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服务、社区生活与伦理道德：美国社会的视角
    Voluntarism, Community Life, and the American Ethic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世界公益与慈善经典译丛

    罗伯特·S. 奥格尔维（Robert S. Ogilvie） 著
    杨敏    译


    前　言
    ——志愿服务和美国伦理

    伦理:是指一种文化、群体或个人所持有或遵守的道德原则或价值观念。——《韦氏大学词典》第二版
 
    伦理:(1)一套道德原则或价值观念; (2)一套理论或道德价值理论或体系; (3)个人或团体所要遵守的行为原则; (4)有指导性的哲学。——《韦氏学院辞典》第十版
 
　　当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美国看到了民间社团中的志愿者时,他认为他们是一群“自律、有节制、有远见、有主见的公民”。他所称赞的这些志愿者的品行,也是他们的心灵习性,其实就是我所说的美国的伦理道德。就像现在,这种伦理道德是通过在一直负责管理一些小规模的公共事务的民间社团中公民之间的互动形成的。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把人们自愿参与他所谓的“公民生活中的公众团体”看作某些重要品质的来源,如那些对同胞、深远道德启迪、有影响力的社区的互惠和忠诚的情感;一种面对社会问题的自发力量;以及成为社会中有价值的一分子的感觉。

　　对于托克维尔而言,对于从民主走向过度的个人主义的自然倾向带来的挑战,这种伦理道德意味着是独一无二的解决方案。他认为个人主义的难题是:当出现问题时,个人主义便倾向于集中解决问题。在他看来,这是一种目光短浅的反应,因为这样最终会导致民主条件被侵蚀。 因此,巩固民主条件、形成和维持解决问题能力就是一种挑战。在托克维尔的分析中,这是民主平衡的行动,通过参与行动,美国人变成了民主人士。真正的美国仍然以个人主义为特征,但用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整体论者的个人主义”。

　　很少有人对如何通过自愿地参与公民生活中的民间社团的事务来发展伦理道德进行详细的研究。另外一个问题大体上也无人提及,即为什么一些志愿者机构似乎成了伦理道德的生成器,而另一些则没起到作用。本书的目的是详细探讨这两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并概述如何建立能够产生出美国伦理的机构。鉴于如今许多人担忧美国伦理正在变成往事,国家因此而日趋恶化,这类调查是及时有用的。虽然我也看到很多人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来证明美国的志愿服务精神逐渐在衰退或者美国至少已经变得更加个人主义化了,但也确实出现了很多协会,证明了很多托克维尔书中所提到的致力于生成美国伦理道德的机构还存在。本书将重点关注其中一个机构:位于纽约市的无家可归者的合作救助组织(The Partnership for the Homeless)和其志愿者。

    无家可归者的合作救助组织

　　无家可归者的合作救助组织成立于1982年。它是为全美无家可归者提供服务的最大的非营利机构。我曾经作为志愿者团队的队长在那里工作过四年。在“无家可归者的合作救助组织”所运行的众多方案中,我发现最突出的、也是我将关注的一个方案就是以基督教会和犹太会堂为主导的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网点。截至2001年10月,在纽约市的五个行政区里就有120个这样的收容所,共有1 239张床位。收容所都是由志愿者管理的,大约有11 000名志愿者。我就是在“合作救助组织”工作期间(这也是那些在那里工作的志愿者通常所用的名称)才首次接触到美国的伦理道德。通过对这个杰出的机构及其同样出色的志愿者队伍的形成、发展和运作的研究,我在上一段中所提出的两个问题的答案也将随之显而易见。关于美国伦理形成的细枝末节主要从两个教堂[即皇后区格兰代尔(Glendale)的耶稣圣心教堂(Sacred Heart of Jesus)和曼哈顿市中心的第五大道长老会教堂]收容所的运作可见一斑。

　　无家可归者的合作救助组织是美国独有的故事,是公民在应对社会急需而自发形成和资助的组织。该组织由已故的彼得·史密斯(Peter Smith)着手成立,他在1982年说服了自己所在教堂(格林尼治村的圣约瑟夫教堂(St. Joseph’s Church)]的牧师,允许他在教堂的地下室开始创办一个由志愿者管理的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

    格林尼治村的圣约瑟夫教堂

　　如果允许在教堂的地下室里开设收容所,彼得是否能够找到足够的志愿者陪同无家可归者过夜呢?对此,牧师半信半疑。然而这样做的话,教堂也不会有什么不妥,所以牧师就允许彼得利用地下室去做尝试了。彼得的尝试成功了,接着他便以这个格林尼治村的圣约瑟夫教堂收容所为示范在无家可归者和教会之间建立起了合作救助组织。我在1991年开始担任志愿者协调员,随后不久就成为志愿者团队的负责人。作为志愿者团队的主任,我负责招募、培训和管理志愿者们的工作,并支持帮助广大的志愿者收容所的协调员们在教堂的收容所中做同样的事情。到1991年,我们已经发展了10 000名志愿者。虽然在我四年的聘期里,我个人招聘和协助招募的新志愿者只有几百名,但是当我努力培训和留住更多的志愿者的时候,我已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让更多志愿者参与要比几个人卖力工作更加有意义。正是因为我在做这样工作的时候,才意识到参与到其中对其他人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合作救助组织收容所和纽约市无家可归者服务局(Department of Homeless Services,DHS)的收容所实属同类,但却鲜为人知,后者是在纽约市市长迪肯斯(Dinkins)执政期间从提供社会福利服务的市政府人力资源管理局(HRA)分离出来的。这两个机构差别迥异。尽管纽约市无家可归者服务局收容所在20世纪90年代末进行了改革、缩减了规模,但规模依然很庞大、人情很冷淡;而合作救助组织的收容所规模更小些、人情味更浓些。纽约市无家可归者服务局收容所令人望而生畏,而合作救助组织收容所令人觉得安全可靠。法律上是要求纽约市收容所不得拒绝任何人的求助,也禁止它对求助者强加一些行为要求作为居住条件(最近州上诉法院正在裁定,如果通过了,这一点将有所改变);合作救助组织的收容所则是可以有所选择的,并且可以驱逐那些不遵守他们规定的人。因为合作救助组织的收容所及其运行方式与纽约市收容所的方式是不同的,所以我将在这本书的开始对合作救助组织进行详述。大多数美国人没有去过无家可归者收容所,更不用说在其中做志愿者工作了,所以很少有人对收容所到底是什么样子,以及和无家可归者的近距离接触是什么样的情形有一手的知识和经验的。因此,在大多数美国人、特别是生活在大城市的美国人对无家可归者收容所的印象常常是道听途说的二手印象。在他们的印象中,收容所很可能是连无家可归者都感到害怕的危险的、拥挤的大场地。很少有人能够想象出在这些地方做志愿者工作的情形。合作救助组织收容所的运行和它这样的形象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将对这两种教堂收容所的形象、感受和运行方式进行描述,以便大家能够对这些地方有一个真实感受。

　　第五大道长老会教堂收容所和耶稣圣心教堂收容所是我想列举的公民生活中的公众团体的两个例子,公民在这些公众团体中形成了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所称之为的心理素质。这两个收容所坐落在不同的商业区,差别就像在一个城市的不同区域,这种差异也清楚地反映在这两个不同的教堂中。我将在整本书中贯穿这些差异,但对于两者的相似之处我将花更多的时间进行研讨,因为后者更引人注目。我选择这两个机构作例子,不仅是因为它们运作的成功而且是因为它们有相似之处。我衡量成功的主要指标是志愿者队伍的规模,我发现这是衡量一个现有机构是否蒸蒸日上的最准确的指标。如果一个志愿者机构运作得好,它会吸引到很多志愿者;如果运作得不好,那么它就吸引不了大批的志愿者。圣心教堂收容所自1982年3月成立以来运作都很成功,一直都有200~250名志愿者为其服务,其志愿者团体也一直是合作救助组织网点中所有收容所里最大的一支队伍。这个收容所也一直是由一个专注投入的领导团队妥善管理着。第五大道长老会教堂收容所也拥有一支大规模的志愿者团队,大约有160人,教堂本身有800多名志愿者参与到各种社会项目中。从其1986年成立以来,第五大道长老会教堂收容所每晚都开放。然而,令这个收容所成为有趣的对照案例的正是它有一段起死回生的经历。到1999年时,第五大道长老会教堂收容所已经只剩下最后六名志愿者了,教会的一些执事打算将其关闭。收容所项目最后通过重组才得以保留下来,之后,第五大道长老会教堂开始不知不觉地效仿圣心教堂运作收容所。我选择了第五大道长老会教堂收容所作为其中一个例子也正是因为它逆转的经历以及其重获生机的故事。

    名家推荐

    本书是有关社会参与和志愿行为方面研究的一部重要文献。 也是我所知道的第一部系统的、有关对待志愿者和他们所创立的机构的民族志研究。——杰恩•范泰尔 (John Van Til) ，《民间社团发展——从非营利部门到第三空间》（Growing Civil Society: From Nonprofit Sector to Third Space）作者
 
    对解决无家可归者问题感兴趣的师生们将会发现这本书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选择》（Choice）



    来源：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