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局部） 
 
   
    《中国文化读本》叶朗、朱良志著
 
　　近年来，很多学者都在谈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大家的意见可以大致分为两种：一种认为，应该积极地把我们的文化“送出去”，我称之为“送去主义”；一种认为，文化的事情急不得，从实际情况看，送去主义的效果并不好，最好是让外国人来挑，他们需要什么，自然会“拿走”什么，从他们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拿来”，我称这种观点为“拿来主义”。我倾向于后一种看法，因为衡量对外文化传播的标准，是效果而不是动机。送去主义不一定符合人家的国情，但是拿来主义一定符合，因为人家需要什么，他们比我们清楚得多。由此看来，文化走出去的问题，至少有两个要素：（1）人家需要什么？（2）我们有什么？对我们来说，关键还是文化建设。我们这里有物可拿，他们才能来拿。

　　我认为，由叶朗教授和朱良志教授撰写的《中国文化读本》（第2版，以下简称《读本》），就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成果：对外国人来说，这里的可拿之物比比皆是；对中国人来说，这里的可送之物唾手可得。作为“人文奥运”的标志之一，2008年该书第1版问世，好评如潮。八年后，其第2版又面世了。读者也许会问：在诸多好评中“再加”一条，有这个必要吗？我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但是我要说，新加一条不是为了重复旧论，而是为了“重新理解”，原因很简单：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事业依然在路上，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显现；只有通过及时的、不断的思考，这项事业才能进步得更快更好。一些学者早已指出：外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了解实在太少了；比较而言，中国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明显好于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了解。2010—2012年，我曾任职于英国西北部的一家孔子学院，对这种情况有切身体会。举例来说，为了推广中国的语言文化，我们在当地学校（主要是中学）有计划地举办“中国日”活动，其中的“中国知识竞赛”很受欢迎。题目的设计者有中国老师，也有英方的汉语教师，以英方为主，因为他们更了解情况。我还记得这样一个选择题：中国的首都是哪个城市？东京，北京，香港，或新加坡。有些回答是香港，有些则答不来。西方对我们的了解，由此可见一斑。

　　在我看来，《读本》的优点在于其深度。有深度者，必有一定的广度；但是有广度者，不一定有深度。诚如该书前言所述，作者要写一部“有深度”的读物，以“照亮”中国文化。这个写作原则颇具哲学意味：有深度，才能“照亮”；深度不够，照得就“不够亮”；照得不亮，读者就难以理解或无法理解。有深度，有学术含量，是该书区别于同类著作的重要标志。这与作者的学术背景、学术造诣与社会担当有关。就学术背景与学术造诣而言，两位作者都长期执教于北京大学，都是我国著名的美学家和哲学家。他们不仅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了晦涩难懂的哲学思想，而且积极采纳其他学者以及他们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在构建“文化中国”的同时，他们还揭示了一个“美丽中国”——不仅有器物之美，而且有精神之美——他们巧妙地把中国人民对真的探索与美的追求融为一体。就其社会担当而言，这部有深度的普及读物，自觉地承担了为普通读者服务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

　　在该书第2版的发布仪式上，叶朗教授以朱光潜先生的《谈美》与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为例，阐述了他对“普及读物与学术著作”的独到见解：前辈学者的范例告诉我们，一方面，普及读物不能写成学术著作，因为学术著作难以普及；另一方面，普及读物又不能没有学术含量，没有学术含量，就没有普及的意义。这个见解的“独到之处”在于，同类著作一般来说不怎么强调学术含量。从该书的发行量看，由“大家”写的这本“小书”（普及读物），深受读者喜爱。

　　该书的深度主要表现在其构建的“中国形象”之上。何为中国形象？根据我的阅读，中国是一个哲学上信仰“万物一体”，道德上提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文化上坚持“开放包容”，生活上追求“平安、和乐”的国家。当然，作者列出的中国文化的特征远不止这些，但我认为，这四点最为重要。首先来看我们所信仰的“万物一体”。这是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最主要特征，它存在于中国的政治、军事、法律、经济、建筑、教育、医学、文学、艺术、社会习俗与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作者选取了既有代表性又有可读性的一些原文，来说明这一特征。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就是说，“从爱父母开始，一直推广到爱天地万物。这就是‘仁’。”（《读本》）作为哲学家，作者深知哪些哲学知识重要，哪些不太重要；与非哲学家相比，这是他们的一大优势。与此同时，作为美学家，《读本》的作者还有一双慧眼，不仅能欣赏事物的美，还能把真的东西与美的东西融为一体，引导读者领略“万物一体”的哲学意蕴。例如作者引用《论语》中的一个故事，来阐述古人对生命意义的探索。有一次，孔子与弟子们谈论人生理想，子路和冉有的理想是治理国家，公西赤的理想是礼宾官，曾点与他们迥然不同，他说：暮春时节，我身着春服，和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少年，在沂水边游泳，在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回家。孔子说，他赞同曾点的追求（“吾与点也”）。作者深刻地指出：“孔子的话表明，尽管他十分重视一个人要为社会做贡献，但是在他心目中，一个人应该追求的最高的精神境界，应该是一种人与人和谐、人与天（自然）和谐的境界，是一种审美的境界”。新万物一体的思想，是真善美的统一。这是我国学术界最新、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在其学术著作中，叶朗对此论述如下：“如张世英所说，一个只有低级境界的人必然过着低级趣味的生活，一个有着诗意境界的人则过着诗意的生活。每个人的境界不同，宇宙人生对于每个人的意义和价值也就不同。”（《美学原理》）普及读物不同于学术著作。作者用孔子的一个小故事，来阐述这样深奥的哲理，真可谓深入浅出，独具匠心。这就是这本普及读物的“不普通之处”，其深度或学术含量正在于此。我认为，真善美的统一或新万物一体论（即区别于传统的万物一体论）是全书的“大纲”，纲举而目张，这个总特征表现在该书所述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凭借这个大纲，我们就能把看似互不相关的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联系起来。

　　其次，再来看中国形象的第二个特征：道德上提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国文化包含着极为丰富的道德思想，儒家主张“孝、悌、忠、信、礼、仪、廉、耻”八德，《读本》作者为什么偏好“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一条呢？我觉得作者所突出的这一点，既代表学术界的主流思想，又有重要的理论依据。例如张岱年认为：“刚健自强的思想可以说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旋律。”（张岱年：《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我所谓“有重要的理论依据”是指，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天道，孝悌忠信礼仪廉耻是人道；与后者相比，前者具有万物一体的本体论意义。（参见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换言之，在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中，万物一体的思想主要表现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样一种人生观，前者是纲，后者是其道德之目。作为普及读物，《读本》没有做这样的理论分析，而是让一些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来说话。例如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公元前138年，张骞率一百多人，从长安出发，出使西域，但刚进入河西走廊就被匈奴俘获，软禁了十多年。后来张骞逃脱软禁，又经千辛万苦，最后回到长安，一百多人的队伍只剩下两人。”（《读本》）被软禁十余年，一百余人仅存活两人，张骞依然牢记使命，载誉凯旋。公元前119年，他再次出使西域，“还分遣副使到西域各国，他们到了南亚、西亚以及地中海地区，足迹遍及十多个国家。”（《读本》）第一次出使西域的苦难经历，丝毫没有吓倒张骞。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生观。这里的“厚德载物”表现在汉朝与西域各国的友好往来上——汉武帝三次出击匈奴，消除了西汉帝国所遭受的边境袭扰，打通了对外交流的丝绸之路。“出击”是手段，“交流”才是目的。

　　再次，我们来看中国形象的文化特征：坚持开放包容。很多中国人不知道，这是我们的一个优秀传统，于是一提改革开放，这些人言必称西方。这是缺乏学习、思考的标志。国人尚且如此，某些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误解自然更多、更大。在英国工作期间，我听过一个中国文化讲座，主讲人试图用一幅漫画来说明中国人的思想。这幅漫画的主题是，一个留着辫子的中国人，正洋洋得意地对几个西方人说，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其他细节早已被我淡忘，唯独这个“中国形象”保留着，还有我的几个中国同事对他的反驳。据我了解，这个教授不但没有恶意，反而对中国很友好。他对中国的曲解，完全是由于无知。他不知道，闭关锁国、妄自尊大是中国历史上的特例，不是主流。《读本》讲述的历史事实，与此形成鲜明对照。首先是大唐盛世的开放气象。作者指出：“《论语》一开头就记载着孔子的教导：‘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由唐太宗开启的大唐盛世，正体现了孔子所表述的这种中国文化精神。大唐盛世在文化上显示出开放和包容的态势，在当时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呈现出涵容百川的五彩缤纷的景象。”作者用白居易的诗来说明当时艺术领域的开放程度：“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胡旋舞来自当时的西域，却深受汉人欢迎。宗教领域的开放程度同样令人惊讶。作者指出，“基督教传入中国就是在唐太宗的时候。那是基督教的一个派别，叫聂斯托利派。”被罗马教廷判为异端后，他们不得不向东发展。贞观九年，主教阿罗本带领一些信众来到长安。他们自称景教。“唐太宗派房玄龄热情接待他们，让他们在皇帝藏书楼翻译景教经典，并由政府出资帮助他们在长安建了一座教堂。”唐人不仅不排斥外来文化，而且虚心地、努力地学习外来文化。玄奘大师和义净大师就是最好的例证。公元627年，玄奘启程赴印度取经，历经17年，游历110余国，带回佛经657部。“当时唐太宗在洛阳，他命宰相房玄龄派右武侯大将军莫陈实等官员迎接玄奘。很快唐太宗又在洛阳接见玄奘，长谈十二三个小时。”武则天同样重视学习外国文化。公元671年，义净大师由海路经苏门答腊等地赴印度取经，“前后24年，带回梵本经、律、论400部。武则天亲自到上东门外迎接，极其隆重。”我们的先人对待外国文化的态度及其学习外国文化的热情，由此可见一斑。《读本》言简意赅地告诉读者，开放包容的广阔胸怀是我们的一个弥足珍贵的传统价值观。

　　最后，我们来看中国形象中的百姓生活：追求平安、和乐。换言之，和平、安宁、和谐、快乐的生活，一直是我们祖先的追求。我并不是说，中国人只有这两个特征，而是说《读本》所讲的这两个特征，一定是中国人所具有的诸多特点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我只能选取其中的两个：长城与《清明上河图》。说起长城，人们往往把它与战争联系在一起。与此相反，《读本》高度认可一个英国学者的观点，把介绍长城的一章取名为《祈求和平的万里长城》。作者认为：“长城是和平的标志，是人们在和平的愿望下修建的。绵延万里的长城，包含着这个东方民族要过安宁生活的强烈愿望。”这就是说，中国老百姓的最大特点之一是爱好和平，反对战争。作者的言外之意显然是，古人如此，今人亦然。这就把我们的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爱好和平也是我们的一个传统价值观。以平安（和平）这个极为重要的价值观念为纽带，长城不仅把古代和现代联系起来，而且把东方和西方联系起来。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则描述了中国百姓所追求的和谐、快乐的生活。它把北宋都城的广阔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赶毛驴的小孩儿，纤夫，装卸工，大桥，小桥，地摊儿，算命先生，酒楼，客栈，香料铺，绸缎铺，药铺，和尚，道士等——“应有尽有。有人数过，画面上出现的一共有七百七十多人……处处透露出市民们满足的、散淡的心态，透露出一片宁静安乐的和谐。”由此可见，作者心目中的中国百姓，与上文提到的那位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英国学者心目中的中国百姓，有天壤之别。

　　《读本》告诉我，中国人相信“万物一体”，提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生观，对不同的文化持“开放包容”的态度，生活上追求“平安、和乐”。在我看来，这个“中国形象”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仅反映了中国的过去，而且照亮了中国的现在：“与古人、今人同呼吸、共命运，才能使历史、传统的纽带生动起来，而只有生动的纽带才构成真实的历史和传统”。（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在阐述我们的基本国策时，我国领导人曾援引古人的话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不是“万物一体”的哲学信仰吗？数学家陈景润，作家张海迪，以及无数身处逆境却能乐观向上的中国人，不正体现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生观吗？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虚心向西方学习一切有益的知识，这不是一种文化上的“开放包容”吗？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最常听到的祝福之一是，愿你平安、快乐，这不也是古人所期盼的平安、和乐吗？

　　张世英说，美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因为它是对求真的科学境界与求善的道德境界的超越。（《审美启蒙》）从这个角度来读这本由美学家写的书，读者或许会有所收益。近些年，在教学实践与对外交往中，我常被问及中国形象之类的问题，每每感觉难以作答。《读本》为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答案。我要用它所援引的两句古语，来结束我对该书所塑造的中国形象的讨论：与同类著作相比，该书的独特优势在于，它不仅为读者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一朝风月”（即本体的不同显现，亦即不同的中国形象），而且清楚地指明了中国文化中的“万古长空”（即作为本体的新万物一体）。正是这万古长空与一朝风月，既把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别开来，又把二者联系起来。



    来源： 《中华读书报》（2017年05月03日1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