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历史地理》一书，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北京城对侯仁之先生来说，不只是学术研究的对象，也是情感的寄托。

    学术是做出来的，也是走出来的。 
    寻古：文化情怀与实证精神 
 

   
                                         侯仁之先生1948年于利物浦
 

    活生生的北京历史地理

    通过地图了解一个城市，可能是最简易也最考验知识面的方法。而如果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理解一个复杂的城市文化，则更容易抓住其关键问题。在有关北京历史地理的经典之作里，侯仁之先生的《北平历史地理》堪称最佳。这本书在2013年首次被译成中文出版后，便引起了圈子里的轰动，2014年此书再版，依然是各大文化书店的热销书。作为一本纯学术作品，能在学术圈内外都引发影响，实属不易。

    实际上，《北平历史地理》是一本旧作，是侯仁之先生在1949年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有人曾这样评价这本书：“它开创性地运用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强调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分析相结合，文献研究与田野考察相结合，对北京城的兴起和发展变迁史做了详细的考证和精辟的阐释”。它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第一部关于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专著，无论是在侯仁之个人的学术发展历程中，还是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均具有重要的标志作用，于今天的城市规划与保护，也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侯仁之先生的历史地理学功夫，不仅在于精研文献史料、踏足土地的田野实践，更在于杂糅历史、文化与地理形态的千年流变。各异的符号、繁复的数据、杂乱无章的信息，在他笔下都是亲切可爱的伙伴，大地山川沉默无声，但其间的一草一木皆系生灵造化，看似无情，实则有情。以山为脊骨，以河为血脉，历史地图便成了活生生的人。

    北京城对侯仁之先生来说，不只是学术研究的对象，也是情感的寄托。他把观察到的北京城看成“一个传统的、有形的历史文化的洪流”，他曾说：“瞻仰宫闱庙坛的庄严壮丽，周览城门市街的规制恢宏，恍然如汉唐盛时的长安又重见于今日。这一切所代表的，正是一个极其伟大的历史文化的诉诸力”。

    为什么侯仁之先生会对北京城有如此独到而深刻的观感？上世纪40年代，他曾在英国利物浦大学跟随历史地理学家克利福德·达比（Clifford Darby）学习，受其“历史地理学的任务就是重建过去的地理”的观念影响甚大。历史地理的研究从来不是数据和符号的排布和呈现，而是涉足国族情感和记忆的学科。要让历史地理学拥有能自洽的逻辑，并构建学科的独立性，既要拿出与相似学科不同的方法论和范式，也要和诸有关学科一起，融入对国家和民族历史的记叙中。显然，没有实地考察和切身感受，单凭冰冷的数据是不可能构建出这种图景的。

    接力踏勘北京郊区

    相比北京城区历史地理研究的丰硕成果，我们对北京郊区村落的变化了解相对较少。在我的阅读中，尹钧科《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是对北京郊区农村研究比较经典的一本书。作者是侯仁之的学生，历史地理学的基本功扎实，加上他对水资源与城市区位的研究，让这本书颇有特色。

    这本书对各个历史时期北京郊区的村落研究，着眼的问题，包括有哪些村落是该时期形成、有哪些村落是该时期消失的或迁移的、影响该时期村落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等等。这本书还对北京郊区村落的名称特点及成因、形态类型及成因、空间分布特点及成因等，做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和论述。这些问题若没有踏遍实地的调查，恐怕答案是难以确认的。

    在实证精神的指引下，书中对细节史料的考辨也更可信。书中干货满满，有些知识我还是头一次知道。比如北京村庄有些看起来不像汉语也不像满语的地名，很有可能是在元朝时期形成的。比如，大名鼎鼎的魏公村原来是畏吾儿人聚集地，是畏吾儿村的谐音。再如，昌平小汤山地区有个叫阿苏卫的村庄，我最初见到这地名的时候就觉得很怪异，不像北京常见地名。经作者考证，阿苏卫是伊朗语，源自元朝时期西亚人的聚集地（但我在其他资料上，也看到另外有说法称，阿苏卫实际上是阿速卫，是元朝皇宫中卫军的意思，元朝灭亡后，蒙古皇帝北逃时，这里的人随之逃遁，但地名保留了下来）。再如，北京东郊的孛罗营也出自蒙古语，来自蒙古人名。

    作者还十分重视朝代更迭后的人口变化及其背后的政治因素。比如，明朝之后才有了北京农村的大规模发展，此前几经折腾，多数时间北京周边很荒芜。另外，清朝以来北京山区的人口增长速度超过平原地带，因为大量无地农民被逼迫进入山区生存。这本书还为研究北京地区的民族关系史、人口迁移史、文化发展史以及郊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和村镇建设规划提供必要的参考。

    令人钦佩的“大开脑洞”

    这种数据与实证兼得的思考方式，在历史研究中颇为常见。比如有关《山海经》的解读，历代路径颇有不同。在此跟大家推荐两本角度别致的研究著作，和从历史和神话学角度考察不同，这两本书的研究路径有两个特点：一是跨学科，二是角度别致，用新潮的话说，就是能“开脑洞”。

    一本是山东大学刘宗迪教授的《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他用大量的篇幅论证，“山经是观天图，海经是月令图”。如果书中所说是历史的真相，即封禅在远古时代是一种天文观测活动，只是由于后人的误解，才变成皇帝显示功绩的活动，而“昆仑”其实是进行天文观测的场所。那么，这也就是说各地都可以有昆仑，而后人则认为它是一座山，但又不明白它的方位在哪儿。因为到处都有，到了汉武帝这儿，索性就命名了一座。

    相比刘宗迪的论著，下面要说的这本书，实证精神就更强了，结论也更加耸人听闻，但其说法也的确能自洽。美国学者亨丽艾特·默茨（Henrietta Mertz）的《几近退色的记录：关于中国人到达美洲探险的两份古代文献》，堪称一本奇书。

    我最早知道这本书，还是在小时候一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考古科普书里，因而有关中国人发现美洲的说法一直存留在印象里。这本书在美国是1953年出的，1993年在国内出版，印数不到400册，可谓极其罕见。作者默茨女士深入研究了中国古籍中有关僧侣慧深对扶桑国、女国的记述，还论述了4200年前大禹派人考察美洲大陆的山川物产，其主要文献即《山海经》，特别是《东山经》、《海外东经》和《大荒东经》三章。

    默茨女士相信《山海经》（准确说应该是《五藏山经》）是帝禹时期的考察报告，最令人震惊的是，她从《东山经》里记载的几个山脉之间的距离里数，与北美洲（从阿拉斯加到美国南部一带）的实际地理地貌进行比较，发现其中的数据十分契合。不仅如此，连古书里记载的风土人情也与当地实际情况吻合（当然，这点可以“开脑洞”，古书里有些象征式说法本身就不准确，可以加以联想与模糊化）。而且，为了尽量还原古人的“足迹”，这个比对是她徒步勘察的。哪怕不从学术角度讲，作者的实证精神也是令人钦佩的。如果事实果真如此，正如书中所讲，“对于那些早在四千年前就为白雪皑皑的峻峭山峰绘制地图的刚毅无畏的中国人，我们只有低头，顶礼膜拜”。

    或许，如果没有亲身探索精神和对历史文化的深沉情怀，后人既不能读到科学严谨的历史地理读物，连从种种寻古的奇书里获取想象力被刺激的快感也不会有了吧。



    来源： 北京晚报  2017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