界，一定会出现一批以《关学文库》为依据的优秀研究成果。

　　《关学文库》是在张岂之先生和众多陕西老一辈专家的精心指导和关心指导下，同心协力、攻坚克难的胜利成果。张先生为全书写了一份十分精彩的总序，这篇总序讲了什么叫关学，《关学文库》是一部什么样的书，为什么要花如此大的力气去编纂这样一部书，它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在哪里，等等，拜读之后，深得教益。我以为张先生的总序有一个画龙点睛之笔，那就是“关学精神的弘扬”。关于这一点，张先生讲得很清楚“关学典籍的收集与整理，是关学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础，文献整理的严重滞后，直接影响到关学研究的深入和关学精神的弘扬，影响到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和中国文化精神的发掘”。何谓关学精神？赵馥洁先生多年潜心于此一课题研究，最有心得，令人佩服。赵先生所著《关学精神论》，正是《关学文库》学术研究论著的第一部书。此外，刘学智先生精心结撰的《关学思想史》，林乐昌先生、方光华先生对张载思想的深入研究，皆于关学精神有过精辟阐释。我完全赞成几位先生的意见，尤其佩服学智先生系统、周密的文献梳理，以及凭以展开的理论归纳。

　　宋明以降，在中国学术史上，关学的开派宗师张横渠先生，不仅以其不朽的著作《西铭》《正蒙》而名垂史册，而且为他所首倡的四句话，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天平”，自明万历间冯从吾著《关学编》加以表彰，不胫而走，远播四方。直到21世纪的今天，几于家喻户晓，已经深深融入中国民族的精神血脉，成为我们民族历久弥新的文化基因。关于这四句话，晚近冯友兰先生讲中国哲学史，称之为“横渠四句”。此次编纂《关学文库》，学智先生通过历史文献的梳理，主张改作“横渠四为”，很有道理，建议日后就按学智先生的主张讲。“横渠四为”的第一句，讲的是“为天地立心”。心者身之本也，人而无心，无异行尸走肉。扩而大之，引伸开去，所谓”为天地立心“，乃是为国家和民族确立根本。这个根本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要确立和坚守共同的文化信仰，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第二句讲“为生民立命”。命者道也，所谓道，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全体国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是每个同胞都要去确立和坚守的精神目标。第二句讲“为往圣继绝学”。这句话本有特定的接受对象，要求每一个学人去身体力行，明确自身的学术使命。逾越历史的局限，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这句话讲的就是要弘扬和坚守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最后一句“为万世开天平”，也就是要为子孙万代谋福祉，讲的是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确立和坚守社会责任。

　　“横渠四为”是张载思想的精髓，也是关学精神的精髓。《关学文库》的问世，在关陇大地树立起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参加文库编纂、出版的专家，用创造性的辛勤劳动，在这座里程碑上镌刻上两行大字，第一行是“做深化关学研究”，第二是“做弘扬关学精神”。深化关学研究，归根到底是为了弘扬关学精神。因此，这座里程碑我们可以称之为弘扬关学精神的里程碑——祝贺《关学文库》出版。谢谢!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历史研究所所长）

 
　　“关学”：在研究中延续——《关学文库》的意义

　　杨国荣

　　关学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来理解，狭义的关学主要指张载及其弟子之学，广义的关学则从张载之后延续至元明清乃至近代。宽泛而言，具有地域性的学派，总是既涉及空间，又关乎时间。关学作为一种学派，不管作狭义的理解还是广义的理解，同样也具有空间性和时间性。从空间上说，它与关中这一特定地域密切相关；就时间而言，它则涉及历史的延续过程。

　　从整体形态看，历史中的中国思想既包含普遍性，也具有多样的表现形式。就具体的学派而言，其中则既包含与地域性相关的特点，也体现了中国思想的普遍性品格。对学派的研究，一方面能够深化对中国思想普遍内涵的理解，另一方面则有助于把握其多样的形态。通过对关学文献的系统整理、研究，《关学文库》具体地展现了以上两重视域，其意义不仅在于推进对特定学派的理解，而且在更广意义上为把握中国思想提供了一个特定的视角。

　　作为学派，关学奠基于张载，其基本特点也与张载的思想难以分开。从形而上的层面来看，张载的思想首先体现于天道。在张载那里，天道的关注与气的阐发联系在一起。冯从吾概括关学精神，认为其特点之一在于“穷神化”，也涉及以上方面。太虚即气，是张载的基本命题。在哲学上，“虚”常常被理解为元（道家）、空（佛教），由空和元，进一步又引向对世界实在性的消解。张载则把“虚”视为气的本来形态，而非不存在，由此在本原层面论证了世界的实在性。以太虚作为气的本来形态，哲学的视野和提问的方式开始发生了变化:以太虚即气为前提，世界只有"如何存在"的问题，而无“是否存在”的问题；对存在方式（“如何在”）的关注，取代了对“是否在”的质疑。冯从吾认为关学致力于“斥异学”，从中国思想演化的角度来看，这里的"斥异学"并非仅仅表现为维护儒学地位，而是同时体现为天道观上视域的转化。
以上的视域转化，其逻辑结果首先在于注重礼学。礼在儒学中与现实世界有更切近的关联，由注重礼，可以进一步引向关注经世致用。与之相涉的是重视实证之学，后者在关学的后学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明代的关学传人韩邦奇便在天文、地理、律历、数学等方面达到很高成就；晚明的王徵，则进一步吸取了西方近代科技思想，作《新制诸器图说》，展现了新的科学视野。

　　天道观上对世界“如何在”的关注，在人道观上进一步引向人“如何在”的关切。冯从吾在评价关学时特别提到其另一特点是“一天人”。所谓“一天人”，便可以从天道和人道相关性的角度去理解。在张载看来，从天道观上说，气的变化“顺而不妄”，其中包含衍化之序；同样，在人道方面，社会也有其自身之序，后者首先体现于礼所展现的人伦秩序。在这里，天道与人道呈现内在的相关性。

　　在时间和历史的维度上，关学这一学派同时具有不断延续、生成的特点。从张载的奠基，到其后学从不同方面的阐发、展开，关学的内涵在历史中衍化中经历了一个丰富、发展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过程在今天并没终结。《关学文库》一方面包含文献的整理，并在这方面作了总结性的工作；另一方面又包含着对关学本身的研究，后者包括对关学内涵的现代阐发。从关学的历史衍化看，这种整理、总结和阐发，可以视为关学在今天的某种延续，后者从更内在的层面体现了其独特的意义。

　　（本文作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特聘长江学者，国际形而上学学会会长）

 
　　挖掘“关学”宝贵资源  弘扬中华人文理想

　　廖可斌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关学”是一个非常响亮、耀眼的概念。张载开启的关学有非常鲜明的学术特色，有比较完整的体系。它不仅是陕西地方的文化财富，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国的文化财富。现在把这个主题的相关文献集中在一起，加以全面系统的整理，同时推出一系列深入研究的论著，不仅对陕西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全国有重大意义，所以这个选题意义重大，很有价值。
《关学文库》这套书规模也很大，总共有2300余万字的篇幅，全面展现了关学的面貌，显示了组织者、整理者、研究者和出版者的责任感和气魄胸襟。

　　更重要的是质量上乘。从古籍整理的角度来看，这套书的文献整理部分有1870万字，占了较大比例，是这套书的主体部分。现在搞古籍整理，因为大家都讲效率，讲速度，所以很多书都选择了比较快的一种整理方式，即影印。影印当然有它的好处，有些古籍还必须影印，以保持原貌，因此影印自有其价值。但影印也有其局限，比如没有做辑侠、校勘、出校记、笼注、标点，也可能没有全面的“整理说明”，没有对版本源流的详细介绍，没有汇编相关资料作为“附录”等等，只是一印了之，因此影印往往不是一种深度整理。而这次《关学文库》的文献整理，组织者和承担者知难而进，选了比较难的、也比较有价值的做法，就是深度整理，有辑，有校，有标点，进行排印。这样做的工作量往往是影印的数倍甚至十几倍，花的时间也长得多，要默默苦干、坚持好多年才能出成果。且不说辑侠、校勘、笼注、标点等，每一个方面都要花很多时间，都必须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仅就排印而言，凡是搞过古籍整理的人都知道，一排印工作量就要翻好多倍。如果影印，就不存在校对的问题，编辑对一下胶片就可以了。排印就必须逐字逐句、一个一个标点符号地校对。为了减少错误，校一遍、两遍往往还不够，要校好几遍。将1860万字通通校上几遍，整理者和编辑的工作量可想而知。但经过这样的深度整理，文献更完整、更丰富、更准确、更清楚，研究者使用起来也更方便，其价值就大大提高了，与简单的影印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我认为好的古籍整理应该达到三条标准，即全、准、清。

　　第一是全。对这套书来说，所谓全，就是要对整个关学的相关文献收集得非常全，包括对每一位思想家本人的文献也收集得非常全。这套书的古籍整理部分收录了从宋代到近代29位关学家的著作，大部分是首次整理，第一次完整系统地展现了关学的整体面貌。其中如林乐昌教授整理的《张子全书》，在原有整理本基础上，“补遗”部分补入了《礼记说》《论语说》《孟子说》三种供著，还将目前能收集到的张载传记、著述序跋、书目提要等共43种，辑为3个“附录”，成为目前为止收录张载著作和相关资料最齐全、最可靠的一个版本。

　　当然这个全也有一个度。关学的边界是相对清晰的，但有些文献与它有关，很难完全截然划开。如有些关中文学家的诗文集，有些关中学者其他方面的著作，与关学也有关系，但不是关学的主干内容，它们是不是收进来？这就要考量。如果凡是有点关系的都收，贪多求全，就汗漫无边了。这就需要对关学的脉络进行梳理，对所有文献进行分析、判断、选择。该收的收，不必收的不收。既要全，也要精，突出重点，处理好全与精的度。我认为目前这套书在把握这个度上做得很好。例如王美凤教授主持整理点校的《关学史文献辑校》，把冯从吾的《关学编》、清代王心敬的《关学续编》、李元春的《关学续编》、贺瑞麟的《关学续编》，还有民国张骥的《关学宗传》汇集在一起，还辑录了《宋元学案》《宋元学案补遗》《明儒学案》《清儒学案》中的关学史文献，我觉得这个设计就非常好，把关学史的主干文献汇为一体，关学史研究文献的主要脉络也呈现出来了。其他如历代的史书、方志、别集、笔记里面关于关学的文献还有很多，可以以后再去收集整理。

　　第二个是准。古籍整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或日原则就是准。全，主要是目录学和辑铁学的问题。准，主要是版本学、校勘学的问题。要做到准，前提是精选底本和校本。要精选底本和校本，首先就要对版本的源流进行考证，要选准底本，精选校本，然后进行认真地校对。《关学史文献辑校》的校勘也做得非常好，每一种文献前都有整理者所作的详细的"点校说明"，对每本书的版本源流进行了梳理，作了比较，选择了最好的版本作为底本，选择了比较有价值的版本作为校本。然后在具体的校勘过程中，综合运用了本校、对校、他校、理校等几种方式。这几种校勘方式，是陈垣先生在《校勘学释例》中总结出来的。本校，就是对同一种书中相关部分的相同的地方进行校对，比如对同一个关学家，冯从吾这么说的，其他人另外一种说法，你就要校对，作出裁断，这叫本校。做本校必须对这本书的全部内容烂熟于心，才能前后照应。第二是对校，就是底本和各校本之间进行对校。现在很多人做校勘，往往名不副实，在介绍中说自己以某种善本为底本，以某几种版本为校本，实际上可能因为善本难以获得等原因，根本没有真正以这个善本为底本，而只是用某个别的版本作工作底本，拿去与那个善本对了一部分，将善本的文字过录到这个工作底本上，工作底本就变成了善本。甚至连这样的工作也没有做，就是以某个其他版本作底本，却说自己是以某个善本为底本。至于校本，有的人号称用了几个校本，实际上根本不愿意花那么多时间老老实实一一去对，只是偶尔看了几眼某些校本，挑几条异文，做几条“校记”，作为摆设。但是我发现，王美凤教授不是这样，凡是有异文的地方她都会校出来，真正地做了对校。他校，就是和其他相关的书进行校对，这个方面工作量更大，难度更大，但价值也更大。王美凤教授也真正做了，比如《宋史》《元史》，还有其他一些别集里面的相关文献，她都找出来，并与本书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校对。理校，就是发现文献里面可能有问题，但没有文献资料做依据，于是谨慎作出判断，予以改正或出校记。王美凤教授的判断和处理都符合古籍整理规范。她在这本书中作了大量“校记”，这些“校记”最能体现她付出的劳动。

　　比如她整理的这套书中的另一本书《牛兆濂集》，底本主要是抄本、稿本，里面有大量手写体的字。我们搞古籍整理的人都知道，刻本整理起来相对容易，抄本和稿本整理起来比较难，因为里面手写体字、书法体字比较难以辨认，即使是古籍整理研究的资深专家，有时候也束手无策。为此她建立了微信群，让大量的书法家参与，一起来辨认，一起来讨论。我又说到古籍中的地名也很麻烦，有的地名一个字，有的地名两个字，有的地名三个字，我们很容易把一个地名当成两个地名，把两个地名当成一个地名，很容易犯错误，在这方面常常要参考谭其骤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等，才能减少错误。她就是把这套书时时刻刻放在身边，不断地查。现在很多搞古籍整理的人，面对文献中的问题，往往想当然，一时觉得大概应该是怎样，就这么处理掉算了，不愿意花功夫去查书，殊不知自己没有完全把握而想当然的东西，十有八九都是错的。搞古籍整理，一要有激情，二要有能力，三要肯花功夫。了解了王美凤教授的情况，我觉得这些方面她都具备，所以能把这项工作做得这么好。

　　第三是清。一种古籍整理，文献收集很全了，校勘标点也很认真，但如果点校者没有把文献的内在框架结构理清楚，排列顺序、整理体例等处理不当，就会使这个书看起来头绪纷乱，使用不便。除了有些是因为整理者水平有问题处理不当外，现在还有一种情况，即文献篇幅较大，由几个人分别整理，为了各自的方便，或为了分别计算成果，把一部书分割成几个部分，没有将它整理成一个完善的整体。为了今人的微末利益，不顾古籍本身的完整性。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关学史文献辑校》这本书也处理得非常好。因为原来有的刻本是把冯从吾的《关学编》和其他的书放一起的。现在把它们剥离，《关学编》是《关学编》，再后是几种续编，最后是几种学案，然后把它们相关的序言放在后面，这样条理就非常清楚，展现了关学史研究的发展脉络。

　　古籍整理，就内容而言，要求就是全、准、清。这次看到这套《关学文库》，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对它的评价除了全、准、清，还要加一个字，即“美”或“雅”。究竟用“美”还是用“雅”，我还没有想清楚。也许对一般的书来讲，用“美”比较合适。而对像《关学文库》这样的古籍整理和研究的书籍的来说，可能用“雅”更恰当一些吧。这套书从出版的角度看，也做得非常完美。从开本、版式、字体到装帧、封面、色彩的设计，看得出出版社花了心血，费了脑筋。这本书看起来又大气，又漂亮。因此我觉得，从古籍整理的方面来说，这套书堪称全、准、清、雅。

　　关于张载学说及整个关学的特征和价值，已经有很多学者作了大量研究，这套书中收入的相关研究成果，又将这方面的探讨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我觉得，张载学说及整个关学，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继承孔孟学术以至整个中国传统学术的一个优良传统，特别重视人的生存和发展，关注现实世界人的生活，蕴涵着丰富、深刻、伟大的人文理想。大家都知道张载《西铭》中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一种何等的胸怀和气魄！《西铭》中还有段很有名的话，“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胞也；物，吾与也”。后人把这段话提炼为一个核心概念：“民胞物与”，意思是天下之人都是我的同胞，天地之物都是与我相互依存的对象和伙伴。在一千多年以前，张载就提出了这样一种人类共同体的理想，这是一种多么具有超前性的思想。张载的这些思想，代表了中国古代的一种高尚远大的人文理想，是每个人以至整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应该永远追求的终极目标，所以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序论》中称张载“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胶日丽天，元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者也”。

　　我们现在已经明白，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发展，经济、科技、军事的发展都很重要，但仅有富裕的经济、先进的科技、强大的军事还不够，还必须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价值观，这样整个民族和国家才有凝聚力、向心力，人们的精神世界才会充实，人与人的关系才会和谐，才会有真正的幸福生活。因此，我们现在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包括很多方面，如政治理想、社会理想、人文理想等，其中人文理想是最重要的，可以说是核心价值观的核心。我们现在比较看重的是政治理想，比如说民主、法制等等；社会理想，比方说富裕、小康社会、中等收入、GDP等等，而人文理想好像还不太受重视。这表明我们虽然已经认识到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但对核心价值观的认识还比较肤浅。西方有它的人文理想，比如说民主、平等、博爱、自由等等。他们比较自豪甚至引以为傲，我们也很向往甚至崇拜。其实我们中国也有自己的人文理想，孔子讲的仁、礼、道、义等，张载讲的四句话，还有"民胞物与"等等，就是中国古代最高层次的人文理想。中国古代人当然有平常的日常生活，但是也有真正精神的追求。他们的精神追去是什么?精神支撑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孔子、张载所倡导的这些理想和原则。中国古代人在这些价值观上达到了共识，因此不存在价值观的混乱、恐慌、缺失。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靠这些理想和原则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意义，得到了维持社会正常发展的原则和标准。对最高统治者和各级当权者来说，这些基本的价值观也是一种制约，因为中国古代的政治权力是不大受制约的，不像西方的政治权力要受教会、商会等的制约。在中国古代，能对政治权力予以一定制约的，就是这种社会共同的价值观。你作为皇帝，作为权贵，再怎么了不起，你也不能违背这些根本的道义，否则你就是无道，就要遭受惩罚。对知识分子来说，孔子、张载所倡导的理想，让知识分子找到了自我定位，从而形成一种责任担当。中国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就是把这些理想当做自己的人生信念，指引支撑自己安生立命，为民请命，从而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因此，这些理想看起来好像很虚，实际上非常重要。

　　最近，习近平和马英九会面，马英九在那么简短的讲话里面，就提到了张载的四句话，它在中国社会上的影响非常大，它传递的是一种巨大的正能量，由此可见一斑。我前几年写过一篇小文章指出，我们过去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拼盘式的，比方说以什么为指导，吸收什么东西，借鉴什么东西等等。我的意思是，构建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不能像组装机器一样，人为地拼接组合，全盘移植也不接地气，不能生根开花。构建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建设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资源之一，而且是它的基础。它与建设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不是主流与支流的关系，而是主流的上游和下游的关系。当时这么讲好像有点和主流的说法不合，但是我看从去年，或者是从前年开始，中央的提法已经是"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街上到处挂的标语都是这样写的。这标志着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的认识，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规律的认识，又迈进了重要一步，我为此感到非常欣慰。在这个环境下，推出《关学文库》这套书，对我们构建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本文作者:北京大学教授、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

 
　　坚持学术史研究指导下的“关学文献”整理

　　刘学智

　　
　　张载是关学的创始人，也是宋代理学的开创者之一。张载的“关学”与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程颢、程颐)的“洛学”共同构筑起理学坚实的基础，特别是张载“性道为一”的道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人性论、“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成性说、“心统性情”的心性论以及《西铭》的境界说，都对理学体系的总体建构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关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由张载所奠定的“勇于造道”“学政不二”“重视教化”“崇尚气节”的学术风骨，保持和弘扬张载“四为”的担当精神、笃实践履的务实精神、崇真黜伪的科学精神、民胞物与的仁爱精神、兼容并蓄的包容精神，从而使关学成为宋代后有独特精神气象和持久生命力的有全国性影响的地域性学术流派。

　　从11世纪初绵延至19世纪初，关学跨越800余年的历史。但遗憾的是，对这一学术流派，学界却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客观地说这与文献的缺乏有关。关学文献虽然有丰厚的遗存，却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和整理。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华书局出版了《张载集》，以后又将《蓝田吕氏遗著辑校》《李二曲集》等收入出版，但这些仅是关学文献很少的一部分，并不足以呈现关学文献的整体面貌。所以，以往学者们对关学学术思想的研究，也大多聚焦于关学创始人张载以及吕柟、冯从吾、李颙等个别学人，即使是对张载的研究，也由于文献的不周全而使其研究受到一定的局限。虽然也曾有侯外庐等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宋明理学史》对张载关学与洛学关系的细致辨析，有张岱年等人对关学思想特征的揭示，有陈俊民的《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等对关学形成背景、思想内容、发展演变的精湛论述，但这些研究尚没有全面展现关学学术思想的历史面貌。

在　　中央强调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出于抢救、保存、传播关学文献和深化拓展关学研究的需要，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陕西省人民政府的支持下，经过省内外诸多学者和西北大学出版社8年多的共同努力，《关学文库》已经正式出版。从一定的意义上说， 《关学文库》通过如章学诚所说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努力，基本上立体地、较完整地呈现出张载以来关中理学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证明了如清代王心敬所说的“关学之源流初终，条贯秩然”是历史的真实。

　　《关学文库》的出版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它是我国首部对关学文献的系统整理和研究，在关学史上有重大的意义。在文库编纂之初，张岂之先生就指导我们“要借鉴前人在文献整理上的经验，坚持学术史研究指导下的文献整理”；赵馥洁先生指导我们，“要以关学精神来整理关学文献，来研究关学”，这是我们进行关学文献整理和研究总的指导思想。所以，我们始终注意将其与关学学术史紧密结合起来，注意以关学的创新精神、务实精神考察其所处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思想特征、用语环境和人文风貌，坚持以“全”“准”“高”为我们的努力方向。

　　所谓“全”，就是尽可能做到“两个齐全”一是文库中所涉及的关学学人要有较全的覆盖面，使重要的关学学人尽可能不被遗漏。为此，我们对冯从吾的《关学编》及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的《关学续编》中所涉及的诸多学人进行了全面地筛选，并结合现有存世文献的实际情况，最后选定了29人的著作进行整理，整理出的文献基本上可以反映出关学史上主体文献的面貌；二是对关学史上一些重要学人个案的文献力求收集齐全，如对张载、蓝田“三吕”、吕柟、冯从吾、李二曲等重要学人的著作力求做到搜集齐全、辑佚无遗，尽可能做到“一书在手，别去他求”。如这次整理的《张子全书》，其搜集、辑佚的文献是迄今最全的，较之中华书局出版的《张载集》增加10多万字。《蓝回吕氏文集》较之中华书局已出版的《蓝田吕氏遗著辑校》，也增加7万多字。《李二曲集》也较之中华书局出版的《二曲集》多出数万字。新整理出的《冯从吾集》，较之光绪二十二年刻本《冯恭定公集》也多出数万字，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在民间搜集到的，书中还特别搜集到冯从吾有关伊斯兰教的一些资料，这对于我们全面把握冯从吾的思想有重要的意义。有些学人的文献已成孤本或残本，我们也尽可能地加以整理，如南大吉的文献，目前在个别图书馆仅存胶片，《南大吉集》的作者费了很大的精力，将其抄录下来，并加以辑佚整理。可以说，这些文集都是迄今所能看到的文献较为齐全的版本。其他如《吕棉集》《韩邦奇集》《马理集》《杨爵集》《李柏集》《牛兆漉集》等，都是目前收集资料最为齐全的，且绝大多数都是首次与读者见面，这将为推动关学乃至宋明理学研究的深化起到重要的作用。

　　所谓“准”，就是在文字校勘、标点断句等方面，力求做到准确，努力把错误降到最少。为达此目的，除作者和编辑的努力之外，我们还请有关文献整理方面的专家进行审阅，有的还是反复审阅，从而使文献整理的质量得到有效的保证。但是，限于我们的水平和经验，其错误也会有的，我们将会继续努力去完善它。

　　所请“高”，就是我们力求高标准地要求，遵循古籍整理的传统做法，尽可能选取较好的版本，采用繁体字、竖排版，并对专用名词做了下画线的处理，这大大增加了我们工作的难度，也易出错。为此我们迎难而上，努力使我们的文献整理成为深度的文献整理，我们的学术研究也尽可能地站到学术的制高点上，当然能否达到，还要经受历史的检验。也希望读者朋友能指出我们的错误，以便我们进一步完善。
经验告诉我们，一项大的文献整理项目往往能够引领该领域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我们期望《关学文库》也能对关学乃至宋明理学的研究发生这样的影响。

　　(本文作者: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关学文库》总主编)

　　（本文原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来源：西北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