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兆平

　　1945年生，福建省福清市人。1982年厦门大学研究生院毕业，留校，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厦门大学学报》主编、福建省文学学会文艺理论研究会会长、福建省美学学会副会长等。已出版《闻一多美学思想论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中国现代三大文学思潮新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浪漫主义在中国的四种范式》（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南华文存》（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等11部学术专著，在《新华文摘》、《文学评论》、台湾《联合文学》等海内外刊物上发表近200篇学术论文。日本九洲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台湾《联合报》系等访问学者。

怀师录
——悼念郑朝宗先生

　　先生走了。在我有生以来心境最为暗淡的时日里，先生走了。师母走后，先生曾在百日之祭写下一篇令人潸然泪下的情性之文——《怀清录》。而今，我亦仿先生，为此文题曰：《怀师录》。
 
　　在先生的告别仪式上，我脑中闪现的是“功德圆满”、“实至名归”这8 个字。“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若按自然规律而言，先生走时90高寿，乃人世间难得的“金石”之寿，况且先生毕生传道、授业、解惑，所哺育的弟子遍布海内外，其功卓著，其德崭然，口碑载道，众望所归。若论学术，先生著述丰赡，40年代评涉中外小说，神思通达，博辩纵横，自成一家风采；80年代，先声夺人，挟古凌今，开中西方“钱学研究”之先河。从教者、为师者，若能如此，亦不愧已一生。但先生还有一手，他与众不同的是还有一支生花妙笔，其散文承“清华”一脉，醇净绵密，情文融和，内里的功力只有品味再三，方能悟得。先生常说：“学术靠勤奋，创作靠天分”，他在内心深处崇奉的更是“灵性”、“神思”，所以在我的心目中，先生首先是一位诗人，而后才是授业者。也正因为如此，先生才会“1957年我以言语获咎，困顿三年，幸免沉沦。”（《怀旧》）为先生策划、出版《梦痕录》一书的香港三联书店编辑梅子先生曾与我谈及两辈人文笔之距，他认为奠定先生那一辈人国学根柢的环境氛围，如家学渊源、文脉气韵等，断然追回。所以能把西洋文化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拓出新境的，如钱钟书、宗白华、郑先生这样，恐怕吾辈永难企及。此说我甚赞同。我想，这可能就是《读书》、《随笔》等杂志的编辑们一拿到先生的文稿，便爱不释手，赞叹再三，不敢妄加删动，惟恐佛头着粪的原因吧。
 
　　但是，望着灵柩中先生瘦削而安详的面容，我又不愿意相信这一切是真实的。20年的时光难道就这么匆匆地逝去？带走了先生，也带走了我们的青春！1979年，先生与许怀中先生联合招收了8位厦大中文系首届文艺理论研究生，我也有幸忝列于内。那在鲁迅纪念馆楼上，先生诵读自译荷马史诗中《安娘曲》一诗时神采飞扬之状；先生讲解《管锥编》“心同理同，正缘物同理同”时洞瞩明察之貌，迄今仍历历在目。印象犹深的是，先生以70高龄赴京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回校之后，神情振奋，演讲多次，呼曰：“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到了！”让你绝对想不到先生已是古稀之人。

　　先生在讲课中，除了对鲁迅、钱钟书先生推崇备至之外，对宗白华先生也赞赏有加。他说：“《美学散步》中《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乃空前绝后之作。”这是我所听到先生唯一一次用“绝响”之标准来评定一篇文章的，我觉得从中透露出先生的人生价值取向：超然澄沏、淡泊明志乃极致之美。先生一生，经战乱，遭困顿，大起大落，历尽沧桑，故而看透功名利禄，鄙视名实难副之徒。先生谈到未拿学位提前回国之原由时说：“中国人研究中国文学，却要到英美去拿博士学位，岂非怪事？”或许这便是他和写《围城》的钱钟书先生成为莫逆之交的缘由之一。
 
　　先生对于哲义、宗教等，多取顺其自然之道。师母信佛，温良慈善，其时因住房狭小，从北村搬到西村，却不幸身染沉疴，终成不治。先生为此，曾两次对我感叹道：“若师母还住在北村，不致于此。”我知先生之意，因先生在北村的寓所，（我后来亦住于此楼）打开窗户，近旁便是一高僧之墓塔，师母虔心，必获庇佑。先生为人可贵之处，便在于此，他宽容、顺和，尊重他人的选择，而不是刚愎自用，强加于人。在对弟子学业的指导上，亦是如此。我们撰写硕士毕业论文，在选题上先生的一条原则是：依性之所近而择。我早年写诗，亦喜诗论，故先生赞同我以闻一多为研究对象，终历数年辛劳而成“正果”。
 
　　在先生执教60周年纪念之际，我写了篇散文《“梦痕”中的先生》，得到先生首肯，他笑道：“你算是踏上散文的门坎。”先生为人宽容，但对弟子学业要求却极为严格，极少赞许，以致年届半百的我听了这句稍微算是表扬的话后，竟有了点飘飘然之态。此后，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先生在与我交谈中多提及往事，但当时我并不在意，仅以为闲聊而已，未留下只字笔录，现才追悔不及。这些往事，我曾与数人谈及，他们均未闻之，可见有录下之必要，以便为将来系统地研究先生的生平著述（愿有这么一天）提供点线索。
 
　　先生缘何应王亚南校长之聘离英伦回国呢？此中原由在于他俩神交已久。先生说：40年代，他和王亚南校长都在上海一家进步杂志《时与文》（周刊）上发表系列论文，王校长写的是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文章，先生则是关于中外小说的评论。俩人的政治倾向、价值取向默契合拍，人未相会，神却交应。“惺惺惜惺惺”，王亚南校长到厦大后，便遥望海天，力邀先生回国，主政中文系。
 
　　先生离英之际，因政治倾向过于鲜明，护照等被亲蒋的台湾留学生（实为特务）偷走。先生从香港抵达广州后，深怕补办的证件手续不齐全，惹出麻烦。未料到广州后，负责此事的军代表在会见先生时，则对先生大为赞扬，高度评价先生与台湾特务斗争的勇气，肯定先生对新中国、对共产党的一片忠诚。
 
　　先生说，他回到厦大后，一下就戴上了5顶“红帽子”，（我记得大概是中文系主任、厦门市文联主席、厦大工会主席，以及土改工作队队长等）没想到时乖命蹇，57年“以言语获咎”，一夜之间变成一顶“白帽子”。在此之后漫长的20年中，先生动辄得咎，忍辱负重，历尽人间磨难，尝遍世态炎凉。对知识分子而言，精神上的摧残，尤为酷烈。先生辞世前的一年，偶尔会发生意识迷惑现象，有时竟会问及：“中文系运动搞完了没有？”闻此言，我无法抑制眼眶中的泪水，此等心灵的创伤决非你我所能感受得到的。在先生的追悼会上，我从悼词中方得知先生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担任过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在烽火连绵，民族危亡之际，能胜任此职定为群体中的佼佼者。遥想当年先生意气奋发、挥斥方遒之英姿，与今对照，判若两人。当然，历史是不会为个体承担些什么，但对历史的是非功过，我们这一代人应做出判断。
 
　　先生还告知，《记萨本栋先生》一文中顺笔提及的在长汀与萨校长争吵的那位教师，乃现在上海某名人。此文发表后，该名人曾在《随笔》杂志上刊登二篇文章，对先生发难，颇有泄私愤之态，有失名家风范。当时，我曾问先生：“弟子们要否应战？”先生阻止了。由此，也透示出先生一贯信奉的“无欲则刚，有容乃大”的人生宗旨。
 
　　人可以被客观所扭伤，但绝不可以被客观所扭曲。历尽磨难的先生从未放弃过自身的信念与追求。1978年，先生从黄山归来，写了一首七绝述怀：“八闽文献久消沉，敢有豪情继严林？已分冥顽同槁木，山灵触我旧时心。”先生毕生尊重他父亲一辈的朋友林纾、严复、陈衍这几位老先生，他“生平深愿是使本省文化恢复到严复、林纾时代，居国内前列的水平”，（《海夫文存》）“使落后的福建再度蜚声全国”，（《记林纾》）这是先生的遗愿。我们能做到吗？能使先生安息吗？

作于先生仙逝之际

来源：厦门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