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陈鸣树教授（左）与博士生黄昌勇合影

图片作者：举牌者
图片说明: 陈鸣树教授（举牌者）参加杨浦区冬泳队活动

　　酷暑中，审读复旦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陈鸣树先生纪念集》初排稿。不觉间，先生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两年了。从1991年9月到先生门下，跟随先生二十多年,点点滴滴，那些光影的碎片与留痕，在记忆中淘洗，都历历在目。

　　先生晚年，是寂寞的。一双儿女旅居日本，病痛让他无法写作、绘画和他酷爱的冬泳，也使他无法参加各类学术活动。我毕业后在先生推荐下，到了同济大学工作，住在同济新村，后来搬到黄兴公园旁，到先生家都是很方便的事。除了节假日，有时课后、下班回家途中就拐到先生国福路33号复旦第十二宿舍的住所。

　　2010春节后，我调上海戏剧学院工作，看望先生的次数就少了。有时师母电话来，我会安排时间，在他的书房里，与先生聊天、话家常，师母是一口地道的我连猜带问才能懂的上海话，先生则是带有苏州味的普通话，有时问一问他的健康、生活，谈一谈他仍旧关心的学界，天南海北，漫无目的，但大部分时间，我是陪他在他那间朝南的书房里，坐着，有时甚至相对无言。

　　在先生二十多个硕士和博士生中，我不像其他几位与先生有很深的交流，比如上海财大的裴毅然教授，先生就经常与他谈论生死，甚至谈到身后冰葬这样的富有浪漫想象的话题。裴教授曾生动地与我描述过他与先生关于这段人生未来的对话，竟然还以此为原型写过一篇小说公开发表了；比如在同济大学的孙遇春教授，先生逝世后他竟然告诉我们先生晚年皈依了基督教，这让师兄弟们都很吃惊。

　　记得还是1990年初冬，那时我在杭州大学跟随郑择魁教授攻读硕士学位，准备报考博士研究生。恰好全国现代文学会议在杭州召开，郑先生说复旦大学陈鸣树教授作为新任博导次年要首次招生，不妨趁会议期间拜访一下。

　　初见陈先生，他身着笔挺考究的黑呢子大衣，一脸严肃，问了我一些基本情况，没有发表任何倾向性的意见，我自己感觉这就是一次报考前的失败面试吧，显然对报考复旦就没有了信心。但有一件事却清晰地记得，谈话结束时他问我附近有没有可以冬泳的地方？我当时大吃一惊，没有想到年届六十的先生竟然有这样一个富有挑战性的爱好。所以后来到复旦，对先生的冬泳以及因为冬泳引出的诸多话题我就毫不奇怪了。

　　本来是要放弃报考复旦的，没想到春节后竟意外收到先生的一封来信，信中他鼓励我报考，并热情邀请我有时间到复旦面谈一次。接下来我就有了平生第一次上海之行，而且在他复旦第三宿舍共进午餐，记得还吃了一块那时在食堂要抢才能吃到的大排；在那样一个草长莺飞的季节，因为其他原因，虽然心情和人生皆处于低潮，但有了上海之行的鼓舞，认真的备考对我还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进了复旦，才慢慢知道导师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慢慢知道先生以一个自学成才的外来户在中文系的微妙处境。陈先生特别强调对近现代以来的旧期刊的阅读，我还参加了他为上海教育出版社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典》的工作，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先生为了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稿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作资料积累和准备。那时先生已经完成了他的代表作《文艺学方法概论》，当时，我还有所不解，谁都知道鲁迅研究是一门显学，那时他已经取得了在鲁研界代表性的地位，而且正处于人生的盛年，本应在这个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但先生却选择了文艺学方法研究和撰写二十世纪文学史的宏大抱负，而我对当时时髦的文艺学方法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也不完全认同。现在想来，先生对自己当年的学术其实是有一个宏伟的系统的计划：文艺学方法研究，对他来说其实不是目的，他绝非有主动跨界文艺学的欲望，其实是一个理论上的重要武装，鲁迅研究和文学大典的编撰是史料上的积极准备。记得看过一份他拟定的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大纲，相信如果当年先生不是因为病痛，这著作一定是别开生面、开创新境界的。这是先生一生学术的大遗憾，可以想见，晚年的先生在与病痛作斗争的时候，会有多少无奈和遗憾，壮志难酬的滋味我们无法体会，因为他已经在资源方面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当然先生在复旦也有风光的时候。就是那时杨福家校长1993年初上任后主持的“名教授上基础课”这样一件轰动的教学改革。先生就是为数不多的被杨校长点名纳入的“名教授”，对先生来说，虽然学术成就尤其鲁迅研究贡献有目共睹，但评教授却是很晚的事情，复旦有很多被公认的名教授，也有不少自以为是的名教授，先生那时怎敢称名教授？记得先生对杨福家校长感佩有加，也记得他很兴奋地与我谈过这件事，可惜的是那时我正没日没夜地忙于毕业论文，已经无暇去旁听他作为名教授给本科生开的基础课了，至今想来，也算一件憾事。在当年博士毕业典礼上，先生都作为博导代表出席并代表导师讲话，我知道以先生的性格和心性，不大可能为这件事欢呼雀跃，但他之所以还有些兴奋甚至激动，无疑是对在复旦长期受压抑的某种反弹。

　　读博士的几年，我的生活基本上就是宿舍、图书馆和课堂，三点一线，先生要求我们从《新青年》杂志看起，包括《晨报》副刊、《现代》等大部头的旧刊合订本的一一翻读，我后来将博士论文定为《新月派研究》，就得益于自己系统阅读过《晨报》副刊、《新月》《学衡》《现代》等期刊，因为只要把这些杂志系统翻一遍，就会发现我们既有的文学史有很多粗疏的地方，就会知道在中国现代文学庞大的研究队伍中，多数人从来都是靠第二手资料来做研究的，因而人云亦云，缺乏创新就成为这个学科最大的特点。当然对我来说重视这些基本的学术训练也要感谢我在杭州大学读书时的导师郑择魁教授，他给我开的第一门专业课就是新文学史料学概论，在杭州大学图书馆我就系统阅读了全套《新青年》杂志。我没有料到的是陈先生这样以理论、思维和才情见长的学者也同样对史料如此重视，后来读他的大作《文艺学方法概论》，其中关于资料的实证性和思维的超越性的相关章节，我认为至今仍可以作为研究生学术训练的基本理论方法。

　　整天扎到复旦文科图书馆旧刊阅览室，加上那时我还要执笔与硕士导师郑先生合作一部著作，与陈先生的交往就不是很频繁了，似乎也很少跟他一起参加相关学术活动。我的博士论文选题确定后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嘱咐和交代，每一次向他报告，他似乎都不置可否，后来想一想，新月派属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阵营，代表人物基本都与鲁迅有过争论，这些是否都影响了先生的评说，或者他也担心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会影响我的独立判断。

　　先生是一位非常谨言慎行的人，虽然性情中不乏天真甚至单纯的一面。直到博士论文答辩，我对自己的博士论文心里还没有底，倒是参加论文答辩的其他几位委员都给予了好评，认为我的论文对新月派研究有推进作用，提出了一些新的论断，但先生仍然没有半点肯定的声音。虽然博士论文主要章节都发表了，有两章还发表在当时学界非常看重的《文学评论》上，但后来我研究方向转移，新月派研究之于我，也许永远成为过去式了。

　　与先生交往渐渐增多是在毕业前后，那时面对毕业，我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作为定向培养的博士生，需要教育部改派才能留在上海。先生积极地为我出主意，亲自与时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朱文华教授打招呼，请他与有关部门疏通，争取复旦研究生院向教育部打报告；同时又积极介绍认识他南开的师弟施建伟教授，那时施先生刚调任同济大学，组建中文系，同济大学在吴启迪校长主导下开始由土木等多科性大学向综合性大学转变。我顺利进入同济，搬到与复旦几条马路之隔的同济新村，未曾想就这样一下子在同济工作了十五年，在这里见证了同济文科的复兴和发展。

　　先生有名士之风，不轻易求人，也不擅交际和人情往来。可是先生还是尽最大力量为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出力，他的博士生现在复旦、交大、同济、财大等高校和研究机构任教，且大多学有所成，都与先生的或多或少的举荐有关。

　　先生逝世一周年时，师门发起举办了追思会。大家谈到最多的是先生的品格和先生的复杂性，更多的也是对先生的认同和理解，以及对先生学术人生和艺术人生的敬重。我们也感叹晚年先生被病痛折磨，一生最后的学术和艺术抱负不能实现，人生本应最为光彩华丽的尾声徒添无奈。大约是新世纪后，先生原本越来越健康的身体突患三叉神经痛，遍寻良医无效，终日只能靠止痛片维持。这病痛最严重的在于，先生计划中的学术工作被迫终止；由于双手严重颤抖，他日益精进的山水绘事，也基本停止；他心爱的游泳也不得不停了下来。进出新华医院成为常态，有一段是时间只能靠轮椅外出。那时我在同济大学已经开始主持一方学术工作，本来导师如果身体健康，应该对我的工作可以给予大力的帮助，师徒共研讨，其情其景都令人神往。可是残酷的病魔已经不允许他再参加学术活动了。有时到先生家里去，看到他在客厅里一个人认真听碟片，放送的多是传统的京昆唱腔。就是在病痛期间，他还参加票友会，有时还粉墨登场。我理解这是先生从学术到艺术、从西学到传统的一次回归，也是他晚年不能实现人生愿望带来的内心苍茫的最好寄托。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应该是我们入学不久，在报上读到先生与著名作家王小鹰拜国画名家王康乐为师的消息。王康乐那时已是沪上名家，尤其是继承黄宾虹浓墨与重彩的画风，自成一格。先生选择王康乐也是一种艺术风格的选择，这与先生极具才华、内心充满洒脱甚至浪漫的情性也相当契合，先生晚年的绘画既是他艺术人生的升华也是他挥洒才情的另一种方式。这件事在沪上一时传为佳话。到上戏后，才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先生曾经在上戏舞台美术系进修过素描，我才明白我在复旦读书时，先生画模特的事私下里还有不少传闻和议论，可能就是当年他在上戏进修时所为。

　　大约在2009年，先生找到我说想将自己一生的鲁迅研究集中起来，编选一部《鲁迅论集》，我当然非常赞成，因为我知道先生面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他也许是有意无意要对自己一生的鲁迅研究做一个总结了。我建议这部书就交给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记得那一阶段在复旦大学出版社担任总经理的杜荣根大师兄与先生也过从甚密。杜兄1986年毕业于复旦中文系，获得硕士学位，算是先生指导的硕士生中的开门弟子。时任复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贺圣遂先生也给予了大力支持，接纳了这样一本皇皇八十万言、不可能有什么经济效益的大书。由此我对复旦出版人的人文情怀更增敬意！

　　2011年12月24日，由上海鲁迅纪念馆和复旦大学出版社共同发起，“《鲁迅论集》首发式暨陈鸣树教授八十华诞庆祝会”在上海鲁迅纪念馆召开，那时先生只能靠坐轮椅来参加会议了。今天看当年会议的合影，《鲁迅论集》出力最多的杜荣根兄站在第二排靠右的位置，还是英气勃发的样子。大师兄杜荣根毕业后就在复旦出版社工作，可以算是复旦出版社元老级人物了，他担任复旦出版社总经理的职务，为出版社的经营殚精竭虑；大师兄为人诚恳、更乐于助人。先生晚年有些大大小小的事情，我基本都先向大师兄汇报，有时先生有些急事我不能及时赶到，就直接电话请他来处理。可是上天就是这样不公，好人没有好报，就在先生八十纪念活动次年的6月初，因为一场意外事故，杜荣根大师兄脑部严重受伤，虽全力抢救，成为植物人沉睡至今，我们祈求能有奇迹发生，有一天他醒来，来看我们这个变化了的世界。

　　2015年12月23日下午，我再次来到熟悉的国福路33号，复旦第十二宿舍。师母次日就要赴日本探亲，我来送别。师母拿出早已整理好的先生的图片、书画和手稿，冬日的阳光照射进来，时光似乎在倒流。静静地翻看，这里凝固着先生从青年时代的求学到盛年学术的追求以及晚年丰富多彩的人生，我再一次慢慢地体味着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磨难与艰辛、追求与选择、成功与欢乐、困苦与无奈……

来源：《文汇报》2016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