庇护二世（Pope Pius II, 1405—1464,又译：比约二世），意大利籍教皇（1458—1464年在位），本名：埃内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Enea Silvio de’Piccolomini / Aeneas Silvius Piccolomini）。庇护二世是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教皇之一，也是一位人文主义者、诗人、历史学家，也是唯一留下自传的教皇。《闻见录》是他篇幅最长、最吸引人、流传最为久远的杰作，也是文艺复兴文学史上一部独特的文献。它以一个动荡不安的大陆、一个纷乱扰攘的时代为背景，生动地描写了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描写了一段非常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历。这部作品的拉丁文文笔优美清隽，颇有恺撒和西塞罗的风采。本文为此书引言。

朕并没有消磨民众的时间，因为朕从未缺席过一次弥撒，从未缺席过枢机主教团的任何一次会议，无论是公开的会议还是非公开的会议，从未拒绝过任何人提出的申诉。恰恰相反，朕到老年还放弃了休息……朕在夜里工作，牺牲掉睡觉的时间，把大部分睡觉时间用来写作。当然，别人可能更会利用时间，但我感到有一种义务，做这件事让我感到非常愉快。

这段话教皇庇护二世写于1462年，那是他担任教皇六年期间最繁忙、最紧张的一段时间，他所提到的那件事是指他刚刚完成的亚洲历史和地理概论，是他规划的一部世界通史的一部分。为完成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教皇庇护二世一直都有个习惯，即在政务和文学爱好之间保持平衡。

艾伊尼阿斯·西尔维厄斯·皮科洛米尼年轻时学习法律，后来担任秘书、使节、主教、枢机主教，最后担任教皇，但他一直自认为是个作家、演说家、诗人，一个自豪的桂冠诗人，他签名时经常这样签。

庇护年轻时写过情诗和古典喜剧，在多年为皇帝效力期间以及担任教皇期间，他源源不断地写出了历史、对话、用于教诲的文章、传记、演说词和书信。《亚洲史地概论》也不是他担任教皇期间所写的唯一作品。从1458年到1464年去世，他完成了一部《波希米亚史》（他当选教皇之前的夏季开始动笔）、弗拉维奥·比翁多的史书《罗马衰亡以来的千年史》的梗概、好几篇动员十字军攻打土耳其的掷地有声的演讲词、致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著名书信，还有记述他生平的《闻见录》（Commentaries），这是他篇幅最长、最吸引人、流传最为久远的杰作。

他的《闻见录》是在空闲时间写出来的。在夜深人静时，在会议中间的零碎时间，或是在意大利长途旅行期间，甚至是因关节炎和痛风迫使他卧病在床期间，有时候是他亲笔撰写，有时候是他向秘书口授。他的《闻见录》是文艺复兴文学史上一部独特的文献。这是唯一的一位在任教皇留下的自传。它以一个动荡不安的大陆、一个纷乱扰攘的时代为背景，生动地描写了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描写了一段非常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历。

1405年10月18日，艾伊尼阿斯·西尔维厄斯·皮科洛米尼出生于托斯卡纳的科希那诺村，父母都是锡耶纳的贵族出身，不过双方的家庭都是以前更兴旺一些。艾伊尼阿斯是在近乎贫困中长大的，家里只剩下一座农庄。他先是跟着当地的堂区神父学习基础语法，十八岁时进了城，在锡耶纳大学学习文学和法律。

1429至1431年间，他出去旅行了一段时间，我们对这一经历知之甚少，只知道艾伊尼阿斯游历了意大利北部的一些学校和大学，在佛罗伦萨跟着人文主义者弗朗切斯科·菲莱尔福学习了一段时间。

1431年，他回到锡耶纳，没有工作，他所学的知识派不上用场，从事法律职业的前景渺茫。著名的锡耶纳改革家圣贝尔纳迪诺宣传的教义对他影响很大，他一度想加入方济各会，而后来又改变主意，跟从枢机主教多梅尼科·卡普拉尼卡。这位枢机主教是个富有的高级教士，1431年秋去参加巴塞尔宗教会议时从锡耶纳路过。卡普拉尼卡安排艾伊尼阿斯在家里做秘书，负责写信、写讲稿，处理类似的行政事务。

对这个年轻的学生来说，这是个大好机会——可以离开锡耶纳，开始挣钱，尤其是参加当时最为重要的政治会议。不久前召开的巴塞尔宗教会议要考虑教会改革问题，试图对教皇权力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有权势的枢机主教和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知名代表，经常来会上参加讨论。艾伊尼阿斯在这届会议上很快找到新的差事，有了机会他就敏捷地从一个高级教士门下改投到另一个门下效力。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代表尼科洛· 阿尔伯加蒂到苏格兰去完成一项秘密的外交使命，阿尔伯加蒂是有权势的圣克罗切枢机主教。这次出行不仅为他提供了一些最有趣的轶事让他后来在《闻见录》里讲述，而且还伤害了他的两只脚，以后再也治不好了，致使他在余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近乎残废。

回到巴塞尔后，艾伊尼阿斯接受了会议上占主流的反教皇立场，很快就在会议机构中得到一个显赫的职位，主持一些委员会，领导一些特别使团，起草重要的公报等。1439年，聚会的代表罢免了尤金四世，拥立遁世索居的萨伏依公爵阿梅迪奥八世为新教皇，委派艾伊尼阿斯担任他的私人秘书。但菲利克斯五世（伪教皇自称）的宫廷生活单调乏味，与会议的吸引力及经常提供的演说机会无法相比，所以到1440年，艾伊尼阿斯设法调到了德意志皇帝腓特烈三世的秘书厅。

艾伊尼阿斯在奥地利的职务也有不利之处——天气冷，工作乏味，德意志同事不友好，但他的调动却是明智之举。巴塞尔宗教会议受到了一个不妥协的法兰西派的掌控，很快便失去了教会中温和派的支持。萨伏依的菲利克斯五世没有赢得支持，艾伊尼阿斯觉得只能到其他地方碰运气。他支持宗教会议至上的热情逐渐减弱，于是在1446年担任圣职，从尤金和腓特烈二人那里都得到可观的收入，连续率领皇帝的使团到意大利，做了大量工作来调解皇帝与教皇之间的分歧。为报答他做的贡献，尤金任命他为教皇秘书，这一职位他不仅在尤金任教皇期间担任，后来在尤金的继任者尼古拉五世任职期间也继续担任（后来他注意到，他并不知道“其他人是否也有这么好的运气……担任两任教皇的秘书、一位皇帝的秘书和一位伪教皇的秘书”）。他在教会里职务升迁速度快得惊人：1447年先是担任的里雅斯特主教，1451年又在家乡锡耶纳担任主教，1456年被教皇加里斯都三世任命为圣撒比纳枢机主教，仅仅两年后又被其他枢机主教选举为教皇庇护二世。

艾伊尼阿斯一开始是赞成宗教会议至上的主要理论家，坚决主张限制教皇的权力，后来又转而信奉罗马至上，最后他本人也体现了罗马至上。现在他认为，限制教皇的权力没有什么道理。他担任教皇六年期间，试图到处扩大和获得教皇的支配权：在教会管理方面，有主教的任命和什一税的征收；在教皇国，罗马的贵族不停地挑战教皇的世俗领导权；在国际关系上，尤其是有诸如法兰西的教会统治权、波希米亚的宗教异端、那不勒斯的继承权等棘手问题。最重要的是在捍卫基督教的欧洲、打击奥斯曼帝国方面。在这一问题上，西方国家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相互冲突，对教皇所做的领导一次新的十字军打击土耳其人的努力造成了致命威胁。

教皇所要关注的政治危机之中，有很多和以前形成并主导他早年经历的危机是一样的。在15世纪剩余的时间里，很多危机还会继续让欧洲大伤脑筋。艾伊尼阿斯自传的巨大魅力之一，就是他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生动而又深刻的见解，通常是从一个亲身经历者的角度来观察主要的人物和事件。在他生涯开始的巴塞尔宗教会议上，当时两场最激烈的冲突接近于解决，但最终并没有解决。第一场冲突是教皇和“举行会议”的普世教会争夺教会的最高领导权，第二场冲突是教皇（并延伸到意大利）一直努力挣脱法兰西王国对他的政治控制。

在14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几任教皇都住在阿维尼翁。1378年，格列高利十一世试图将教廷迁回罗马，结果引起混乱而失败。随后教会大分裂，法兰西和意大利的两个敌对教廷均称对方为伪教皇，将对方开除教籍。直到教会在康斯坦茨召开全体大会（1414—1417），这种糟糕的事态才得以解决。会议选举罗马人奥多内·科隆纳为教皇，号称马丁五世。1420年，马丁五世风光无限地回到罗马，然后迅速否决了宗教会议至上的宣言，那是他得以当选的代价。他的继任者尤金四世甚至更大胆，成为一个专制者。不久之后，巴塞尔新一代的宗教会议至上主义者便要求他作出解释。

高级教士和神学家在巴塞尔结盟，挑战尤金所声称的“全权”，强调在教会管理问题上，教皇和教会的其他成员要意见一致，至少双方要磋商。宗教会议至上主义者的精神领袖是巴黎大学的神学教师，他们最有说服力的论据很多都是这些神学教师提出来的。

是法兰西代表的不妥协态度最终将艾伊尼阿斯从巴塞尔赶走。多年以后，在1458年选举教皇的秘密会议上，法兰西的一位枢机主教纪尧姆·埃斯图特维尔强烈反对艾伊尼阿斯当选教皇。新教皇决定承认阿拉贡的阿方索的私生子费兰特为那不勒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否决了安茹的勒内的继承权要求，结果只是加剧了法兰西和罗马之间的紧张关系。教皇庇护二世在整个任职期间，路易十一老是给教皇的政策设置障碍，通常是借助他的工具枢机主教让· 茹弗鲁瓦的干预。让·茹弗鲁瓦和埃斯图特维尔一样，都成为庇护二世《闻见录》中所描写的主要反面人物。路易还经常向米兰施加通常是危险的压力（米兰和那不勒斯一样，吸引着法兰西人提出继承权要求），也破坏教皇集资以及在政治上支持招募十字军的计划。

欧洲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也和法兰西与罗马之间的关系一样令人忧虑，一样不利于教皇庇护希望制定的政策。1453年英法百年战争结束之后，英格兰、苏格兰、勃艮第和法兰西仍然小心翼翼，其关系处于僵持状态。勃艮第公爵菲利普时常表现出豪侠姿态，表示支持组建十字军，但他的边界地区麻烦不断，所以他实际上付诸行动的支持并没有他希望的那么多，当然也没有教皇希望的那么多。

中欧诸国的君主也各有苦衷。哈布斯堡的腓特烈三世只是偶尔试图统治神圣罗马帝国。腓特烈经常面临几个选帝侯的挑战（尤其是美因兹大主教迪特尔·冯·伊森伯格，一个刚愎自用的高级教士，连教皇的权威也同样不放在眼里，新教皇很快就会发现），面临匈牙利民族主义运动的挑战，尤其是波希米亚民族主义运动的挑战。胡斯派和泰伯派的异端分子在波希米亚深得人心，进一步削弱了皇帝的权力。

在奥地利，哈布斯堡家的各位兄弟表亲关系紧张，大多数都卷入毫无希望的复杂的继承权之争，这也抑制了腓特烈对一些领地的统治权，这一统治权充其量只是名义上的。腓特烈皇帝对巴塞尔宗教会议的议项特别感兴趣，他自己的帝国议会有时也讨论教皇至上问题。1447年，腓特烈皇帝与尤金四世言归于好（主要凭借艾伊尼阿斯的外交手腕），但腓特烈对于罗马来说，充其量只是一个小心谨慎的同盟。他对土耳其问题犹豫不决，没有出席他自己召开的帝国议会来讨论这一问题，也没有出席曼托瓦会议，让艾伊尼阿斯既感到震惊，也极为失望。

意大利内部的政治领导权问题也同样不明朗。在那不勒斯王国，无儿无女的女王乔万娜1435年去世之后，安茹的势力与阿拉贡的势力几十年来暴力冲突持续不断。在这些冲突中，阿方索及其儿子费兰特时常获胜，但其胜利既让他们自己付出代价，也让支持他们的几任教皇付出代价。不稳定状态似乎从这一南部的王国蔓延到意大利半岛其他地区。

在教皇国内部，对立的佣兵队长和地方贵族利用几乎是持续不断的危机，要求得到有争议的领地和头衔。在整部《闻见录》中，艾伊尼阿斯隐晦地谴责了这些野心勃勃的军事冒险者所造成的混乱，其中有皮奇尼诺家族，有安圭拉腊伯爵埃弗索，尤其是邪恶的里米尼领主、“万恶之王”西吉斯蒙多·马拉泰斯塔。实际上这些小贵族只是维护自己的利益，利用混乱局面为自己捞取最大的好处而已。但从后世的角度来看，这些人犯了一个错误，也就是在一个有能力的宣传者统治期间试图危害教廷。艾伊尼阿斯鄙视他们，决心镇压他们制造的叛乱。

不过在意大利的其他地方，艾伊尼阿斯公开赞扬那些白手起家的军人统治者的智慧和勇气。乌尔比诺伯爵费代里科·达·蒙泰费尔特罗是个有才华的佣兵队长，也是个文学艺术资助人。他赢得了艾伊尼阿斯的尊重，从教廷得到很多好处。

艾伊尼阿斯尤其赞赏米兰军事统帅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斯福尔扎在内战中崛起，在菲利波·马里亚·维斯孔蒂死后夺取了米兰公国。在艾伊尼阿斯看来，斯福尔扎集审慎、刚毅、政治家的果断于一身，是个理想的人物。他的大胆行动和突出的人格力量不仅为他赢得了机会，而且还赢得了担任首领的权利。

教皇与米兰的外交关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但毋庸置疑的是，他对斯福尔扎最为尊重，极为珍视与斯福尔扎的友好关系，对斯福尔扎率领教皇军战胜土耳其寄予很大希望。

1453年，奥斯曼帝国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动摇了欧洲的根基。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一举消灭拜占庭帝国最后的残余势力，确立了伊斯兰教在地中海东部的支配地位。他的军队与巴尔干半岛基督教王国之间几乎没有任何障碍，希腊和亚得里亚海周围富裕的意大利殖民地完全由他摆布，据说意大利南部海岸就在他的视野之内。

这一可怕的消息一传开，欧洲各个君主和共和国试图短暂地停止一直持续的争吵。1454年春，意大利各国在洛迪达成一项互不侵犯协议，希望组成统一战线，共同打击异教徒。同一年，勃艮第公爵菲利普发誓要组建十字军，腓特烈三世召开一系列议会，讨论帝国发动进攻的问题。但谁也没有采取行动。

艾伊尼阿斯经常发现，西方的每一位君主好像都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的利益，打算得再好也没有付诸行动。谁也不想第一个投入人力物力组建一支新的十字军，谁也不想跨出国界暴露自己，让自己的领土和财富遭受危险，除非他看到邻邦已经采取行动。五年来，艾伊尼阿斯看到苏丹的军队步步向前推进，而基督教世界的各位君主则原地不动。无论是加里斯都三世充满激情的宣传，希腊枢机主教贝萨里翁精明的外交策略，还是托钵僧修士乔瓦尼·卡皮斯特拉诺激动人心的布道，好像都无法打动冷漠、厌战的欧洲发动一场新的十字军东征。

然而，艾伊尼阿斯加冕时，就把发动十字军东征当成自己的奋斗目标。面对奥斯曼帝国的入侵，他决心“不仅拿罗马城和彼得的遗产来冒险，还要拿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来冒险”。

艾伊尼阿斯承诺组建十字军的诚意有时候受到质疑。他在15世纪50年代中期选择这一目标，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无所顾忌的策略，从以前的宗教会议至上论者摇身一变，转而支持一项典型的教皇计划。甚至他当选之后为了十字军而从事的各项活动也受到质疑：难道曼托瓦会议只是一个迫使世俗政权顺从和效忠的阴谋（而且是一个失败的阴谋）吗？

但与此相反的推断很可能也是成立的：奥斯曼帝国扩张的威胁迫在眉睫，直接迫使艾伊尼阿斯迅速信奉教皇至上的观点。腓特烈在1454至1455年的帝国议会上游移不定，艾伊尼阿斯对此感到失望，这也可能迫使他投入富于战斗精神的加里斯都领导下的教会谋求发展。由于世俗君主老是不作为，整个欧洲似乎只有教皇拥有道德权威，拥有面对土耳其问题的勇气。这样，艾伊尼阿斯在《闻见录》中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拥护组建十字军的教皇，可以说明教皇权威在15 世纪的核心地位，这一核心地位也是他这样描绘的理由。

艾伊尼阿斯的秘书生涯非常有助于他对付复杂的国际局势。实际上可以这么说，艾伊尼阿斯极为善长的人文主义秘书这一角色本身，就是15世纪上半叶欧洲政治、宗教、道德权威总危机的产物。在一个争论好像没有休止的时代，那么多国王的君主地位和法律地位都要争个你死我活，尤其是教皇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在位君主或渴望上位的君主的宝库中，语言艺术都被认为是一件必需的武器。

艾伊尼阿斯的经历足以说明，一个有才华的秘书可以在各种困境中为主子提供有价值的帮助，无论是外交、法律或是军事方面的困境。通过辩论法律问题，率领使团，与不同的派别协商，起草协议、劝说性的演讲稿、书信、较为有诱惑力的宣传品等，人文主义秘书可以变换为律师、参赞、大使和间谍的身份为雇主效力。无论是秘书本人还是其文字，都能对任何挑战其雇主利益的人构成可怕的威胁，同时在日益重要的国际舆论场所赢得喜爱和关注。

15世纪的秘书大多数都有大学文科背景，有一些还是相当有地位的人文主义学者。所以，以复兴古典文学和文化为特征的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运动，决不仅仅是美学问题或风格问题。人文主义者通过研究和采用古代的修辞辩论技巧，开发出一种用于当代政治生存斗争的有力武器。“科卢乔手里的笔比佛罗伦萨三十个骑兵连的杀伤力都要大。”这是14世纪末米兰公爵在与佛罗伦萨交战时所说的一句话。这场战争既是用武器打的，也是用文字打的，米兰公爵最终在这两条战线上都失败了。

佛罗伦萨的古典学者、历史学家和国务秘书萨卢塔蒂是早期人文主义运动的一个杰出人物，也许是第一个成为人文主义综合范例的人，也就是既有文学成就、也为国家效力。他和他圈子里的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全都是著名作家，凭借其艰苦努力和语言艺术在事业上成就辉煌，为他们所效力的政府带来了荣誉，这些人成为艾伊尼阿斯的重要楷模。艾伊尼阿斯在《闻见录》第2 卷第30 章所描绘的萨卢塔蒂及其圈子，显示出他钦佩的人的范围。艾伊尼阿斯就是在这里再次提到米兰公爵以非常懊悔的语气对萨卢塔蒂的能力所做出的评价。艾伊尼阿斯虽然从来也没有以同样的身份为他自己的城邦效过力（锡耶纳是共和国，对艾伊尼阿斯的高贵出身、对他在国际上的抱负一直都有疑心），他还是信奉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激进主义的理想，试图在自己漂泊不定的生涯中努力赶上他们所取得的成就。

艾伊尼阿斯认为自己做到了，他在《闻见录》第1卷中就是这么说的，这一卷描写他从早年一直到当选为教皇的经历。这位年轻的秘书，仅仅凭借其演讲技巧就出人头地，从欧洲形形色色的外交人员中脱颖而出，他本人就是其中的一员。他的生平（更准确地说是他的“自传”，我们要记住这一点）以一个接一个令人震惊的文字成就展现出来：艾伊尼阿斯无论走到哪里，他只要一开口说话，或拿起笔在纸上写字，大功便告成了。在他生涯中的几个关键时刻，在米兰或巴塞尔，在枢机主教选举教皇的秘密会议室里，在曼托瓦紧张谈判期间，艾伊尼阿斯都能以演讲绝技力挽狂澜扭转局面，也挽救了他自己及其主子的政治生命。他的演讲总是长篇大论、结构复杂，但不可思议的是，据说没有一个人烦躁，也没有一个人打瞌睡（“甚至没有人吐唾沫”）。所有的人都端坐着一动不动，除非是感动得流泪，因为艾伊尼阿斯的话能让大家一致同意，把所有可能的反对意见都推翻。

艾伊尼阿斯年轻时，以诗歌和虚构故事的形式来表现他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但随着他事业的发展，他越来越倾向于用他的技巧来达到实际的政治目标：或是写作外交事务摘要和政治演讲稿，或是描述当代史（通常是极有争议性，与他的政治意图密切相关），或是通过搜集、编辑、出版他的个人信件来为自己的形象增辉。当选为教皇之后，他虽然求世人“抛弃艾伊尼阿斯，接受庇护”（也就是相信那个俗务缠身的人已经完全投身于教会），但在知识和政治问题上，他仍然忠诚于人文主义的奉献精神。他的目标是恢复教廷在欧洲的领导地位，他打算运用他的全部才能来达到这一目标，既包括他的文学和语言艺术才能，也包括他的外交和政治才能。

艾伊尼阿斯几十年来虽然以卖文为生，以写作来换取资助和雇用，但身为教皇却对文人吝啬得出名，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菲莱尔福痛心疾首，抱怨他以前的学生忘恩负义。但教皇宁愿自己写演讲稿，自己写信。简而言之，他自己处理演讲问题，他受到的训练和经历让他能够这样做。这正是他写作《闻见录》时所表现出的态度，也是我们阅读《闻见录》时应该抱的态度。其中的个别段落也有坦率的自省，但总体上来说是一部不加掩饰地谢罪的作品。实际上这部作品极有文采，是人文主义秘书艺术语言的典范之作。他写这部作品不仅是为自己转而信奉教皇至上辩护，为他荣登教皇宝座辩护，而且还是在面对教会内外猛烈挑战时维护教廷的权威。

玛格丽特·梅泽夫

来源：百道网 2017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