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史中，没有哪个问题比“工业革命的原因是什么？”更为重大的了，回到历史深处，看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上有哪些注定的必然和偶然。

【经济巨擘如此推荐这本书】

范赞登从新的角度对近代早期西欧的经济史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且把西欧与欧洲之外的地区进行详尽比较，思考这些地区的制度和人力资本形成所反映的内容，并尝试讨论它们在近代早期阶段的长期发展过程。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他采用了新近获得的数据，对长期发展进行量化分析。 

    ——李伯重 香港科技大学讲席教授 

近些年，关于工业革命起源或西欧于1800年左右作为世界经济的领先者崛起的书籍一直在定期涌现，但很少有书像本书一样丰富、扎实和可读。

    ——Christopher Dyer 《美国历史评论》书评

在经济史中或许没有哪个问题比“工业革命的原因是什么？”更为重大了。与这样一个重要的疑问相应的是，它也不缺乏解释。很多有见解的人甚至相信这些解释中的若干种。但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人都将注意力聚焦到了“大分流”之前的两个世纪。在《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中，范赞登努力将我们的注意力进一步拉回到历史深处。事实上，回溯得很远，回到了900—1500年这个时间段。这是一个富有启发和裨益的贡献，它向读者开启了重要的挑战和机遇，无论他之前关于现代经济增长的信念是什么。 

    ——Noel D.Johnson 《经济史杂志》书评

本书被如下书单推荐：

2016年6月  百道好书榜·财经类

《中欧商业评论》杂志2016年6月经管图书榜（21）

《中华读书报》2016年5月推荐榜

书香上海-神州书卷（2016-05-03~05-06）

书香上海-神州书卷（2016-03-21~03-25）

《北京晨报》-人文悦读（2016-03-27）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新书印象（2016-04-03）

《安徽商报》阅读：好书（2016-05-08）

豆瓣读书-新书快递（2016年05月07日非虚构类）

Noel D.Johnson 《经济史杂志》书评

Christopher Dyer 《美国历史评论》书评

李伯重  香港科技大学讲席教授

【试读】

《新制度经济学与制度效率》

Douglass C. North（道格拉斯· 诺思）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对经济史进行了广泛的重新评价。受其影响，经济史学家倾向于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框架的质量对其经济绩效具有直接的影响。正如导言中所说明的那样，这种方法的核心假设是有效率的制度（“约束行为的规则”［“rules that constrain behaviour”］）能够降低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从而促进市场交易和专业化，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检验这种假说的方法是建立一套能够衡量制度效率的方法，并将其结果与可观察的经济表现联系起来。然而，该领域中的大部分研究却都集中于某些特定的制度，如商业和工业行会，以及财产权和土地使用权制度所谓的有效性之上（租佃分成制度［sharecropping］的效率如何？），或是集中于公地制度（commons）的效率， 以及该制度在圈地运动（enclosures） 后的废除。典型地，该领域中的新文献认为，如果对那些以往被看作是“保守的”和“无效率”的制度—如行会和公地制度，庄园制（manors）或租佃分成制度—进行更仔细的考察，就会发现它们事实上出乎意料地富有效率。以行会制度为例，行会制度保证了知识和技术在一代代人之间（以及通过熟练工人的流动在地区之间）的有效传递，保持了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的稳定，保障了产品质量（这对国内消费和出口是必需的），同时也是（地方）政府税收的有效来源（Epstein，1998）。另一些人则认为以上说法言过其实，他们认为，修正主义（revisionism）忽视了诸如行会等制度的“阴暗面”（“dark side”）—即，它们会排挤外来者（例如女性），垄断市场并试图抑制创新行为（Ogilvie，2007）。

这种方法试图确定不同制度体系的效率，但其问题之一是，由于所有制度都根植于特定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和文化背景之中，因此它们是相互依赖并相互联系着的。而且，在具体的制度与它们应当解决的“问题”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联：特定制度（如商业行会）通常与不止一个问题相联系，用于解决特定问题的某一具体制度往往也会对其他问题的处理方式产生影响（Gelderblom，2008）。

一个与此密切相关的问题是，衡量单个制度对交易成本和经济绩效的影响即使可行，也是非常困难的。最近几十年中发展起来的用于衡量制度成就的定量标准，几乎全部是反映市场有效性程度的代理变量（proxies）；因而它们衡量的是一系列复杂的，相互关联的制度的效果，这些制度结合起来导致市场表现良好或不佳。因此，它们并不真正衡量某项个别制度的效果。对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的长期影响的讨论很好地表明了这一点：评估其影响的不同方法导致了对其成就的两种极端不同的估量，或是根本没有得出结论（North and Weingast，1989；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观点，参见Clark，2007）。问题的关键在于：特定社会中的制度构成了一套或多或少具有内在关联性的制度系统，从而几乎不可能衡量某项个别的“博弈规则”（“rules of the game”）的效率，并评价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由此看来，为了检验相关理论文献中提出的制度与经济绩效的联系，我们必须将注意力集中于确定制度系统整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不是试图确定任何特定制度的影响。

……

【书写者】

扬·卢滕·范赞登（Jan Luiten Van Zanden，1955— ），荷兰乌得勒支大学经济史教授。2003年获颁斯宾诺莎奖，2009—2012年担任国际经济史学会会长。在研究荷兰、西欧、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史方面成果斐然。

来源：百道网 2016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